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事人以“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為由起訴中止探望的，應當對親子關系的現狀和原因進行審查，從長遠的角度判斷是否有改善的余地，充分發揮司法判決與心理咨詢的疊加效應

[案件事實]

原告劉某與被告樂某原為夫妻。離婚后，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兒子小松與原告同住。2010年7月，原告和被告經法院調解決定，被告將在每月一周的星期六行使探視小松的權利，交接地點為原告住所。此后，雙方在訪問中存在分歧，被告向法院申請執行。2013年5月和7月，小松兩次前往心理咨詢中心。8月，原告以被告探視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為由提起訴訟，要求暫停或減少被告探視權至每六個月一次。審判期間，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對原告、被告和小松進行了心理訪談。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認為，不直接撫養子女的父母有探視權。原告要求暫停或者減少探望的，應當提供證據，證明有損害其子女身心健康的原因。雖然小松有一個特殊的體質，但它并不妨礙他的正常生活和交流。相反，他需要父母雙方的愛和照顧。原告和被告在子女探視問題上一直存在很大分歧，導致父子之間缺乏單獨的聯系，缺乏足夠的情感溝通和親子互動機會。小松的部分治療時間與被告的就診時間不沖突，記錄內容也是基于單方面的主訴形成的。鑒于原告未能提供證據證明被告的探視行為損害了其子女的身心健康，法院不支持其暫停或減少探視的主張

判決宣判后，雙方均未提出上訴，判決已產生法律效力

[evaluation]

不直接撫養子女的父親或母親有探視的合法權利，但中國的婚姻法也規定，如果探視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中止探視權。2013年4月，上海市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探視糾紛案件的意見（試行）》實施后，探視糾紛的中止從原執行程序中剝離，直接納入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范圍。當然，除了處理程序的改變，無論是對“不利于兒童身心健康”情況的體格審查，還是心理干預機制的協調運行，都體現了對解決此類問題應有的謹慎態度，以及借助資源和資源充分發揮民事審判特點的司法回應機制優勢

1。“對兒童身心健康不利”的實質性審查“對兒童身心健康不利”的判斷不僅是一種事實認識，還包含潛在的價值判斷。當父母合法權益與未成年人權益發生沖突時，優先保護未成年人權益已成為未成年人民事審判的標準。

一是探視權的行使及影響分析。對合法權利的限制應當具有法律依據和合法性。是否應該暫停探視，不僅要基于親子關系疏離和惡化等外部績效理論，還要分析原因和可歸責性，即：，未成年兒童的人格培養和心理陰影是由來訪者的來訪引起的，還是受生活環境或照顧者的人格素質的影響更大

第二是未成年兒童意見的參考分析。對于離婚家庭來說，如何維持間接照料者與子女之間的關系，與子女對間接照料者的理解和評價密切相關。這也是在具體監護和探視糾紛中建立未成年人意見聽取環節的初衷，但未成年人的意見往往僅供參考，相關意見是否獨立、客觀、持久需要仔細衡量。例如，表面上，小松對父親的來訪表示擔憂，但進一步的采訪發現，他并不排除與父親的接觸，甚至表現出對父愛的渴望。上述信息的收集只是為案件的處理提供了依據。第三是對親子關系發展前景的分析。未成年人容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尤其是直接照料者負面情緒的感染。因此，有必要調查親子關系是否得到了改善。在采訪中，本案原告揭露了他對被告的極端不滿，盲目地指責被告拋棄生病的兒子，看重金錢，這有一定的認知偏差。因此，我們引導雙方采取正確的育兒方式和理性的溝通，相信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父子關系完全有可能改善。心理干預措施在不同階段的作用和價值“不利于兒童身心健康”實際上是不當就診造成的損害后果。除了傳統意義上的身體傷害之外，越來越多的當事人將無形的不良道德影響甚至精神損害作為其索賠的依據。由此判斷以下兩種心理干預措施的有效性

首先，雙方自行進行心理診斷和治療。本案原告病歷中的處理意見為：“建議保護孩子的安全，暫時減少父親探視”，“建議父親暫時不要探望孩子，可以先通過電話與孩子進行情感交流；建議父親親自陪伴孩子”。從證據形式來看，病歷、自評量表等材料專業性強、針對性強，但委托人的主要投訴和自評結論可信度低，在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不應被接受。心理學中的認知、情感和行為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妥善處理來訪糾紛，必須突破“影響”本身，追本溯源，打破惡性循環。事實上，醫生建議的父親會診和電話溝通方案并不否認父子家庭接觸的必要性，只是不同于傳統的探視方式，如見面探視、接待和共同生活，在試驗期間自愿接受心理咨詢。在未成年人民事審判中，社會調查、社會觀察與保護、心理干預等機制發揮著重要的輔助審判功能，為公正審判、化解矛盾創造了條件。在啟動心理干預程序后，本案通過四次心理咨詢了解到，原告和被告均具有人格偏執的特點，以自我為中心，忽視孩子的感受，原告以愛的名義，威權剝奪和控制孩子的一切，表面上聲稱保護孩子的安全，但實際上擔心孩子在與父親建立情感聯系后會疏遠自己，失去控制，因此，他試圖通過停止探望來阻止父子之間的聯系。因此，在充分比較了父母雙方對子女的實際影響以及父母照料和子女健康成長之間的利益平衡后，法院認為原告暫停探視的主張沒有充分的理由，也沒有得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