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妻型公司的主要特點

(一)夫妻型公司的形成類型

從公司的成立形態來看，夫妻型公司主要有四類：第一類是由傳統的個體工商戶、家庭作坊改制而來，經營模式、經營范圍、股東等并無太大變化;第二類是新設公司，股東僅有兩人且為夫妻關系，或者公司的主要股東為夫妻關系，在公司的權力構架中處于控制地位;第三類是現有公司的股東通過股權轉讓等方式，分散的股權結構得以整合，夫妻二人成為公司主要股東;第四類是夫妻二人將各自擁有的公司通過并購等方式，實現珠聯璧合。第三類和第四類有相似之處。

(二)夫妻型公司的股東關系

股東之間的法律關系受《公司法》調整，而夫妻之間的法律關系受《婚姻法》調整。前者涉及股東出資與權利、公司組織機構等內容，后者主要涉及身份契約與財產關系，如夫妻共同財產、共同債務等。如果夫妻二型公司出現內部治理問題，或者對外債務負擔，其關系并不僅僅是單純的夫妻關系或者股東關系，易出現適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認的情形。這也是本文試圖討論的重點。

在公司內部，夫妻既是股東，又兼任懂事，公司結構簡單。在召開股東會、形成股東會決議等方面具有極大的靈活性。

(三)夫妻型公司財產的特殊性

《婚姻法》第十七條、十八條、十九條確立了夫妻財產制的基本原則，在夫妻之間無書面約定夫妻財產歸屬的情形下，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工資、生產經營收益、股利等均屬于夫妻的共同財產。那么夫妻以共同所有的財產出資設立公司時，進行公司注冊登記時對于股份分配的登記能否視為夫妻對于部分財產的約定呢?公司的股份雖然被登記在夫或妻一方的名下，但卻屬于《婚姻法》第十七條規定的婚內財產收益，與諸如房產等財產一樣，均屬于共同財產。在出資設立公司時，如何確定夫或妻一方實際的出資額。雖然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公司登記管理中幾個具體問題的答復意見》第五條曾規定，“家庭成員共同出資設立有限責任公司，必須以各自擁有的財產作為注冊資本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登記時需提交財產分割的書面證明或協議。”該規定是行政規章，可以參照適用。也就是說，如果夫妻雙方對財產未進行分割，那么所設立的公司的財產等同于夫妻共同財產，使公司財產喪失了《公司法》所要求的獨立性，這時公司在實質上已經不具備法人資格，其債權債務的承擔應比照合伙企業處理。

那能否以財產是否分割作為標準呢?筆者認為不然。最初的公司大多是由合伙、家庭作坊過渡而來的，對這類問題《公司法》立法時不可能不預見到，而且《公司法》對夫妻作為股東設立公司并無限制。作為公司登記機關的工商部門面臨的也應當是如何嚴格執行《公司法》的問題，在否定法人人格如此重大的問題上，工商部門不可能具有補充法律、解釋法律的權力，因此該規定的合法性值得推敲，人民法院不能以此作為否定夫妻《公司法》人人格的依據。

從《公司法》對股東投資的規定上看，有兩個基本要求，即一是自有、二是足額。財產共有狀態與上述兩個要求在邏輯上是交叉關系，而非排斥關系，重合的部分即滿足《公司法》關于設立公司的資金要求，不能以共有財產未作分割就否定其設立的公司人格。

財產是否分割作為標準實無必要。即使進行分割，從工商部門的規定來看，形式上也僅是一紙協議而已，進行法律規避相當容易。即使不進行分割，由于《公司法》規定的投資不得抽回原則，此時原夫妻共同財產已轉化為公司財產，因此不存在兩者財產的等同問題。《公司法》對此問題關注的是公司財產與股東個人財產的區分，即所有權是否確已由股東轉為公司，而不是股東之間對投資是共有還是專有;在共有的情況下，它所要求的僅僅是區分一個比例而已。同時，該行政規章于1995年11月28日頒布，已被《公司登記管理若干問題的規定》(1998年1月7日發布)廢止失效。雖然后者由于該規章并未規定有溯及力，因此在實施之前和實施之后所設立公司的人格就有可能出現兩種不同的評判標準，在法律適用上導致執法尺度不一。2014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并無關于家庭成員出資設立公司需要進行財產分割的登記。

股東出資協議和夫妻財產約定契約屬于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公司法》和《婚姻法》有不同的價值追求，股東出資協議中的出資比例主要解決股東在公司內部的權利義務問題，夫妻財產制主要解決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及婚姻關系破裂時的財產權問題，屬于兩個層面的問題。

對于未簽訂財產分割協議而成立的夫妻公司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法人資格。但是，如果在設立公司時并未進行財產分割，應當認定是以夫妻共同共有財產出資設立公司。根據《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17條第2款規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做重要處理決定，夫妻雙方應當平等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他人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為由對抗善意第三人。”可以看出在司法實踐中，優先地尊重夫妻雙方意思自治，只要不損害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權益、以合法手段掩蓋非法目的并尊重交易安全的，審判機關并不一定否定此等法律行為的效力。

二、夫妻型公司裁判規則探析

規則1：夫妻雙方共同出資設立公司的，應當以各自所有的財產作為注冊資本，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因此，夫妻雙方登記注冊公司時應當提交財產分割證明。未進行財產分割的，應當認定為夫妻雙方以共同共有財產出資設立公司，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夫或妻名下的公司股份屬于夫妻雙方共同共有的財產，作為共同共有人，夫妻雙方對該項財產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

規則2：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做重要處理決定，夫妻雙方應當平等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他人有理由相信夫或妻一方做出的處理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為由對抗善意第三人。因此，夫或妻一方轉讓共同共有的公司股權的行為，屬于對夫妻共同財產做出重要處理，應當由夫妻雙方協商一致并共同在股權轉讓協議、股東會決議和公司章程修正案上簽名。

規則3：夫妻雙方共同共有公司股權的，夫或妻一方與他人訂立股權轉讓協議的效力問題，應當根據案件事實，結合另一方對股權轉讓是否明知、受讓人是否為善意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如果能夠認定另一方明知股權轉讓，且受讓人是基于善意，則股權轉讓協議對于另一方具有約束力。

案例1簡介：彭某與梁某系夫妻關系，為**岸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的股東，彭某占20%股份，梁某占80%的股份。2005年11月7日，彭某與梁某作為甲方，王某山和王某師作為乙方，簽署了一份合同書，約定彭某與梁某將各自擁有的**岸公司的股份轉讓給王某山和王某師。彭某訴稱，梁某與王某山簽訂的股權轉讓合同書及其附件中有關將原告在**岸公司的20%的股權以1224萬元人民幣轉讓給他人的約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權益，對其沒有法律約束力。確認被告梁某與王某山簽訂的股權轉讓合同書及其附件中有關將被告梁某在**岸公司的80%的股權以4896萬元人民幣轉讓給被告王某山的約定侵犯了其優先購買權等合法權益，屬無效約定。(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9年第5期，[2007]民二終字第219號，彭某與梁某、王某山、**岸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股權轉讓糾紛案)。

生效判決認為：被告梁某與原告彭某系夫妻關系，夫妻二人將共同共有財產中的一部分作為其各自在有限責任公司的出資，注冊成立了**岸公司。對此被告王某山認為彭某、梁某夫婦二人沒有將夫妻共同共有財產進行分割，雖然登記的股東為兩人，實質是一個集合整體，夫妻之間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公司法》上的股東關系，主張金海岸《公司法》人人格應予否定。我國《公司法》對股東之間并沒有身份上的限制，夫妻雙方共同投資設立有限責任公司并不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的《公司登記管理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三條又規定，“家庭成員共同出資設立有限責任公司，必須以各自擁有的財產作為注冊資本，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登記時需要提交財產分割的書面證明或者協議。”因此，夫妻可以共同出資設立有限責任公司。實際上，以未分割的夫妻共同共有財產出資設立公司并不必然構成對《公司法》人財產獨立性的損害，只是設立公司的需要，滿足的是登記部門的要求。其在工商登記中顯示的投資比例并不是對夫妻共同共有財產做出的改變和分割，也并不能當然的將工商登記中載明的投資比例簡單地等同于夫妻之間的財產約定。所以彭某和梁某用未分割的夫妻共同共有財產出資成立**岸公司，符合《公司法》的規定，**岸公司具備獨立法人人格。被告王某山的主張不能成立，該院不予采信。

關于被告梁某是否有權代理原告彭某的問題。由于原告彭某與被告梁某均否認存在授權委托的事實，也無其他直接證據證明雙方存在代理關系。但本案的特殊之處在于，原告彭某與被告梁某系夫妻關系，而**岸公司又是由其夫婦二人開辦的，這種特殊的、特定的身份關系導致**岸公司的內部治理不同于一般的有限責任公司。梁某、彭某夫婦二人的關系相對于第三人而言是非常密切的，無論對家庭事務還是對其個人事務，但是僅憑這一層特殊關系來徑行認定被告梁某必然具有代理權是不夠的，尤其在處理非日常性事務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做重要處理決定，夫妻雙方應當平等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他人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為由對抗善意第三人。”由上可知，被告梁某代原告彭某簽字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是否對原告彭某產生拘束力，關鍵在于被告王某山是否有理由相信這一處分家庭共同共有財產的行為，屬于夫妻雙方共同意思的表示，同時被告王某山是否屬于善意，即被告王某山作為相對人，當時是否明確知道被告梁某的行為屬于無權代理的行為。

原審法院認為，被告梁某有權代理原告彭某簽訂股東會決議、公司章程修正案、股權轉讓合同，有權處分彭某持有的**岸公司20%的股權。理由如下：

1.原告彭某與被告梁某夫妻二人為向預備役師繳納土地出讓金，由中間人尹*宗介紹認識了被告王某山，雙方在中間人尹*宗的撮合下開始洽商股權轉讓事宜。這一事實表明原告彭某對股權轉讓之事不是不知情，相反對于轉讓股權之事積極參與，轉讓股權正是夫妻二人的真實意思表示。

2.被告王某山在簽訂協議前就以**岸公司的名義向預備役師支付土地出讓金200萬元，用實際行動表示了其接收股權的誠意。而被告梁某與被告王某山簽訂了**岸公司股權轉讓協議后，收取了后續的股權轉讓款。在已經存在夫妻二人共同協商準備將股權轉讓給被告王某山的前提下，足以使人相信被告梁某這一處分公司全部股權的行為，正是彭某、梁某夫妻二人共同意思表示的體現，是被告梁某代表夫妻雙方處分共同共有財產的行為而非被告梁某個人的擅自行為。需要說明的是，被告王某山與**岸公司之間并無其他業務往來，王某山是在中間人尹*宗的介紹下認識的被告梁某，王某山向被告梁某支付股權轉讓款，履行的是股權轉讓合同，而非其他。

3.原告彭某從起訴至今，沒有向法庭舉證證明被告王某山在股權轉讓過程中是非善意的，僅主張其不知股權轉讓之事，沒有在股權轉讓合同書上簽字，被告梁某在庭審中陳述洽商過程中原告彭某曾因意見分歧而中止股權轉讓談判，是其未告知原告而私下轉讓，但沒有舉證證明自己的主張。而被告王某山對其夫妻二人的陳述不予認可。相反，被告王某山提供的證人尹*宗在法庭上陳述說，股權轉讓合同簽訂后，原告彭某曾帶被告王某山和他專程到預備役師核對過出讓土地的相關手續的原件，并且在合同履行一年后，彭某、梁某夫婦二人曾到其辦公室要求其給被告王某山做工作，再給10畝地自己蓋房使用。雖然原告彭某和被告梁某對證人尹*宗的證言予以否認，雖然證人尹*宗在陳述時一再聲明“時間久遠，可能會記不清楚”、“不是自己的事”，但不能否認的是，作為中間人，尹*宗的陳述是客觀的、真實的。即原告彭某對股權轉讓一事是明知的，其夫婦二人轉讓**岸公司的意思表示是一致的、真實的。被告王某山提供的一系列證據證明自己有理由相信被告梁某有權代理原告彭某在股權轉讓合同書上簽字，而原告彭某以不知道為由否認股權轉讓事實違背常理，被告梁某僅在法庭上陳述原告彭某曾中途停止談判，股權不再轉讓，但不能舉證證明自己曾通知被告王某山和中間人尹*宗中止談判，所以原告彭某與被告梁某的陳述不能成立。

4.原告彭某主張王某山未盡審查義務，應在股權轉讓合同書簽訂后，向其催告追認。但訴訟后，原告彭某與被告梁某分別致函給被告王某山，均催促其辦理土地過戶手續。原告彭某更是將被告王某山稱為“**岸公司的控股股東”。這一事實表明原告彭某自己對**岸公司股權轉讓不僅是明知的，而且對被告梁某代其簽字的行為進行了事后追認，認可了股權轉讓合同書。

5.股權轉讓合同書第4.1條約定：“合同簽訂后20日內，乙方(王某山)以**岸公司的名義支付預備役師土地轉讓費1500萬元(包括前期已打入預備役師指定賬戶的200萬元)，乙方支付此款之日起合同生效。”這一條款的約定，對于要求優先購買權的原告彭某來講具有同等條件，但原告彭某在當時的條件下不可能有能力支付此款，所以其要求優先購買權的理由不能成立。

綜合上述事實及理由，被告梁某轉讓**岸公司股權的行為雖然在程序上存在瑕疵，即沒有原告彭某的簽字手續，但對于善意的第三人被告王某山，不具備約束力。被告梁某的處置行為構成表見代理，推定其有權代原告彭某在股東會決議、公司章程修正案、股權轉讓合同書簽字，處置公司股權。原告彭某主張被告王某山侵犯其優先購買權和異議權的理由不能成立，該院不予采信。

退一步講，即便被告梁某無權代理原告彭某在股權轉讓合同書、股東會議決議、公司章程修正案上簽字轉讓股權，但被告王某山已舉證證明自己為善意第三人，有足夠的理由相信被告梁某有代理權，而且被告王某山已向被告梁某支付了4944萬元的股權轉讓款，有償支付了對價，變更了**岸公司的股東手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意見》第八十九條規定：“在共同共有關系存續期間，部分共有人擅自處分共有財產的，一般認定無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償取得該財產的，應當維護第三人的合法權益，對其他共有人的損失，由擅自處分共有財產的人賠償。”也就是說，即便梁某無權處分共同共有財產，從公平的角度出發，為保護交易安全，也應當保護被告王某山的合法權益。至于梁某的行為由此給彭某造成的損失，應另行要求被告梁某賠償。更何況**岸公司是彭某、梁某夫婦二人以共同共有財產注冊成立的，夫妻二人對共有財產，不是按比例共有，更不是分別所有，而是共同共有。依照法律規定，夫妻作為共同共有人，對共有財產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處分、收益權。被告梁某已經收取的被告王某山支付的**岸公司的股權轉讓款，屬于梁某、彭某夫妻共同共有財產范圍。所以原告彭某的主張不能成立，該院不予采信。

關于股權轉讓合同書效力的問題。股權轉讓合同書第13條約定：本合同自甲乙雙方四人、**岸公司簽字后生效，各保證人蓋章后保證合同生效。原告彭某依此主張合同書未滿足約定的生效要件和有效成立的法定條件，不應受法律保護。但實際上，該股權轉讓合同書約定了兩個生效條款，除上述條款外，合同書第4.1條還約定了：“合同簽訂后20日內，乙方(王某山)以**岸公司的名義支付預備役師土地轉讓費1500萬元(包括前期已打入預備役師指定賬戶的200萬元)，乙方支付此款之日起合同生效。”在這兩個條款中，合同書第4.1條的約定相對于整個合同書是實質性的附條件的合同生效條款，即合同簽訂后的20日內，被告王某山必須以**岸公司的名義向預備役師支付土地轉讓費1500萬元，一旦王某山支付此款，則股權轉讓合同書生效。事實上，被告王某山也確實在簽訂合同書后的20日內向預備役師支付了土地轉讓款，實現了合同書約定的生效要件。而且在合同書訂立之前，被告王某山已先行以**岸公司的名義向預備役師支付土地轉讓款200萬元，已經實際履行了合同的主要義務。原告彭某、被告梁某對此是明知的，并且沒有提出任何異議欣然接受。依照《合同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采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在簽字或蓋章之前，當事人一方已經履行了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股權轉讓合同書第13條的約定，相對于整個合同書來講僅是一個形式要件，彭某、王某師也確實未在合同書上簽字，合同書存在形式上的瑕疵。但梁某已在合同書上簽字，被告王某山也已經履行了主要的合同義務，而且是善意的。而被告梁某作為原告彭某的丈夫，有權代表原告彭某在股權轉讓合同書、股東會議決議、公司章程修正案上簽字。因此合同書生效并實際履行。至于原告彭某訴稱股權轉讓合同書內容違法，理由是被告梁某和王某山惡意串通，侵犯了其優先購買權、法定的股權轉讓權，為無效合同。但在庭審中，原告彭某并沒有提供證據證明被告王某山與梁某惡意串通，又基于前述理由，被告梁某的行為不存在侵權，構成表見代理，所以股權轉讓合同書是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不違反法律法規，為有效約定。原告彭某的請求缺乏事實及法律依據，該院不予支持。

案例2簡介：**拉鏈公司、**海公司簽訂《企業合作(重組)合同》進行資源整合。后**海公司以**拉鏈公司違約成訴。關于《企業合作(重組)合同》的效力，雙方的主要爭議點：**拉鏈公司主張合同系企業重組合同，僅有朱某簽字，未經本公司股東會決議而無效。**海公司主張**拉鏈公司的股東為朱某(法定代表人)、陳某二人且系夫妻關系，合同簽訂之前，兩人多次到江西考察，應視為朱某的意思表示就是夫妻兩人共同的意思表示，也即是**拉鏈公司的意思表示。(案例來源：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贛民二終字第14號，義烏市**拉鏈有限公司與**鑫之海實業有限公司合同糾紛案)

生效判決認為：**拉鏈公司的兩股東朱某、陳某系夫妻，夫妻股東的公司與一般兩人股東有限責任公司相比，有其特殊性。夫妻型公司股東就是夫妻二人，因此公司的內部結構比較簡單，有利于生產經營的靈活性。夫妻兩人既是股東又兼任董事，這樣簡化了股東會議、董事會的召集、表決和執行等程序，也避免了股東之間矛盾的產生和擴大。從本案實際情況分析，朱某、陳某夫妻倆，朱某任公司執行董事、法定代表人，陳某任監事，雖然**拉鏈公司沒有明確的書面股東會追認涉案合同，但事實上夫妻倆均參加了考察、合同簽訂的全過程，陳某一直沒有提出反對的意見，夫妻倆的意思表示已達成一致，可以認定**拉鏈公司全體股東已認可本案合同的有效性。**拉鏈公司僅以未經股東會同意而認為合同沒有生效，顯然與事實不符。

從我國《公司法》的規定來看，夫妻作為股東設立公司并沒有特殊的限制。但是根據國家工商總局的相關規定，夫妻設立公司時，必須分割共有財產，并以各自所有的財產出資。按照現行《婚姻法》和《公司法》的相關規定，以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財產出資，一方面不會損害公司財產的獨立性，另一方面也不會破壞夫妻對財產的共同共有關系。如果出資的財產已經進行過驗資程序并將財產的所有權移轉到了公司的名下并辦理了工商登記，則可以認為公司已經取得了財產的所有權。而在該財產只有一個所有權的情況下，設立公司的夫妻實際上是一個集合整體，彼此之間不構成真正的股東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夫妻可以被視為一整體，其共同財產投資設立的公司與一個自然人投資設立的一人公司基本一致。二審庭審時，上訴人明確承認設立公司時，是以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財產出資，可以認定**拉鏈公司的股東雖然為夫妻兩人，但實際上是一個集合整體，其法定代表人朱某的意思表示就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規則4：在夫妻型公司負有債務，如果有證據能夠證明公司存在法人人格否認的情形，如夫妻用共同財產出資設立公司、取得的分紅用于共同生活、日常經營收入等資金與家庭開支界限不明等，公司的債務應視為夫妻共同債務。公司的章程系公司股東對各自權利和義務所達成的契約，該約定著重于股東對公司應負的出資義務及相應的財產權利。至于相應股權的性質屬于股東個人財產還是家庭共同財產并非公司章程的約定范圍。因此，公司章程對股權表述以及工商登記并不能視為夫妻財產制的書面約定，亦不能因此推定第三人知道或應當知道該約定。

案例1簡介：三一公司與成某股權轉讓糾紛一案進入執行階段，成某應向三一公司支付股權轉讓余款10048萬元。在執行過程中，長沙中院追加成某之妻錢某為被執行人。后錢某提出執行異議被駁回。錢某向湖南省高院申請復議，亦被駁回。(案例來源：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湘高法執復字第48號，錢某申請執行復議案)。

生效判決認為：關于成某向三一公司轉讓股權產生的債務是否系夫妻共同債務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清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四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情形的除外。該規定是對夫或妻一方免除個人債務的條件的明確規定。本案中，成某和錢某的名下股權是基于夫妻家庭共同生活的需要，在夫妻存續期間共同投資所得，為夫妻雙方的共同財產，成某處分共有財產而產生的債務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對于公司章程成某與錢某各自持有股份的記載能否視為夫妻財產制約定的問題。公司的章程系公司股東對各自權利和義務所達成的契約，該約定著重于股東對公司應負的出資義務及相應的財產權利。至于相應股權的性質屬于股東個人財產還是家庭共同財產并非公司章程的約定范圍。因此，公司章程對股權表述以及工商登記并不能視為夫妻財產制的書面約定，亦不能因此推定第三人知道或應當知道該約定。在復議中，湖南省高院亦持相同意見，駁回了錢某的復議申請。

案例2簡介：**公司系的股東為廖某、洪某，二人系夫妻關系，廖某擔任金順《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11月27日，**公司與**公司簽訂《借用資質貸款協議書》，約定以**公司名義向工-行借款2000萬元，由**公司實際使用，**公司應按照**公司與工-行所簽借款合同約定的還款期限將借款本息匯至**公司貸款賬戶以清償借款，**公司收到**公司匯款后應及時向工-行還款;如因雙方未按期歸還借款造成損失，責任由逾期方承擔。**公司從工商銀行取得了貸款，并依約轉給了**公司。后**公司未完全履行債務。**公司要求**公司立即償還借款8638888.85元以及違約金，同時廖某、洪某對**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案例來源：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5]云高民二終字第84號，廖某、洪某與被上訴人**桂族經貿有限公司合同糾紛案)

生效判決認：本案爭議焦點是廖某、洪某是否應對**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條的規定：“公司股東應當遵守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東權利，不得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的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時，該股東即喪失依法享有的僅以其對公司的出資為限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的權利，而應對公司的全部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本案中，廖某、洪某作為**公司的股東，是否存在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損害債權人**公司利益的情形，能否適用公司人格否認法理要求其二人對**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應從以下幾方面予以考察：

其一，主體要件，公司人格否認法理適用的主體是實施了濫用公司人格和股東有限責任行為的控制股東，即實際參與公司經營管理，并能對公司的主要決策活動施加影響的股東。本案中，廖某、洪某作為**公司唯一的兩名股東，實際參與了**公司的日常管理和經營決策，是**公司的實際控制股東，故廖某、洪某具備作為適用公司人格否認法理的責任主體。

其二，行為要件，是指控制股東實施了濫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為，主要表現為公司的人格混同，即公司與股東不分或者合一，指股東與公司之間資產不分、人事交叉、業務相同，與其交易的第三人無法分清是與股東還是公司進行交易。本案中，廖某、洪某作為**公司各持股50%的自然人股東，其股東財產與公司財產是否存在混同，致使**公司缺乏獨立的財產和作為獨立人格存在的基礎是認定廖某、洪某是否實施濫用《公司法》人人格行為的重要判斷標準。從本案查明的事實來看：首先，**公司的經營場所是股東廖某的名下的個人房產;其次，2013年3月18日，廖某將涉案800萬元貸款，即2013年3月13日**公司從工-行貸出后轉匯**公司的800萬元款項，從**公司賬戶轉出其中的450萬元用于其股東個人增資擴股;再次，2013年4月，廖某又從**公司賬戶多次轉款共計435萬元;最后，從**公司、廖某、洪某一審提交的《云南金順進出口有限公司支付**桂族經貿有限公司款項明細表》可以看出，從2012年12月17日至2013年11月13日期間，**公司與廖某分別多次從公司賬戶和個人賬戶轉款至**公司賬戶用于償還涉案貸款。綜上，從本案貸款行為發生起，**公司賬戶與股東廖某的賬戶之間出現多次轉款，**公司和股東廖某亦均向出借人**公司多次還款，由此可見，**公司違反公司財產與股東財產分離原則，故可以證實**公司的財產與股東廖某的個人財產存在混同。

其三，結果要件，是指濫用公司人格的行為對債權人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造成了嚴重損害。本案中，從2013年3月18日起，在無合法依據的情形下，廖某從**公司賬戶轉出款項至其個人賬戶共計885萬元，占**公司1088萬元注冊資本金的80%以上，其挪用公司財產的行為已構成對債權人**公司利益的嚴重損害。

綜上，結合公司人格否認的具體適用條件，**公司的實際控制股東廖某，其個人財產與公司財產混同，并最終嚴重損害了本案債權人**公司的利益，應對**公司尚欠**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洪某作為**公司的另一名股東，與廖某各持**公司50%的股權，二者又為夫妻關系，原審在認定廖某應對**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情況下，判決洪某對此亦承擔連帶責任并無不妥。

規則五：在夫妻型公司涉及諸如非法經營罪、逃稅罪等刑事犯罪的，如果公司在治理上存在公司財產與家庭財產混同等情形，不應視為單位犯罪，應為個人犯罪。

案例1簡介：被告人孟某某于2007年11月13日注冊成某安徽省**市亞圣種業有限公司，公司注冊資本為109萬元，企業類型為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孟某某，公司股東為孟某某及其妻子顧*俠。被告人張某某于2004年11月2日注冊成某安徽省**市農贏種業有限公司，公司注冊資本為100萬元，企業類型為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張某某，公司股東為張某某及其丈夫林某、女兒林某某。2008年春，被告人孟某某和張某某開始合作經營農作物種子生意。2010年至2011年期間，被告人孟某某、張某某二人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通過中間人聯系安徽宿州等地農戶，讓農戶為其繁殖生產“淮麥20”。孟某某、張某某在未經品種權人及國家農業主管部門許可的情況下，私自繁殖“淮麥20”并銷售，銷售金額達人民幣517924元，情節嚴重，行為已構成非法經營罪，且屬共同犯罪。(案例來源：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人民法院，[2012]淮刑初字第0699號，孟某某等非法經營案)

生效判決認為：涉案兩公司雖然是有限責任公司，但公司的股東為夫妻二人或夫妻及子女三人，也就是家庭成員，他們之間存在著共同財產關系，即對財產享有共同的權利，承擔共同的義務。從公司的經營來看，除了本案的兩名被告人外，其余股東并不實際參與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且兩名被告人銷售“淮麥20”的貨款均是通過以兩名被告人的名義開設的個人賬戶進行流轉的，兩名被告人也都承認公司的財產不能同其個人財產或者家庭共同財產完全區分開來，故可以認定兩名被告人非法經營的犯罪所得實際是由其本人控制、歸其個人或者說家庭所有。因此，本案應當以實際經營者個人犯罪論處，而不能認定為單位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