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解決環境侵權原因行為的社會性、合法性、經濟性、公益性與受害人個體環境權益受損之矛盾所必需

環境侵權是工業文明和新技術發展的伴生產物，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們在利用環境、開發資源、改進技術、提高生產力以推進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同時，給人類環境和生態造成的可控或不可控、可以避免或不可避免的副效應。

首先，環境侵權本身的這種經濟目的性，涉及到人類社會本身的持續發展。

其次，環境侵權又往往以合法的生產為前提，甚至有些環境侵權本身就是合法、達標排污所累積，其環境侵權本身在現有法律所允許的范圍之內。

其三，環境侵權作為現代社會生產的副產品，其行為起因于人類為了追求經濟發展、效益提高、資源充分利用這一功利性目的，其所滿足的不僅僅是侵權行為人自身的需要，而是來自于整個人類社會生活共同體，當然也包括受害人本人。

其四，某些環境侵權本身就是社會公益的另一面，如高壓線路、高速公路、鐵路、機場、公共水壩等，本身在給特定社區帶來巨大公益的同時，也產生巨大的環境隱患。

正因如此，環境侵權行為與一般民事侵權行為相比較，其“原因行為往往具有社會妥當性、合法性、價值性和公益性。”由環境侵權的這一特點所決定，環境侵權帶來的受益屬于整個社會或社區，而伴生的環境負面效果和損害則可能禍及某具體的受害人，這實則是犧牲少數人的環境權益而換取環境侵權原發的企業和社會發展一種利益的互換和責任的承擔，它表明，在環境侵權中，首先獲利的或者說直接獲利的是引發環境侵權的企業，它作為侵權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無疑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其次，整個社會或特定社區作為環境侵權的間接或實際受益人，基于利益平衡和社會公平原則，由其承擔侵權責任人不能承擔的部分責任，對環境侵權給受害人造成的損失之不能彌補的部分進行一定程度、范圍內的填補，應是解決環境侵權原因之社會公益性與行為后果之具體危害性矛盾的一種最好方式。

(二)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社會發展與社會公平統一的需要

環境侵權涉及到人類社會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社會發展與社會公平這兩大矛盾的協調和平衡。一方面，就整個人類社會整體而言，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促進社會全面進步是其應予選擇的目標。另一方面，在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的過程中，人們又必須充分考慮到環境的社會效益與社會公平等問題，這樣就要求生產者增加環境投資，嚴格控制環境污染，建立環境治污設施，反過來又必然增加經濟開發成本，影響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如此追求經濟效益的優先和社會本身的發展，與由經濟發展帶來社會效益和社會公平就產生了矛盾。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既不能采取象羅馬俱樂部的學者們在《增長的極限》中悲觀地認為“如果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以及資源消耗按現在的增長繼續不變，這個星球的經濟增長就會在今后一百年內某一時候達到極限。最可能的結果是人口和工業生產能力這兩方面發生頗為突然的、無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

其解決之路，是“改變這些增長趨勢，確定一種可以長期保持的生態穩定和經濟穩定的條件。”即實際經濟的零增長。同時也不能象生態環境恢復論者那樣，在尋求“發展和生活方式的選擇模型”的構建過程中，主張退回到采集可食植物的原始文明時代。毫無疑問，這種在環境污染侵權面前采取的拋棄環境效益或經濟增長而對社會進步挖消極態度的做法，是不符合人類社會發展和現代文明要求的。當然環境侵權事實本身的嚴重性，也絕不如西方的技術流派那樣樂觀，人類環境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性問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和發展并不必然促使環境問題的自然解決，環境侵權本身就是人們在追求經濟效益的過程中所帶來的社會環境效益的惡化，它既是個技術問題，更多的又是一個制度問題。而如果象西方經濟分析論者所持的觀點，認為靠“最高價格”機制或財政經濟政策，可以督促污染企業去治理污染，在市場機制失靈的條件下，其作用能否充分發揮，很值得懷疑。

由此，問題可以歸納為：如何在既保證經濟有效益、社會能正常發展的基礎上，對經濟和社會整體發展過程中的環境負面效益進行有力遏制，使其損害控制在人類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或使這種損失能得到必要的、合理的補償，在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社會進步與社會公平之間尋求適度平衡，應是人類追求理想的社會發展模式的應有之義。因此在既不犧牲經濟效益，又不能無視個別社會成員的合法、正當的環境權益這一基本價值原則的指導下，在現有排除環境侵權不可能或極不經濟的情況下，采用經濟損失補償的辦法，可以使兩者的權益能通過某種機制的互換而歸于公平。

推而論之，如從環境侵權責任人與受害人的對應視角來分析，環境侵權責任人基于傳統民事侵權應對受害人負完全賠償之責，這是民事責任中因果推定和責任個別化、具體化所使然。但是民事責任救濟本身具有巨大的局限性，且這種責任適用的結果有可能引發受害人獲得必要的補償而使環境侵權責任人歸于破產的尷尬處境，這既不符合法律救濟中的效益原則，當然最終也不符合社會公平原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選擇公共損害賠償制度，由公共賠償支付中心填補環境侵權的部分責任，則可大大減輕環境侵權人的財產負擔，其單個實體的效益則可維持在一定水平，自然社會與經濟發展的效益不致受到太大影響，而相應的受害人之損失又可最大程度地予以彌補，如此企業經濟效益與社會整體效益、社會本身的發展和社會發展過程的正義則可歸于統一。

(三)實現人際與代際之間利益動態平衡的客觀要求

權利救濟的基本目的是使受害者的權利得到應有的尊重和必要的恢復。環境侵權的救濟，在于以一種必要的機制，使受害人的環境損失由相應的責任人、義務主體進行合理的分擔。傳統法律是建立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倫理觀基礎上，以調整現實社會中的當代人際關系為主旨。反映在侵權行為的救濟方面，主要是對侵權人科以民事責任，通過民事賠償以補償受害人因此造成的損失，使受害人之權利恢復到侵權以前的狀態或撫平其精神上的創傷，因此建立在人類中心主義價值倫理基礎上的傳統民法，其侵權責任始終貫徹著過錯責任、因果關系的確定和賠償責任的個別化等基本原則。

但是環境侵權，由于其不僅涉及到當代社會的人際關系，關系到侵權人與受害人之間的權利調整和責任承擔，更為重要的是由于環境侵權具有累積性、潛伏性等特征，使某些環境侵權的損害結果不必然發生在當代，可能累積在下代或潛伏到幾代，這種環境侵權行為與危害結果發生的隱性及隔代特征，是一般民事侵權和公務侵權無法相比的，就這一點，環境侵權不惟涉及到當代社會之公平與正義，而且其救濟制度的設置及其有效性如何，還關乎人類社會代際之間的公平與正義，如按現有的民事救濟手段加以救濟，時效制度必將阻斷隔代人向引發侵權的責任人求償，更何況如果侵權人已不復存在，隔代人之求償將更加無法實現。

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指出，經濟的發展應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具體地說，就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發表的《里約宣言》原則三也指出：“人類應享有以自然和諧的方式過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權利，并公平地滿足今世后代在發展和環境方面的需要。”這說明維護代際利益平衡，實現代際之間的公平，已成為當代環境立法的一個重要理念。作為環境法重要組成部分的環境侵權救濟制度，其理論視角和制度構想無疑也必須圍繞著人際與代際之間的公平做文章。在傳統民事救濟和國家賠償不足以圓滿地解決此類問題的時候，啟用具有填補意義的公共賠償救濟制度，對于順利地解決隔代環境侵權責任，有其固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四)對社會共同體之集體發展權與受害人個體之生存權矛盾的協調和應對

環境侵權在某種程度上講是人類這一社會共同體之集體發展權的伴生產物。企業、地區、區域、國際的經濟實力和經濟競爭力集中地反映了這一特定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程度。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發展經濟是發展權中的核心。同時，經濟發展權不僅是集體發展權的重要內容，也是作為個體人權之生存權的重要前提。因此我們可以把環境侵權的責任關系歸結為基于集體發展權需要伴生的環境侵權與基于個人生存權需要的環境權益受損的關系，所反映的實際上是社會集體之發展權與個體之生存權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由于發展經濟不僅是作為責任人之企業業主追求經濟利益的必然產物，而且也是一個社會正常發展和社會生活標準維持一定狀態所必需。

因此環境侵權原因行為就不單單是業主個人的責任，而應該也有部分社會的責任，也就是說，當社會需要某一行業或者某一特定企業存在時，而且這種存在和發展本身又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或公共福利，容許企業有一定程度的環境污染，不僅是企業本身對利益至上追求的結果，而且也跟社會發展權優先分不開。無疑，由于這種環境侵權帶給受害人損失，其責任就不僅僅是一個一般民事賠償的問題了，社會整體發展權因其在環境侵權中具有關聯性，就應為這種損害結果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因此，為平衡社會整體發展權與社會個體生存權之間的矛盾和利益沖突，在私權救濟不能、國家賠償無據的情況下，啟動社會公共賠償救濟制度，應是解決這一矛盾與沖突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