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這是立法對合同詐騙罪的抉擇。⑥有學者認為，凡是使用刑法所規定的欺詐手段的，原則上均應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⑦當然刑法規定的合同詐騙罪的幾種客觀行為與“非法占有目的”這一主觀要素密不可分。但某種含有欺詐因素的行為是否是合同詐騙罪構成中的客觀行為，歸根到底還是取決于有無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在判斷一行為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時，除看行為人是否符合刑法第224條所規定的行為類型外，還必須看行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由此可見，非法占有目的的有無是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關鍵。而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如何查證和認定行為人“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許多詐騙案件由于受偵查技術及偵查人員能力的局限，難以查證行為人的主觀目的而無法追究其刑事責任。那么，司法實踐中如何認定合同詐騙罪行為人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呢?筆者認為，在處理具體案件時，應當根據其是否是刑法所規定的具體行為，并綜合考慮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種主客觀因素進行整體判斷，作出司法推定。司法實踐中“司法推定作為一種以‘忽略個別可能與結論相反’為代價或基礎的思維程式和證罪方法被廣泛認可和運用”。⑧根據司法實踐經驗，在司法推定時，應全面認定。

1、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無履約能力。

行為人的履約能力可分為完全履約能力、部分履約能力和無履約能力三種情形，應分別不同情況加以認定：(1)有完全履約能力，但行為人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2)有完全履約能力，但行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毀約或避免自身損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觀原因造成，應認定為民事欺詐行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3)有部分履約能力，但行為人

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4)有部分履約能力，同時亦有積極的履約行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應認定為民事欺詐行為;但是，如果行為人的履約行為本意不在承擔合同義務而在于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合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5)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之后仍無此種能力，而依然蒙蔽對方，占有對方財物的，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6)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但事后經過各種努力，具備了履約能力，并且有積極的履約行為，則無論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構成民事欺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