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已承諾不判處賴*星死刑，包括不判處他立即執行和緩期執行。外交部發言人再次表示，在遣返賴*星的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沒有變化，盡早遣返賴*星符合中加雙方利益。

在中國，影響引渡或遣返刑事外逃人員主要問題和障礙是程序問題。其中最關鍵的法律問題是國際法上的死刑犯不引渡原則的影響。對于沒有廢除死刑的國家，解決這一問題的主要途徑是運用引渡制度中的量刑承諾。那么，什么是量刑承諾?量刑承諾有沒有法律依據?我國應當如何完善這一法律機制?

量刑承諾的國內和國際法依據

所謂量刑承諾是指由請求引渡或遣返犯罪嫌疑人的國家司法機關向被請求引渡或遣返的國家作出引渡或遣返該犯罪嫌疑人回國受審后減輕刑罰處罰，包括本應罪該判處死刑而不被判處死刑或判處死刑不予執行的許諾或保證。這其實是為了避免因適用“死刑犯不引渡原則”而最終導致引渡和遣返不能實現的一項國際法律變通制度，是國際上的一種通行做法。

量刑承諾具有國內法和國際法依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引渡法》第五十條規定，“對于量刑的承諾，由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在對被引渡人追究刑事責任時，司法機關應當受所作出的承諾的約束”。雖然中國引渡法沒有明確規定死刑犯不引渡變通做法問題，但從引渡法對量刑的承諾的規定內容上應當理解為包括了不適用死刑的量刑承諾。目前，這種國際引渡變通制度得到了國際條約的認可，也在我國的引渡實踐中有所體現。根據《聯合國引渡示范條例》第四條第四項的規定：“按請求國的法律作為請求引渡原因的罪行應判處死刑，除非該國作出被請求國認為是充分保證，表示不會判處死刑，或即使判處死刑，也不會予以執行。”最近，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批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西班牙王國引渡條約》是中國首個明確規定對被引渡人可以作出不判處或不執行死刑的承諾的引渡條約。在實踐中為了實現對犯罪嫌疑人的引渡或遣返，根據國際引渡條約和各國的國內法規定，各國有就“不判死刑”或“不執行死刑”對外作出承諾的做法和慣例。

盡管引渡和遣返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國際法律合作制度，不能相互等同并且兩種制度有著本質的區別。但由于針對犯罪嫌疑人的遣返的程序類似引渡，因此對于犯罪嫌疑人在適用遣返程序時，許多國家都參照引渡制度的一些原則和做法，這就包括了量刑承諾。我國與美國在遣返余*東的過程中，就適用了引渡制度中的量刑承諾，即我國承諾對余*東的量刑不超過美國對他在美國判決144個月(12年)的有期徒刑。此外，中國和加拿大兩國自2001年就開始通過外交等途徑談判討論賴*星遣返回中國審判的“可能性”問題，其中就包括由司法機關作出不適用死刑的承諾。

量刑承諾一旦作出，對請求國的司法機關就具有法定的約束力，就具有國際法上的義務。

不會改變國家的司法制度

關于引渡或遣返的量刑承諾的法律分析，筆者認為，應當著重考慮以下3個方面的問題。首先，量刑承諾只是個案在量刑上的承諾，不涉及國家刑罰制度的改變，更不會改變國家的法律性質、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第二，從加強執法合作、有效開展涉外追逃追贓的工作大局出發，應當看到量刑承諾有利于中國刑事司法國際合作的順利進行，也有利于遏制刑事外逃現象、懲治刑事外逃行為和外逃的犯罪分子;第三，也應當客觀地看待引渡或遣返中的量刑承諾的一些負面影響。客觀地說，對賴*星等刑事外逃人員遣返或引渡后“不判處死刑”的量刑承諾，對于國內開展反腐敗斗爭和有效地實施刑罰制度來說，在某種意義上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但，量刑承諾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司法主權的無奈選擇。如果我們能夠有效堵住犯罪分子的外逃的出路，讓犯罪分子插翅難逃，我們則沒有必要和外國就我國的犯罪分子歸國受審在量刑上進行“討價還價”了。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堵住外逃的漏洞，有效地預防外逃。

結合賴*星遣返案，我認為，加拿大聯邦法院的一系列審理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加拿大司法機關對中國司法機關作出的“不判死刑”的量刑承諾和對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的保障的保證“存有疑慮”。因此，中國應當在堅持將賴*星遣返原則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與加方溝通與聯系，通過外交和司法協助的渠道繼續提供更充分的遣返依據與保障，特別是要更多地向加拿大和西方社會宣傳和提供中國司法機關公平公正透明辦案的機制、經驗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