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18日，江蘇省海安縣人民法院審結了一起勞動爭議案件，一名用人單位向一名依法解除勞動合同的勞動者索要違約金和培訓費，并決定調整雙方約定的違約金金額，取消服裝公司要求周返回的培訓費中的工資和福利。1997年8月25日，周去了一家服裝廠工作。同年9月1日，雙方于1997年8月26日至2002年8月25日簽訂勞動合同，約定一方違約，應向另一方支付違約金2000元。2000年7月9日，由于生產需要，一家制衣廠決定派周到上海海東華大進行技術培訓。雙方簽訂培訓服務協議作為勞動合同的附件，并對原勞動合同的部分內容進行了變更。協議規定,成衣廠派周到上海東華大學進行技術培訓,培訓期滿后周必須在成衣廠工作十年;；培訓費用由服裝廠全額出資，培訓出資額包括：培訓期間的證書費、培訓費、差旅費、工資、崗位貼紙、福利和勞動保險；原勞動合同約定的違約金變更為人民幣20000元。周在服務期內因自動辭職、申請辭職或終止勞動合同而違約的，應向服裝廠支付2萬元，按服務年限劃分培訓繳費金額，并按服務年限遞減支付給服裝廠。2000年9月至10月，周小川前往上海進行為期21天的技術培訓。除了**皮金制衣科技有限公司免除直接培訓費用外，一家制衣廠還投資了1985.78元（差旅費1472.50元，工資444.39元，崗位津貼42.64元，勞動保險福利26.25元）。培訓結束后，周回到一家服裝廠履行勞動合同和培訓服務協議。2004年4月22日，一家服裝廠改為一家服裝公司。周在一家服裝公司工作。2004年6月19日，周向一家服裝公司書面申請終止勞動合同。2004年7月6日，一家服裝公司以書面形式回復了周，同意其終止勞動合同的申請。之后，周繼續在一家服裝公司工作。一家服裝公司沒有辦理與周某解除勞動合同的相關手續，但一直支付周某的工資和養老保險費，直到2004年11月。自2004年9月29日起，周小川獨自離開了一家服裝公司，從此再也沒有在一家服裝公司工作過。2004年10月27日，一家服裝公司遞交了終止勞動合同，并要求周支付違約金和培訓費的余額21191元。2004年12月24日，一家服裝公司向縣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要求周支付違約金2萬元，培訓費21191元。縣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裁定，周向一家服裝公司支付了8000元的違約金和1991元的培訓費。周拒絕向海安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海安縣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周某與某服裝廠簽訂的勞動合同和培訓服務協議合法有效，雙方應充分自覺履行。服裝廠更名為服裝公司不影響勞動合同和培訓服務協議的履行。在這種情況下，一家制衣廠出資將周送到上海東華大學接受培訓。雙方同意“周某在任職期間自愿離職、申請辭退或解除勞動合同的，應向服裝廠支付2萬元違約金，按服務年限平分培訓貢獻額，并按服務期的比例遞減支付給服裝廠“.根據雙方約定，周在接受培訓后應在某服裝公司工作一定年限，周在約定的服務期內終止與某服裝公司的勞動關系屬于違約行為。根據《江蘇省勞動合同條例》的規定，用人單位投資培訓、招聘或為員工提供特殊福利待遇的，雙方可以約定勞動合同或約定服務期限。員工違反服務期限約定提前解除勞動合同的，應當支付違約金。本協議是雙方真實意圖的表達，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合法有效。周某違約應承擔違約責任。在本案中，雙方約定的2萬元是被告對培訓費用和周工資的兩倍多。如果周按照約定承擔違約金，這是不公平的，應根據周的工資和服裝廠的培訓費用進行調整。周在培訓費期間仍然是一家服裝廠的成員，并享有依法獲得勞動報酬和其他福利的權利。培訓期滿后，因未在約定期限內復工，不能解除勞動關系，可以收回培訓期間應得的勞動報酬和其他福利待遇。為此，海安縣人民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和《江蘇省勞動合同條例》的有關規定，對本案作出判決。周被判處向一家服裝公司支付8000元違約金，并賠償一家服裝公司培訓費883.50元。在本案中，雙方約定的20000非違約賠償金是被告投入的培訓費用的數倍。如果周按照約定承擔違約金，那將是不公平的。這里有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那就是仲裁委員會和人民法院能否依職權調整這一明顯不公平的協議？在這方面，現行勞動法沒有規定。中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約定的違約金低于造成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增加違約金；約定的違約金高于造成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適當減少有人主張，可以參照《合同法》的規定，根據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則和當事人的適用，調整超額違約金。在本案中，仲裁委員會主動綜合各種因素，將違約金2萬元調整為8000元。我們認為，主動進行審查和調整更為恰當。原因：第一，我國勞動立法兼具公法和私法的性質。《勞動法》規定了不平等主體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司法部門的積極干預與國家對勞動關系的干預是一致的。我國《合同法》規定了平等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根據《合同法》的規定處理勞動爭議是不適當的。2、 中國勞動立法的目的之一是更好地保護工人的權利。目前，中國工人的法律意識普遍薄弱。當有明確規定時，許多工人不知道如何通過法律保護他們的權利。目前，在勞動法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要求當事人申請調整違約金顯然不利于對勞動者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