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眾籌與其他融資模式相比，我國股權眾籌尚處于起步階段，雖然發展空間很大，但也存在著諸多問題，其中股權眾籌融資過程中所蘊藏的法律風險便是其發展壯大過程中所不容忽視的重大難題。重大在于對股權眾籌法律風險.

與其他融資模式相比，我國股權眾籌尚處于起步階段，雖然發展空間很大，但也存在著諸多問題，其中股權眾籌融資過程中所蘊藏的法律風險便是其發展壯大過程中所不容忽視的重大難題。“重大”在于對股權眾籌法律風險的把握決定其今后能否在市場中得到長足發展，能否被監管者所包容甚至肯定。“困擾”在于股權眾籌中的風險種類、風險納入的必要性及風險納入機制等問題目前尚未有明確統一的認識，仍需進一步討論研究。

困擾之一是觸及公開發行證券或“非法集資”紅線的風險。股權眾籌的發展沖擊了傳統的“公募”與“私募”界限的劃分，使得傳統的線下籌資活動轉換為線上，單純的線下私募也會轉變為“網絡私募”，從而涉足傳統“公募”的領域。在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公募”與“私募”的界限逐漸模糊化，使得股權眾籌的發展也開始觸及法律的紅線。

要判斷該行為是否違反《證券法》則取決于其是否是公開發行。股權眾籌需要對其運作模式進行嚴格的管控或采取特殊方式才能規避《證券法》的限制，而這種規避方式從法律解釋的角度來看往往又是不可靠的，畢竟要打好“擦邊球”可是個高難度的技術活，也伴隨著較高的法律風險。

2010年12月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規定：“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發行、以轉讓股權等方式變相發行股票或者公司、企業債券，或者向特定對象發行、變相發行股票或者公司、企業債券累計超過200人的，應當認定為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其構罪的客觀方面是未經批準、變相發行或超過人數限制，其中“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發行、以轉讓股權等方式變相發行股票”的可解釋空間較大，股權眾籌的融資方式按照一定的解釋方法很有可能便會被囊括其中，面臨著刑事制裁的風險。倘若真的走入“禁區”，按照我國“先刑事后民事”的訴訟程序，投資人的合法財產利益便會受到極大的威脅甚至可能血本無歸。

第二大困擾是存在投資合同欺詐的風險。股權眾籌實際上就是投資者與融資者之間簽訂的投資合同(屬于無名合同)，眾籌平臺作為第三人更多的是起著居間作用。我國的股權眾籌多采用“領投+跟投”的投資方式，由富有成熟投資經驗的專業投資人作為領投人，普通投資人針對領投人所選中的項目跟進投資。該機制旨在通過專業的投資人把更多沒有專業能力但有資金和投資意愿的人拉動起來。但這樣一來，在政策與監管缺失的情形下，這種推薦引導的投資方式往往會試圖抓住投資者的投資心理，容易增加領投人與融資人之間惡意串通，對跟投人進行合同欺詐的風險。如領投人與融資人之間存在某種利益關系，領投人帶領眾多跟投人向融資人提供融資，若該領投人名氣很大或跟投的人數眾多，便會產生“羊群效應”，造成許多投資人在不明投資風險的情形下盲目跟風，那么當融資人獲取大量融資款后便存在極大的逃匿可能或以投資失敗等借口讓跟投人嘗下“苦果”。這種投資合同欺詐的風險往往是由領投人與跟投人之間、跟投人與融資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以及融資人資金運作缺乏相應監督制約機制所造成的，加上“羊群效應”的作用，會使這種風險成倍地增加，很可能最終會釀成慘重的后果。同時，對于單個投資者而言，存在因為小額的投資糾紛不得不走上民事甚至是刑事法庭的現象，糾紛解決的成本過高。

第三大困擾是股權眾籌平臺權利義務模糊。一般來說，股權眾籌平臺的作用在于發現投資者與融資者的需求并對其進行合理的匹配，提供服務以促成交易并提取相應的費用作為盈利，屬于一般的居間合同。但具體來說，它又不完全屬于居間合同。從股權眾籌平臺與投融資雙方的服務協議可以看出，股權眾籌平臺除了居間功能之外還附有管理監督交易的職能，如天使匯服務協議第4條規定若用戶有違反協議或法律的行為，則眾籌平臺有權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中斷其賬號、刪除地址、目錄或關閉服務器等行為。同時，專家認為股權眾籌平臺要求投融資雙方訂立的格式合同所規定的權利義務也存在不對等。因此，目前股權眾籌平臺與用戶之間的關系需進一步理清，并在雙方之間設定合理的權利義務關系，為今后可能出現的法律糾紛的解決提供可靠的依據，這也是對用戶合法權益進行保護、維護服務雙方平等性地位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