死亡賠償金是否可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兼論某高院《關于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指導意見》第十三條
摘要：一直以來，關于死亡賠償金是否屬于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訴訟的范圍是司法實踐中頗具爭議的問題，各地法院在審判實踐中也出現了各種分歧。筆者通過本文提出死亡賠償金應當屬于刑事附帶民事的賠償范圍，以供參考。
關鍵詞：死亡賠償金；刑事附帶民事；物質損失
近 日，轟動某全省的某音樂學院學生藥*鑫故意殺人案的判決已經生效，刑事判決書判決被告人藥*鑫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決結果一出，幾乎所有關注本案的 人士皆歡呼雀躍，認為該判決彰顯了社會主義法律之公平與正義。當我們仔細研讀某省某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某刑一初字第68號判決書不難發現該判決書 主文中“關于賠償死亡賠償金、精神損失費的訴訟請求，因不屬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不予支持”。某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民事賠償部分之所以作出如此判 決，是因為某中院認為死亡賠償金不屬于“受害人遭受的物質損失”，故此不予支持。不容置疑的是，某中院的判決多少參照了某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 26日以某高法【2009】117號文件——《關于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指導意見》第十三條“死亡賠償金不屬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這一規 定作出的。筆者認為，該規定明顯違反了我國法律的公平正義原則。
一 死亡賠償金應當屬于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范圍。
首先，認為死亡賠償金 不屬于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范圍的法律依據不足。目前為止，認為死亡賠償金不屬于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范圍的法律依據主要有以下幾點：1、《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 條之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該規定認為死亡賠償金應當是物質損失。2、《刑 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由于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并應根據情況判處賠償經濟損失。”3、《最高人民法院關 于刑事附帶民事范圍的規定》（法釋【2000】47號）第一條之規定“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質損失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可 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對于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失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4、《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損害賠償責任若干 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7號）第九條之規定“精神損害撫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二）致人死亡的，為死亡賠償金。”最終認定，死亡賠償金屬于精神損害 賠償不屬于《刑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的物質損失，最終不予支持刑事附帶民事賠償中的死亡賠償金部分。筆者認為，死亡賠償金應當屬于物質損失。其一，就法律依 據來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1998]23號)第一百條之規定“人民法院審判附帶 民事訴訟案件，除適用刑法、刑事訴訟法外，還應當適用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規定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應當適用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也 就明確了法院在審理刑事附帶民事案件時應當按照我國有關民事法律的規定予以執行。其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 釋》（法釋[2003]20號）第十七條第三款之規定“受害人死亡的，賠償義務人除應當根據搶救治療情況賠償本條第一款規定的相關費用外，還應當賠償喪葬 費、被扶養人生活費、死亡補償費以及受害人親屬辦理喪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費、住宿費和誤工損失等其他合理費用。”及第十八條第一款之規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 親屬遭受精神損害，賠償權利人向人民法院請求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的，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予以確定。”明 確將死亡賠償金與精神撫慰金區分開來，且將死亡賠償金采取了收入喪失說，可見該司法解釋也已經將死亡賠償金視為了物質損失而非精神損失。根據新法優于舊法 的原則，《人損解釋》第十條就已經將《精神損害解釋》第九條予以廢止。其三，我國其他相關法律也明確將死亡賠償金認定為物質損失而非精神損害賠償。《消費 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二條之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造成消費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的，應當支付喪葬費、死亡賠償金。”；《產品質量法》第四十四 條：“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應當支付喪葬費、死亡賠償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養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費等費用。 ”《國家賠償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中也規定“造成死亡的，應當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總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二十倍。”由此可見，其他法 律并未將死亡賠償金視為精神損失。根據位階原則，以上法律都應當優于《精神損害賠償解釋》中死亡賠償金屬于精神撫慰金的規定。死亡賠償金不應當屬于精神損 害賠償。其四，根據新的《侵犯責任法》第十六條之規定：“造成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和死亡賠償金。”和第二十二條之規定“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造成他人 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可見，死亡賠償金也被新法律確認為了物質損失而非精神損失。其五，就司法實踐來看，也有部分省高級人民 法院將死亡賠償金列為了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范圍之中。例如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十五條之規定“醫療費、誤工 費、護理費、交通費、住院伙食補助、營養費、殘疾賠償金、殘疾輔助器具費、被扶養人生活費、喪葬費、死亡賠償金實際的數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 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的計算標準確定。”將死亡賠償金列為了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的范圍。貴州該院發布的《關于在交通肇事刑事附帶民事 訴訟案件中調整賠償范圍的通知》要求“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十六條和第二十二條調解或裁判。”由此可見，其他地方法院不但未將死亡賠償金排 除于刑事附帶民事的賠償，反而將死亡賠償金明確列入了刑事附帶民事的賠償范圍。由以上幾點可知，將死亡賠償金認定為并非物質損失的法律依據明顯不足。
其 次，將死亡賠償金劃于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范圍之外的實踐依據不足。在實踐中，主張不將死亡賠償金不在刑事附帶民事程序中予以解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1 刑事附帶民事原告人應當就死亡賠償金另行提起訴訟，不應當在刑事附帶民事賠償中提出；2 即使判定被告人承擔死亡賠償金，在執行過程中往往難以執行，勢必引起被害人家屬對法院的強烈不滿；3 因戶籍限制原因，死亡賠償金的數額差異較大，致使戶籍不同的被害人之間的賠償標準不一，勢必引起被害人家屬的對抗情緒。4 死亡賠償金難以考慮到被告人的承受能力。筆者認為，以上理由完全是建立在人民法院的立場上提出的，而未考慮整個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其一，假設將死亡賠償金 另行提起訴訟的話，就會出現實踐中的怪現象：被害人家屬要經過兩場訴訟即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和另行提起的民事訴訟，才能從人民法院得出民事賠償部分的具體結 果。這樣不但增加了當事人的訟累，而且也大量浪費了司法資源。更何況，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不用向法院交納案件受理費，而另行提起的民事訴訟除非經過司法救助 程序并獲得批準，否則最終可能會因執行不力給被害人家屬造成一種“死了人交了錢還得不到賠償”的不良印象，必然影響司法在被害人家屬心中的公正形象。其 二，因為難以執行而將死亡賠償金排除在外的做法欠妥。被害人家屬在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訴訟之時，都是懷著極端悲痛的心情期盼著人民法院主持正義， 要向司法機關“討個說法”。法院卻以難以執行為由而將死亡賠償金的訴求拒之門外，會給被害人家屬及社會公眾造成“死了白死了”的不良印象。其三，死亡賠償 金的標準問題成為法院不予受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依據不妥。自我國采取二元戶籍制度以來，城鎮與農村的死亡賠償金的差距幾乎為四倍之多，給公眾造成一種 “同命不同價”的曲解。但這應當屬于實體法律的問題，而不應當以實體法律的不足而以程序法剝奪了被害人近親屬的訴權。其四，被告人的賠償能力不應當作為不 支持死亡賠償金的依據。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應當是可以并存且互不沖突的。在涉及被害人死亡的刑事案件中，檢察機關代表國家為了維護公共秩序而追究被告人的 刑事責任，并不能因此而剝奪被害人家屬追究被告人民事責任的權利。這樣對被害人家屬來說是不正義的，對構建法治社會更是一種退步 。

二 某省高院《關于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指導意見》不應當在審判實踐中予以適用。

首 先，某省高院無權“造法”。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第二條中明確提出：“凡屬于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 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某省高級人民法院作為地方性法院對于審判工作中的問題無權予以解釋，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解釋。

其次，高院的《指導 意見》不應當作為必然的法律意見予以遵循。根據《憲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二款之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上級 人民法院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上下級法院是監督關系而不是領導關系。下級法院完全應當結合具體實踐辦案而不是按照上級法院的意見處理案件。而省 高院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指出“為了進一步規范全省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審判工作，制定本意見”即要求全省法院按照本意見執行具體的審判工作，有違 法之嫌。

最后，《指導意見》第十三條將僅僅將死亡賠償金列為不屬于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而未將傷殘賠償金剔除存在自相矛盾之處。既然以死亡賠償金為非物質損失即精神損失為由從賠償范圍中予以排除，卻未將與之類似的傷殘賠償金排除，明顯存在自相矛盾之處。

三 死亡賠償金不屬于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范圍的后果

首 先，影響法律的公平與正義價值。正義價值是法律的基礎性價值，缺少正義的法律必將成為惡法。民事責任本是一種補償性責任，用于彌補被害人的損失。將死亡賠 償金排除在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范圍之外，最終致使被害人家屬不能得到補償，損害了法律在被害人家屬心中的公平與正義的價值。

其次，將導致刑事附帶 民事賠償的當事人的訟累。在被告人被交付人民法院審判之時，已經經歷了較長時間的偵查 、起訴程序。基于對被告人的懲罰心理，被害人家屬固然期待著人民法院從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也更期待著人民法院能夠盡快要求被告人賠償民事部分，以補償 因被害人死亡而造成的民事損失。而根據法律規定，刑事審判期限最長為一個半月，而民事審判簡易程序的最長期限為一個半月。由此推知，假設死亡賠償金不能在 刑事附帶民事賠償中予以解決，被害人家屬及被告人不得不面對再次的民事審判程序，必將面臨訟累。

最后，死亡賠償金被排除在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范圍 之外將浪費大量的司法資源。其一，死亡賠償金被排除于刑事附帶民事程序中，被害人家屬不得已另行向法院起訴造成 更多的司法成本。人民法院必須啟動民事審判程序，必須進行立案、送達、開庭通知、開庭、判決等嚴格程序，且此事的被告人的被告人刑事責任已經被人民法院以 刑事判決書的形式予以確定，是否賠償對其量刑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故此，在另行起訴階段調解的可能性已經不大，最終可能會進一步導致執行難的問題。其二，假 設被告人已經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且已經執行之后，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權利人在起訴之時將面對刑事被告人的家屬予以賠償。刑事被告人家屬在面對被告人已經被執 行死刑后將對刑事附帶民事權利人產生對立情緒，甚至激化雙方家屬的矛盾，引起社會的不穩定。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某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刑事 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指導意見》第十三條將死亡賠償金排除在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范圍的規定有失偏頗，進而體現了我國整個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訴訟中存在的不足。故 此，筆者建議，國家立法機關結合審判實踐適當修改相關法律，將死亡賠償金列入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范圍，以促進社會的進一步和諧與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