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怎么看待城鄉(xiāng)財產分布不平等導致的收入分配的問題？

1. 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

國際上，經濟學家們通常用基尼指數來表現一個國家和地區(qū)的財富分配狀況。這個指數在0和1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而在中國基尼系數從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5，2002年的0.46，2006年的0.50，到了2009年基尼系數又上新高，已達到了0.63，顯著超過通常所說的警戒水準(0.4)，并且差距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2. 城鄉(xiāng)居民之間收入差距過大

國家統(tǒng)計局2001年的統(tǒng)計資料顯示，當年度我國農民農民手中用來購買消費的現金只有1500元左右。而當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6860元，是農民可支配現金收入的近5倍。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經濟下滑對農民收入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城鎮(zhèn)居民，2009年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3.33﹕1擴大為3.36﹕1，絕對差距首次超過1萬元。若將城鎮(zhèn)、農村居民所擁有的福利及其實物補貼，如公費醫(yī)療、財政補貼、養(yǎng)老金保障、失業(yè)保險等也計算內，那么，城鄉(xiāng)收入的差距則會更大。

3. 地區(qū)之間收入差距過大

我國地區(qū)收入差距的擴大，相當一部分表現在東部、中部、西部的地區(qū)間差距上。1980年，東中西部地區(qū)的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擴大為1.9﹕1.17﹕1，2002年進一步擴大為2.63﹕1.26﹕1。這說明1990年的東部與中部、西部的地區(qū)差距比1980年分別擴大了5.9%和5.6%，2002年比1990年又分別擴大了28.4%和38.4%。而2009年東部、中部、西部地區(qū)的人均GDP比是2﹕1﹕0.86。地區(qū)間人均GDP差距的擴大，說明地區(qū)之間的收入差距水平也在日漸增大。

4. 行業(yè)之間收入差距過大

行業(yè)之間收入差距擴大主要表現為有些壟斷行業(yè)收入分配過分向個人傾斜，使行業(yè)之間的收入差距總體上呈擴大趨勢。資料顯示：1987年我國收入最高行業(yè)和最低行業(yè)的工資比是1.38﹕1，1991年行業(yè)平均收入最高與最低水平相差1.55倍，到2002年這一差距擴大到2.99倍。而到了2010年，平均工資最高與最低行業(yè)相差已超過10倍。這說明我國行業(yè)間收入差距已經處在一個較高的水平。從1978年起至今，電力、煤氣、金融保險、房地產、采掘、地質勘探、煙草等行業(yè)成為國有經濟中收入水平增長最快的行業(yè)。這類行業(yè)的收入要比其它行業(yè)的收入高出2~3倍。

通過上網查閱相關資料和進行走訪調查，不難看出收入水平與其貢獻價值背離，壟斷行業(yè)人員的收入偏高，在調查中有著這樣的規(guī)律正式員工的工資大于合同工的，合同工的大于臨時工的工資，并不是按其貢獻價值給予報酬。而收入差距的懸殊在網上也有許多例子，比如2010年1月6日，有12個人在餐館吃掉36萬元，而有些山區(qū)的孩子吃口飯都不容易。某女明星在這里作秀賣烤肉串，結果她烤出來還帶著焦糊味的五串烤肉串被一個老板以17888元的天價買走，但是山區(qū)里的一些孩子卻因幾百塊錢的學費不得不輟學回家，過早的肩負起了生活的重擔。

二、收入差距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1. 收入差距影響經濟運行

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到經濟的運行。收入差距有正常的收入差距和非正常收入差距的區(qū)別。改革開放初期，收入差距的拉開給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某種程度上說，是正常的收入差距的拉開直接帶來了效率的提高，這也更多地體現在微觀上收入差距的拉開對效率的刺激作用上。

但非正常收入差距的拉大卻會直接損害經濟的正常運行。即使是勞動收入之間的非正常差別，由于其產生于機會不均等和機制不健全，收入差別和勞動差別的脫節(jié)，不但不能產生效率，更會損傷勞動者和企業(yè)經營的積極性，進而影響到經濟的運行。

我們尤其要注意的是，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對經濟運行的影響。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如果一直擴大下去，必定會帶來城鄉(xiāng)發(fā)展的失調，必然會帶來經濟效率的損失，影響到整個經濟的正常運行。農業(yè)部最近做的一項關于沿海四省(廣東、江蘇、浙江、河北)的130個村、650戶的調查，在具有遷移意向的農民中，有78.8%的人愿意遷到城鎮(zhèn)去，只有13.5%的人愿遷到其他農村地區(qū)，另有7.7%的人愿遷往國外。而現在的政策卻壓制了農民普遍向往城市生活和到城市工作的愿望，使農民通過進城為自己找到生計的夢想難以實現。不少農民退而求其次，希望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找到工作。面對城市部門先進的裝備設備水平，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只好在起步不久即采取資金密集策略與城市企業(yè)競爭，這就大大減少了其吸納農業(yè)剩余勞動力的可能。

2. 收入差距影響經濟增長

總體上說，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影響。微觀上收入差距的拉大，會帶來效率的提高，進而促進經濟的增長。而從宏觀角度分析，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通過其對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影響體現出來。從目前情況看，一些人認為，收入差距的擴大抑制了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擴大，造成了總需求的不足。有人則認為，收入越多，平均消費傾向越低，但這并不意味著消費絕對量的減少，消費絕對量是隨著收入水平上升而持續(xù)增加的。因此，平均消費傾向下降并不是由收入差距擴大所引致的，而是由收入水平上升所引致的。

3. 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影響社會穩(wěn)定

保持基本的社會穩(wěn)定是一個國家正常運轉和社會經濟正常發(fā)展的根本保證。就社會穩(wěn)定本身的含義看，其是指社會要按既有的規(guī)則正常地有序地運行。我們還可以認為，社會穩(wěn)定是經濟資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條件;社會的穩(wěn)定取決于許多因素，但經濟不平等往往會使社會上的一部分人或大部分人不滿，直至發(fā)生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消極或越軌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城鎮(zhèn)居民中，下崗、失業(yè)人員等是城鎮(zhèn)低收入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獲得就業(yè)機會以獲得收入，是保證生存下去的基本條件;在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況下，人們如果失去了就業(yè)機會，就會對基本的生存造成威脅。如果這種現象擴展下去，就會威脅整個社會的穩(wěn)定。在“六城市問卷調查”中我們發(fā)現，下崗和失業(yè)人員、工人(包括非技術工人和技術工人)對生活狀況的滿意程度較低。從職業(yè)特征可以看出，具有消極社會心態(tài)人群的主體是一些社會弱勢群體及其高風險人群。

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收入分配政策發(fā)展

1.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實行的是平均主義分配，這種收入分配格局無法對個人產生激勵作用，導致生產效率低下，而這反過來又制約了收入提高的可能性，結果導致了共同的貧窮。 甚至會發(fā)生大面積饑荒。

1978年，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第一次提出了要打破平均主義。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底提出：分配制度的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的大鍋飯，要讓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

2. 1984年召開了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一個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這個決定中，第一次提出了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qū)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3. 1987年召開了十三大，十三大報告指出：“我們必須堅持的原則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它分配方式為補充，除了按勞分配這種主要方式和個體勞動所得以外，企業(yè)發(fā)行債券籌集資金，就會出現憑債權取得利息;隨著股份經濟的產生，就會出現股份分紅;企業(yè)經營者的收入中，包含部分風險補償;私營企業(yè)雇傭一定數量勞動力，會給企業(yè)主帶來部分非勞動收入，以上這些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應當允許。”

關于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主要有兩點突破：第一次提出了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第一次提出了非勞動收入只要是合法的，都應當允許。

4. 1993年召開了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個人收入分配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體現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允許屬于個人的資本等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

5.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

6. 2002年召開了黨的十六大，在十六大報告里面，關于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主要兩個突破。

第一次提出了要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第一次提出了擴大中等收入的比重。

7. 黨的十七大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創(chuàng)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

以上就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現在，我國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的變化過程，從這個過程我們可以看出，從打破平均主義開始，到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我們分配的體制在一步一步地深化。其結果是打破了平均主義，調動了廣大勞動者生產經營積極性，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和人們生活水平提高。

四、縮小收入差距對策

1. 充分重視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許多外國專家認為，初次分配是由市場決定的，政府只能在再分配領域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縮小收入差距。然而，我國的實際情況是：即使在初次分配領域，政府的干預仍是顯著的，市場的作用是有限的。雖然經過30多年的改革，我國勞動力市場的行政性分割仍非常突出。例如，國企的工資形成機制很難說是市場化的，工人很少有通過談判進行博弈的權利;企業(yè)高管也不是競爭上崗的，他們的收入水平與其說是市場競爭的結果，還不如說是既得利益者自我決定的結果。因此，減少和弱化政府的干預是初次分配領域改革的重要任務。

再分配領域也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革。首先是要進一步解決逆向再分配的問題，堅決杜絕“抽瘦補肥”現象，使收入再分配真正成為政府“抽肥補瘦”社會政策的有力工具;另外，在政府財力容許的范圍內，應加大再分配的力度，特別要在社保、醫(yī)療、教育等領域對貧困人群、農村地區(qū)和西部地區(qū)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

2. 關注收入分配和財產分配

30多年來，我國在收入分配領域發(fā)生了從平均主義盛行到收入差距過大的變化;同時，在財產分布領域則發(fā)生了從幾乎沒有個人財產到個人財產高速積累和顯著分化的演變。根據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研究，我國在2002年全國居民財產總額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55。財產分布的不平等越來越成為收入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也是國家要求官員不僅要申報收入而且要申報財產的原因。

3. 實現相關信息的公開化和透明化

實現相關信息的公開化和明細化，這是進行監(jiān)督的前提。比如，可把財政預算公開化和明細化，這樣，各項消費中的公、私界線比較容易劃分，預算外開支、“三公消費”(公務用車、公款吃喝、公款出國)問題能較容易解決，長期存在的工資制和供給制并存的局面也較易于克服，真正實現收入貨幣化的改革目標。

4. 杜絕權錢交易和官商勾結

我國已形成了一個高收入階層，對于那些通過權錢交易和官商勾結而富起來的人，除了觸犯刑律追究法律責任以外，則應通過改革割斷他們利用權力獲取收入和財富的途徑。除了杜絕官商勾結外，目前值得注意的一個新問題是如何對待官商之間的角色轉換問題。根據國際經驗，官商之間的角色轉換是可以的，當官之后可以當企業(yè)家，反之亦然，但有一條，就是不能同時具備兩種身份，也不能利用當官期間形成的利益鏈條隨后謀取商業(yè)利益。換言之，即使不同時具備兩種身份，也必須割斷兩種身份之間的利益鏈條。應該說，我國在這方面的運行機制是很不健全的，亟須規(guī)范化

5. 通過各種稅收縮小收入差距

目前社會上討論得最熱鬧的是房產稅、遺產稅和資源稅。這三種稅收各國的做法并不一樣，我們應根據國情加以考慮。遺產稅有利于解決財產和收入差距的代際傳遞問題;房產稅有利于遏制住房的投機和囤積行為，而且也有利于地方政府從難以持續(xù)的土地財政轉向可以持續(xù)的稅收財政;資源稅有利于克服相關管理部門把管理權變?yōu)樗袡嗟男袨椋屹Y源所在地的稅收分成有利于縮小收入分配上的地區(qū)差別。引進這些稅種，既要克服技術上的困難，更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礙，也許后者比前者更為艱難。

6. 加強對壟斷行業(yè)的監(jiān)管

解決壟斷行業(yè)的高額利潤問題：①對壟斷的范圍和壟斷價格等等加以限制;②提高一些壟斷行業(yè)的市場準入程度，引入競爭機制，縮小國家壟斷性行業(yè)的范圍，減小壟斷行業(yè)與非壟斷行業(yè)之間的收入差距。 例如，電信業(yè)務;汽車工業(yè)③充分發(fā)揮《反壟斷法》的作用。

在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和年均9%以上高速經濟增長，中國經濟總量已經發(fā)生了顯著變化。但隨著CPI系數的增長，我國居民的實際收入卻呈現出負增長的趨勢。出現了社會成員間、城鄉(xiāng)居民間、不同行業(yè)間、不同地區(qū)間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現象，使得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陷入了一個困難的局面，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已成為一個凸顯的社會矛盾。過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會引發(fā)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問題。因此縮小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構建和諧社會勢在必行。政府應從法制、體制等多方面加強改革和監(jiān)管，逐步縮小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對于收入分配差距是一個國家在發(fā)展道路上必經的一個坎坷，而我們的國家和政府在這件事情有著一定的解決辦法，但是這個辦法實施起來需要時間，而不會馬上有效，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我們要相信國家和政府會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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