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事訴訟法與民事實體法的密切關系

《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護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保證人民法院查明事實，分清是非，正確適用法律，及時審理民事案件，確認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制裁民事違法行為，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事業順利進行”。《民法通則》等民事實體法則是“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權益，正確調整民事關系，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二者的關系由此可見。實體法確認權利、義務，程序法的為實現權利和行使職權提供規則、方式和秩序。訴訟法是程序法的主要內容，訴訟法作用于個案，具有高效、公正、經濟地實現實體法所預先設置的目標、價值，而實體法上正義的實現是最終目標。

在認識上和實踐中，二者關系有形式與實質、目的與手段、主法與助法之說。訴訟法與實體法的劃分是為了認識、分析和研究法律現象，僅具有相對的意義，二者并非截然對立。馬克思對實體法與訴訟法的關系曾深刻論述到：“審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間的聯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聯系，動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聯系一樣。審判程序和法律應該具有同樣的精神，因為審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內部生命的表現”。但對此論斷不能僵化理解。

隨著探索的深入，學者們發現訴訟法與實體法界限的分明于理論研究和訴訟實務上均是有害的，即帶來學術研究上的片面和訴訟實務上的偏執。二者界限應當模糊，模糊不影響表現，而有利于合作。

訴訟將民事訴訟法與民事實體法緊密聯系，實體法為訴訟提供裁判規范，民事訴訟法則為訴訟活動提供行為規則。

二、訴訟場域中兩法的裂痕

民事訴訟實務中，一般先從實體法上的權利義務指向對象出發，去確定訴訟上的當事人。此種以實體權利義務為指向的做法走向極端即是過去司法實務“重實體，輕程序”的偏激觀念。反之，只看重程序，認為依程序審判即能夠得出實體公正結果的想法也未免過于天真。公正的訴訟程序并不一定都會導出公正的訴訟結果。實體法與訴訟法是共同推進訴訟發展的不可或缺的“車之兩輪”，但實體法與訴訟法之“鳥之兩翼”在訴訟場域中也時常會不協調動作，出現沖突，產生裂痕，導致司法實踐無所適從。

在起字號的個人合伙訴訟當事人問題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47條規定：“個人合伙的全體合伙人在訴訟中為共同訴訟人。個人合伙有依法核準登記有字號的，應在法律文書中注明登記的字號。全體合伙人可以推選代表人;被推選的代表人，應由全體合伙人出具推選書。”而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45條中卻又規定“起字號的個人合伙，在民事訴訟中，應當以依法核準登記的字號為訴訟當事人，并由合伙負責人為訴訟代表人”訴訟法中的“個人合伙有依法核準登記有字號的”即是實體法中的“起字號的個人合伙”，并不是不同的合伙，而在訴訟當事人上，訴訟法與實體法卻作了不同規定。

如果說上述兩個司法解釋制定時間早，難免帶有時代局限性的話，那么，在之后的法律中也存在著訴訟法與實體法沖突問題。

在連帶責任與必要共同訴訟上。《侵權責任法》第13條規定：“法律規定承擔連帶責任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部分或者全部連帶責任人承擔責任。”民事實體法學者據此認為，無必要將全部侵權人強制追加進同一訴訟中來。訴訟法學者則認為，依《民事訴訟法》第119條“必須共同進行訴訟的當事人沒有參加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其參加訴訟”規定，為徹底解決糾紛，避免前后訴訟判決矛盾，連帶責任人應為共同訴訟人。由此產生實體法與程序法沖突問題。司法實務中，《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條前句規定：“賠償權利人起訴部分共同侵權人的，人民法院應當追加其他共同侵權人作為共同被告。”這是基于程序考量，在案件審理中,利用多數當事人合在一起進行訴訟的機會,把相關的案件事實盡可能地一次查清而不發生矛盾,以求最大限度的得出一個符合或接近實體事實的結果。

為調和、解決連帶責任之“連帶”法理與共同訴訟之“必要”沖突問題，學者提出借鑒域外法律，將必要共同訴訟劃分出固有的必要共同訴訟與類似必要共同訴訟。

在未成年人責任與訴訟當事人認識方面，學術上無爭論，而實務上做法卻差異頗大。依《民事訴訟法》第57條“無訴訟行為能力人由他的監護人作為法定代理人代為訴訟”規定，未成年人父母在訴訟中是法定代理人地位，而依《侵權責任法》第32條“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監護人承擔侵權責任”規定，侵權的未成年人父母則是直接承擔侵權責任的人，應是被告地位。民事司法實務中，未成年人被告的父母往往僅列為法定代理人被判決其承擔賠償責任。由此發生訴訟上非原、被告及第三人以外的訴訟參加人被判決承擔責任的情況。

訴訟法上，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章第一節當事人規定，當事人是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的可以自己名義起訴或應訴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單純從部門法上看，實體法上的監護人反映在訴訟法上，僅為代為訴訟活動的法定代理人，并非當事人范圍。根據《民事訴訟法》第50條第3款：“當事人必須依法行使訴訟權利，遵守訴訟秩序，履行發生法律效率的判決書、裁定書和調解書”規定，法院的裁判只對案件的當事人具有拘束力，并不能約束法定代理人。

侵權的未成年人父母承擔民事責任并非基于法定代理人身份，而是基于《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規定的教育、管理職責，未成年人侵權視為其父母的過失，所以，《侵權責任法》第32條中規定“由監護人承擔侵權責任”。故其父母于訴訟上應為當事人和法定代理人雙重身份，不應只是法定代理人。將侵權行為的未成年人父母列為被告的另一個考慮，是保障其抗辯權等訴訟權利的履行，同時也利于保護受害者的合法權益。正因為這樣，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在法辦[2001]155號《關于實施〈法院刑事訴訟文書樣式〉若干問題的解答》第37條中明確規定：判令未成年被告人的監護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應當將依法對未成年被告人享有監護權的監護人列為“法定代理人暨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雖然該解答是針對附帶民事訴訟的，但其法理卻與單純的民事訴訟是一樣的。

非監護人承擔賠償責任的情況，只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61條第一款“侵權行為發生時行為人不滿十八周歲，在訴訟時已滿十八周歲，并有經濟能力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行為人沒有經濟能力的，應當由原監護人承擔民事責任”、第二款“行為人致人損害時年滿十八周歲的，應當由本人承擔民事責任;沒有經濟收入的，由扶養人墊付，墊付有困難的，也可以判決或者調解延期給付”規定。上述司法解釋的用語是“原監護人”，其出發點是為保護受害人的利益，而于訴訟法上當事人的地位則值得探究。

法院解決糾紛形式中有判決駁回訴訟請求與裁定駁回起訴，前者為實體意義上的訴權，后者為程序意義上的訴權。訴權理論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是實體法與訴訟法關系問題。在當事人適格問題上，實體法與訴訟法交融反映得明顯。適格當事人的基礎是來源實體法上權利義務，而訴權卻是一種程序性權利。訴權是訴的法律制度所確定的，賦予當事人進行訴訟的基本權利，凡依法進行訴訟的人，不論是原告還是被告，只要是合格的當事人，就享有訴權。

民事訴訟的結果是實體法與訴訟法的合成物，司法實務不能僅只關注實體法或者訴訟法一方。

三、交流與融合

從上述裂痕例可以看出，實體法與訴訟法應該相互照應、協調一致、共同發展，否則將扭曲訴訟。

學者們已認識到民事實體法與民事訴訟法的分離給學術研究帶來狹隘視野，影響了法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民事訴訟法研究者同時對民事實體法展開探索，后者也對前者的領域進行研究，并開設“民事實體法中的程序法”、“民事程序法中的實體法”課程，二法的交流已成為普遍現象。[3]日本學者從解決民事糾紛的角度進行分析，認為在訴訟過程中，訴訟形式與民事實體法規定的裁判標準是共同決定著雙方當事人的法律地位與裁判結果，二者猶如車的兩個輪子，對訴訟都起作用，不存在主從關系。實體價值是程序價值的前提，程序價值是實體價值的依歸。我國學者也看到“片面立足于本部門視角，忽視了各部門法之間的關聯。這種片面的研究理念與方法顯然不利于法律部門間的協調發展和法制的協調統一。民事訴訟法與民事實體法的脫節不僅使得大量的實體權益難以實現，也造成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實體立法資源的巨大浪費。”[4]司法追求的“高效與公正”毋庸置疑地包含了程序與實體的高效與公正，此點無多說的必要。

最能表現實體法與訴訟法交融的恐怕是在證明責任領域。雖然證明責任的“主戰場不在訴訟法，而在實體法領域”，[5]但證明責任卻橫跨實體法與訴訟法兩大領域，反映出實體裁判規范方面和審判程序規則方面的相互為用。從德國證據法大師羅森貝克的名著《證明責任論》的副標題“以德國民法典和民事訴訟法典為基礎撰寫”即可知道，證明責任是名副其實的“兩棲”法。

《民事訴訟法》第64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是實體法具體證明責任分配在訴訟法上表述，如《侵權責任法》第42條“因銷售者的過錯使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銷售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銷售者不能指明缺陷產品的生產者也不能指明缺陷產品的供貨者的，銷售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即將不承擔賠償的證明責任分配給了銷售者。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證明責任置身于實體法與訴訟法之間的關系更為清晰、明確，如“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損害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主張合同關系變更、解除、終止、撤銷的一方當事人對引起合同關系變動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由此，不難看出“證明責任乃訴訟的脊梁”論斷的精辟，[6]證明責任確實決定著訴訟的勝敗。

證明責任并不是在訴訟中才產生，而是在訴訟前即已存在并分配完畢。訴訟法中的“誰主張，誰舉證”是根據實體法上證明責任的預先分配而在訴訟法上的簡潔表述，目的是使訴訟當事人明了自己的責任，積極推進訴訟進程，實現正義。如果當事人消極對待，不履行分配的證明責任，訴訟無法繼續進行，法院依訴訟法將不利結果判由其承擔，即民訴證據規定的“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

在民事訴訟法領域，回避情形的證明、送達的推定、證明評價等等都涉及證明責任問題。

實體法與訴訟法上的思維有時會相互滲透，如人民調解協議的性質，程序法吸取了實體法的思維，對人民調解協議的認識和實踐從“可以反悔”轉變到了“民事合同”。

立法上的分離乃技術上的需要，不影響訴訟法與實體法在訴訟場中共融。民事實體法與民事訴訟法有著內在的一致。實體法以權利為中心展開，確認抽象的權利。訴訟法以當事人為起點進行，實現具體的權利。二者在訴訟中共同作用，以實現公正、高效、權利保護。筆者的觀點并非是要返回到實體法與訴訟法合為一體時的羅馬法那樣，而是要說明二者應相互交融，相互為用，訴訟過程是訴訟法與實體法相互統一的過程，不可偏廢。

民事訴訟法和民事實體法相輔相成、共同作用的領域。任何隔離民事訴訟法與民事實體法的觀念，忽視其合作與互動的需求，都將帶來不良后果，造成公正與效率追求的落空、阻礙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統一。民事訴訟法與民事實體法應該是和諧統一的有機整體，在訴訟中互相影響、互相銜接、互相作用，共同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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