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工傷保險條例》第21條規定：“職工發生工傷，經治療傷情相對穩定后存在殘疾、影響勞動能力的，應當進行勞動能力鑒定。”工傷鑒定部門依據有關規定，以醫療期滿后的醫療檢查結果為依據，在規定時效內作出傷殘等級鑒定。但在實踐中用人單位對所作的鑒定有異議，要求重新鑒定的，應重新鑒定。但由于職工一方心存顧慮，不配合重新鑒定，造成重新鑒定程序已經啟動，而由于職工的不配合使鑒定機關無法出具鑒定結論，仲裁案件不能結案，工傷職工的待遇得不到及時落實。對于其他民事案件人民法院決定重新鑒定，當事人拒不提供相關材料的，可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5條第2款的規定，由該當事人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但工傷案件需鑒定的是人體損害，即使職工不配合重新鑒定，因其傷殘事實存在，法院若依上述規定，判決由其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受傷職工的權益就不能得到保障。

例：職工陳某系某塑膠公司職工，2006年7月10日在工作期間受傷，2006年10月19日被所在縣級市的人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認定為工傷，2006年11月2日被所在地級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鑒定為四級傷殘。所在單位對地級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做出的級別鑒定有異議，并于2006年11月22日向該省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提出了重新進行勞動能力鑒定的申請，該省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依法受理，并收取了申請單位重新鑒定費用。受理后該省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讓申請單位代為通知陳某于約定日期重新進行鑒定，可到約定的日期陳某卻沒有到場進行鑒定。從事后陳某陳述得知，當時確實也接到了單位的電話，可他感覺是申請單位在欺騙他，故意刁難，也就沒有當回事。勞動仲裁開庭過程中，用人單位拿出該省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出具的鑒定費收據，認為用人單位已經依法向省級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提出了重新進行勞動能力鑒定的申請，且已經被省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受理，地級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的鑒定結論因省級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的受理而自行失效，不能作為最終鑒定結果而成為定案的依據。并提出由于陳某個人的原因不能重新鑒定，依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四十條：“因其拒不接受勞動能力鑒定應停止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規定，請求仲裁委裁決停止其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直至該省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的鑒定結論做出為止。

依據《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申請鑒定的單位或者個人對設區的市級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作出的鑒定結論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該鑒定結論之日起15日內向省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提出再次鑒定申請，省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作出的勞動能力鑒定結論為最終結論。可以說，條例賦予了省級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作出的鑒定結論為最終結論的權力，現實中工傷鑒定級別與工傷職工的待遇息息相關，而本案中該省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受理用人單位的申請后卻讓爭議一方的用人單位去通知爭議的另一方即該用人單位的職工鑒定，可想而知，早已是水火不容的爭議雙方，受到傷害卻不能很快得到賠償的職工，這時候怎么也不信用人單位讓其再進行傷殘鑒定的通知。

由于傷殘等級無法確定，陳某的工傷待遇也因無計算標準而得不到落實。而此時距河南省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受理勞動能力鑒定申請之日，已經超過了90天。《工傷保險條例》明確規定：“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應當自收到勞動能力鑒定申請之日起60日內作出勞動能力鑒定結論，必要時，作出勞動能力鑒定結論的期限可以延長30日。勞動能力鑒定結論應當及時送達申請鑒定的單位和個人。”那么該省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超過90天仍未作出鑒定結論的行為是否屬于行政不作為？本案中陳某能否以該省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呢？原勞動部辦公廳于1996年2月做出的《關于處理工傷爭議有關問題的復函》第四條規定：“關于職工對傷殘鑒定結論不服如何申訴的問題”中明確規定“職工不服勞動鑒定委員會作出的傷殘等級和護理依賴程度鑒定結論不服，可依法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1995年8月原勞動部在《關于貫徹執行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勞動者對被認定患職業病因工負傷后，對勞動鑒定委員會作出的傷殘等級和護理依賴程度鑒定結論不服，可依法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這些權威部門的規范性文件無不表明勞動者可以將勞動鑒定委員會作為行政訴訟的被告。但是此后即1999年的頒布《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復議辦法》第五條（二）又明確規定對勞動鑒定委員會作出的傷殘等級鑒定結論不服的不適用行政復議，依此可以確定勞動鑒定委員會作出的傷殘等級鑒定不屬于勞動和社會保障機關可復議的具體行政行為的范疇。從法律的效力看,應以1999年頒布的《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復議辦法》為準,不可以作為被告。這樣本案中陳某遇到了難題，遇到了法律的“困境”。

筆者看來，法律的缺失是本案的關鍵。省級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作為法律授權的組織，理應有一套規范嚴格的程序性規定，最好是國家出臺相關法律法規來詳細規定鑒定中的程序，比如，可以明確約定省級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受理鑒定的時效、程序，若一方當事人無不正當理由不配合勞動能力鑒定如何處理等規定。權力若得不到約束勢必會造成現實的“困境”，使得弱勢群體無所適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