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確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可以增強我國環境法律體系的整體有效性，彌補我國環境管理體制的不足，保證公眾充分參與保護社會公共環境權益，節省司法資源，滿足法治的要求。同時，社會本位”觀念、法的社會化”運動以及對代表人訴訟制度的適度改造，使該類訴訟在我國的確立具備了可行性。【關鍵詞】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必要性；可行性【英文關鍵詞】Theenvironmentcivilpublicwelfaresues;essential;feasible【寫作年份】2007年【正文】公益訴訟相對于保護私人利益的私益訴訟而言，是指一定的組織和個人可以根據法律法規的授權，對違反法律、侵犯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向法院提起訴訟，由法院追究違法者法律責任的訴訟制度。[1]環境公益訴訟是針對社會公共利益的訴訟，隸屬于社會公共利益范圍，包括對于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影響或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提起的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和對于企業、個人影星或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提起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環境公益訴訟淵源于美國密執安州《1970年環境保護法》，它首次確認公民對構成公益妨害的污染行為可以以個人身份提起訴訟的資格。在美國聯邦立法層面，1970年《清潔空氣發》第304條a款規定：任何人皆可以自己的名義對任何人（包括美國政府、政府機關、公司和個人等）就該法規定的事項提起訴訟。”[2]美國有關環境公益訴訟的規定濫觴于環境污染大規模爆發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之際，自此，環境公益訴訟的理念逐漸為各國理論界和實踐界不同程度地接受，各國或通過集團訴訟（美國）或經由集合訴訟（英國）或采取獨特的選定當事人制度（日本）對社會環境公共利益進行著最大限度的維護或向著進行最大限度的維護努力。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是從古羅馬時期就出現的公益訴訟中延伸出來的，是指一定的組織和個人可以根據法律法規的授權，為了保護社會公共環境利益，對違反環境法律、侵害公共環境權益的行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由法院按照民事訴訟程序依法審判并追究違法者法律責任的訴訟。[3]一、在我國確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必要性分析（一）從我國的環境法律體系而言，由于環境程序立法不健全，導致我國環境法律制度的整體有效性不足。我國的環境保護雖然業已形成由憲法、單性法規、環境標準及其他部門法進行各層面保護的實體法體系，但由于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使我國的環境程序立法遠遠落后于環境實體立法，一方面導致確認在實體法中的各項環境權利缺乏實施的程序保障，在發生環境糾紛時不能及時得到有效解決，在無形中放縱了破壞環境的行為，有悖于環境保護的目的。[4]另一方面也大大削弱了我國環境法律體系的整體有效性。法的實施效果一定程度取決于這些法律制度是否健全、合理、統一、高效。[5]當前，在我國，自1979年《森林法》（試行）和《環境保護法》（試行）頒布以來，經過20多年的發展，又先后頒布了《海洋環境保護法》（99年修改）、《水污染防治法》（96年修改）、《森林法》（98年修改）、《草原法》、《漁業法》、《礦產資源法》、《土地管理法》（98年修改）、《大氣污染防治法》（95年修改）、《水法》、《野生動物保護法》（04年修改）、《環境保護法》、《水土保持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04年修改）、《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初步建立了我國的環境法律體系，形成了涵蓋各種環境（狹義）要素和自然資源的較為統一、健全的法律體系，基本解決了我國環境領域無法可依的問題。但是由于缺乏正當程序的保障，使得這一法律體系難以形成其合理性和高效性，從而縮小了其發揮作用的有效范圍，導致各項環境法律制度的規定更像一種宣示性的規范而失卻了其可操作性，從而在整體上大大削弱了我國環境法律體系的有效性。這也是我國生態環境在環境法制不斷健全的前提下仍不斷惡化的原因之一。因此，建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加強環境保護的程序保障，是從根本上遏制破壞環境的行為，維護環境保護法的立法目的，增強我國環境法律體系的合理性、高效性，進一步實現其健全性，以提高其整體有效性，優化環境法律實施結果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