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組織能作為司法被告嗎

通常而言，行政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作出了具體行政行為，公民、法人或組織作為行政相對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屬于最典型和最普遍的行政訴訟受理范圍，這是沒有問題的。計生局是行政機關，其對原告作出“婚育證明”的行為是行政確認行為，當然屬于具體的行政行為，三位專家都肯定了計生局作為被告的資格，這是對的。但專家認為，法院是否受理尚需視情況定，即視是否違反計劃生育法規而定，這就有問題了。因為原告是否違反計劃生育法規是判斷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的依據，不是判斷是否立案受理的依據(不知道是報道內容不完整還是專家的分析不周全)。另外，原告真正要面對的是，即使在受理對組織部的訴訟的前提下，法院也可能會提出，計生局出具“婚育證明”是為組織部作出考察(政審)不合格不予錄用決定的證據材料，計生局在組織部的決定行為中只是“證人”，沒有參與作出不予錄用的決定，不是“被告”，所以，不予受理對計生局的訴訟。從實務上看，原告違反計劃生育規定是事實，即使立案受理對計生局的訴訟，結果也必然是判決計生局出具證明的行為合法，對解決公務員錄用的爭議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意義。

我們認為組織部做被告是理所當然的。至于行政機關都不愿意做被告，黨委部門更加不愿意做被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其一、按照原先《行政訴訟法》的書面文字規定表達，行政訴訟的被告確實是僅指“行政機關”，?組織部是黨委的機關，不是行政機關，所以確實是不能做行政訴訟的被告。用袁裕來律師的話來說，是“沒有資格作為行政訴訟被告”。但是，在國家的行政管理中存在大量非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職權作出行政行為的情況，和將行政機關職權交由非行政機關行使的情況。因此僅僅將名義上的行政機關列為被告，必然使許多的行政管理行為逃脫法律的監督特別是逃離司法的監督。所以，行政訴訟的司法實踐需要將行政機關作延伸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1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機關和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不服，依法提起訴訟的，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作為被告的名義上的行政機關，已經轉變為實質意義上的行政機關，即已經變成了“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機關”。依此，如果組織部行使了應當屬于公務員錄用主管機關性質的職權，作出了不予錄用或者取消錄用等的行政行為，理所當然應當承擔被告的法律責任。?　　

其二、在《公務員法》實施之前、《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實施期間，國家公務員限于行政機關和行使行政管理職權的部分參照公務員管理的事業單位，公務員錄用是政府人事行政主管機關的管理職權范圍，其他黨政群機關雖參照公務員管理，但其干部錄用等均是由黨委組織部門主管。《公務員法》實施后，行政機關和其他黨政群機關的“干部”均納入“公務員”范圍，但原來政府人事主管機關和組織部的干部管理分工仍然維持，并沒有隨之納入政府人事行政主管機關的管理范圍，因此，公務員錄用主管機關即包括了政府人事行政機關和黨委的組織部。在公務員錄用工作的性質上，政府人事主管機關與黨委組織部并無二致，如果政府人事行政主管機關能做被告，組織部當然也能作被告。專家既然也認為招錄公務員的行為性質是行政行為，認同行政機關可以做被告，卻認為組織部不能做被告，顯然不通。就本案的公務員錄用爭議而言，檢察院的公務員錄用是組織部管理，人事局不參與具體的工作，人事局不可能憑空做被告;計生局只是出具一個“婚育證明”，無權參與檢察院的公務員錄用的任何工作，也不可能做公務員錄用爭議案的被告。所以，如果訴訟成立，只能是組織部做被告。?　　

其三、在2004年筆者訴廣西公務員招考年齡歧視案中，南寧市青秀區法院在立案受理前事先請示南寧市中級法院，后者認可了廣西人事廳和組織部的被告資格。只不過是在辦理立案手續時為了不那么“刺激”組織部，才在工作人員的要求下將組織部的被告身份改寫成“第三人”而已。立案以后，經過法官“做工作”，筆者撤回了對組織部的訴訟。在開庭審理時，人事廳的代理律師還在法庭上提出，第三人實質是被告，故列組織部為第三人進行訴訟不當。因此，組織部作為被告是有法律權威的司法實踐先例的。現在，袁裕來在法律博客網的討論中認為組織部“沒有資格作為行政訴訟被告”，“即使組織部參與訴訟，也只能作為第三人。”袁裕來律師忘記了第三人就其訴訟權利義務和地位的性質上說，就是原告或被告性質的。組織部既然可以做第三人，自然就可以做原告或被告，所不同的僅僅在于：原告或被告是訴訟一開始就參與其中，是訴訟得以成立的主體要素，而第三人是訴訟開始后才“申請參加訴訟，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參加訴訟”(《行政訴訟法》第27條)而已。本案中，由于人事局和計生局均未參與檢察院公務員錄用的任何工作，均不可能做公務員錄用爭議案的被告。如果沒有被告，訴訟不可能成立，組織部如何做得了第三人??　　

綜上，組織部做被告理所當然，并無不當。黨委組織部門如果不想做被告，最好的辦法就是將其他黨政群機關公務員錄用各項的具體工作交由各招錄機關和政府人事主管機關來做，自己不要直接面對社會報考人員。事實上，根據《公務員法》第十條的規定，各級公務員主管部門指導同級各機關的公務員管理工作，事無巨細都要自己經手和出面與法定職能不符。此外，《公務員法》還規定具體的公務員錄用工作均由招錄機關負責，地方各級招錄機關最后才將擬錄用人員名單交由公務員主管部門審批。

因此，黨委組織部門(和政府人事主管部門)插手錄用工作各環節的具體事務，實際上是越權的違法行政行為。?　　

有人擔憂，黨委組織部門不具體管理公務員錄用工作是否與黨管干部的原則不符，或者意味著放棄黨管干部的原則?我們認為這種擔憂是沒有必要的。首先，從現行的法律體制看，公務員錄用的對象主任科員以下的非領導職務，這僅僅是干部管理體制和干部管理工作中極小的一部分，對干部隊伍的主體并不會構成什么影響(但是其體現的干部管理面向社會所展示的公平、公開、公正和競爭的原則，對民主法治建設的長遠影響卻是很有價值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將來不排除更高層次的公務員錄用也會采取面向社會公開考試的辦法進行)。?　　

其次，從黨管干部的組織形式看，黨委組織部門與政府人事部門普遍采取了交叉任職的辦法，人事主管機關的行政長官擔任組織部門的副職領導，人事主管機關的其他領導職務實質也由黨委組織部門任免。即使是在各單位自主管理的干部管理上，也是由該單位黨委或黨組進行實質上管理。所以，不管采取何種形式，都是黨管干部。黨管干部的原則不會丟。?　　

當然，說組織部可以做被告，并不等于說本案的問題就可以解決，更不等于說原告提出的問題可以解決。雖然就行政訴訟案件而言，確認被告違法是可以成立的(因為根據《公務員法》的規定，考察(政審)、公示和確定擬錄用人員名單的職權歸招錄機關(本案為檢察院)行使，組織部代替檢察院行使職權已是越權違法之舉)，但是在行政訴訟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的問題總體上還沒有得到改善的狀況下，組織部當不當被告，都不太可能給出一個令當事人和法學界覺得順理的裁判。況且，違反計劃生育被冠以違反“國策”的帽子，支持原告的訴求可能會被社會誤解為支持原告違反計劃生育的行為，所以，就爭議和訴訟的事件而言，原告訴求得不到支持的結局是可以預見的。如果沒有一個適當的外力介入使問題得以妥善處理，恐怕最后只能以原告陷入無休止的申訴而“告終”。

根據以上內容的相關回答可以得出，公民、法人或組織作為行政相對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組織部做被告是理所當然的。至于行政機關都不愿意做被告，黨委部門更加不愿意做被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您還有其他法律問題的可以咨詢律霸網相關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