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傳統侵權和環境侵權的比較

作為人類活動和人類文明發展的產物，環境侵權形式多樣、各具特色，但是它與傳統的侵權行為有明顯的區別，具有自己顯明的特點：

(一)價值性。傳統的侵權行為從法律的價值判斷，一般具有違法性或違反社會公德，如傷害人身、毀壞財產、欠債不還、竊人財物等本身是一種危害社會安全、并對社會無益的行為，是“無價值行為”。而環境侵權行為與經濟發展有密切的關系，如生產企業排放廢氣、廢水、廢渣等本身常常是為創造財富、增進公眾福利的活動的附屬行為，其具有社會的必要性、合理性。因此這一活動不能完全予以禁止，否則社會將無法發展而停滯不前，即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在尚未超越一定限度(其帶來的利益超過人們的“忍受限度”)應為法律所允許，超過一定的限度不能為人們忍受時將被法律所禁止。

(二)侵權行為的廣泛性。侵權行為的廣泛性表現在：(1)環境侵權侵害對象的廣泛性，其侵害對象包括無主物、共有物及公私財產與人身，并且造成損害是受害者人數眾多，如1984年**博帕爾農藥廠泄漏有毒事件，造成2500多人死亡。(2)環境侵權影響范圍廣闊，如大氣污染常常會在全球范圍內蔓延;國際河流、海洋的污染會不斷擴散;一國范圍內的環境破壞會引起鄰國及其他地區甚至全球的氣候變化。

(三)潛伏性。傳統侵權行為中加害行為一經實施損害結果常常立即發生，因此認定損害比較容易。但是環境侵權造成的損害往往波及廣大空間、延續很長時間，不能在很短時間內顯著出現，因此被污染者不能明顯覺察到損害的發生，以至于受害者常常不知何時受害、受害者為誰，等感覺到損害發生時往往經歷了很長時間。

(四)復雜性。與傳統侵權相比環境侵權中的事實與損害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往往很難辨認，正如中國臺灣學者邱*智所說的：“傳統之侵權行為，其加害之原因事實，與受害之內容、程度、經過，均甚為單純、具體、直接而確定，當事人對此等事實，亦有較深切之認識。因此，在實體法上，以事實與結果件具有相當因果關系，為責任成立要件，并且在訴訟上，要求受害人，就此等事實之存在，負擔嚴正舉證責任。但是，公害之原因事實，與危害發生程度、內容、及經過之關系，往往甚不明確，欲就其彼此間尋求單純、直接具體之關系聯鎖，甚為困難。”并且許多環境侵權還是多種因素長期復合累積的結果，損害的發生隨著時間的經過才逐漸顯露出來，因此認定侵權與損害的存在就需要運用高科技知識的手段，但是有時損害發生之時連當時的科技知識也不能判斷出來，只有等更先進的科技出現以后或經過不斷實驗才能得出結論。

二、環境侵權的歸責原則

在規則原則的體系中有以單一的過失責任為代表的一元規則體系、以過錯責任和無過失責任為代表的二元規則體系及三元規則體系，各種規則體系各有利弊，本文持二元規則理論。在規則原則上，古代侵權行為法曾長期實行加害責任原則;到公元5世紀“實施加害個人”的加害原則代替了羅馬法的過失責任原則;至17世紀法國法官多-馬根據羅馬法的精神，在《民法的自然秩序》中提出了應把過失作為賠償責任的標準，這一觀點對《法國民法典》第1382條、第1383條的制定具有重要影響;19世紀起，過錯責任原則相繼在法、英、德乃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取得了主導地位。過錯責任的確立適應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及其資本主義立法上私法自治、權利本位的法律觀的需要，保護了當時脆弱的工業，大大的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然而，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高科技給人們帶來的潛在風險越來越大，即使行為人盡了最大的努力，仍然不能避免損害的發生，并且在現代社會環境污染損害、藥品致害，交通事故等問題日益嚴重，這些復雜的社會問題如果僵化的恪守過錯責任注意，無異于關閉了使受害者能得到法律救濟的大門，大量的無辜受害者將因此不能得到賠償。因此，面對眾多不能得到解決的問題，過錯責任原則出現了嚴重的危機，此時出現了對過錯責任原則修正的無過失原則。在英美法中，最早確立異常危險活動的嚴格責任(或無過失責任)的案例是賴*茲訴弗*徹案，在70年代以來，隨著公害發展和環境立法的增多，有關高度危險責任所采用的嚴格責任大量的用于公害侵權領域，并在聯邦和許多州已制定法的形式規定。在德國，無過失責任原則首先出現在單行法中，如1838年制定的《普魯士鐵路法》，在環境污染致害中《營業法》、《聯邦污染控制法》、《水利法》等都規定了環境侵權的無過失責任原則，1990年德國頒布的《環境損害賠償責任法》不僅規定所列設施造成的損害承擔嚴格責任，而且賠償范圍也包括生態損害賠償。在公害大國日本，無過失責任首創于1939年的《礦業法》，其后在頒布于1968年的日本現行《大氣污染防治法》和頒布于1970年的現行《水質污染防治法》中都規定了損害賠償的無過失責任。

我國《民法通則》第106條第二款規定“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該款確立了適用一般民事侵權行為的過錯責任原則。但是，同條第三款規定“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該款規定了我國特殊侵權行為的無過錯責任原則，顯然該條款是用于環境侵權這樣的特殊侵權行為。我國環境立法中最早在1982年的《海洋環境保護法》中確立無過失原則，1984年的《水污染防治法》確立了我國公害賠償的無過失責任的“立法模式”，1989年修訂的《環境保護法》也重復了《水污染防治法》的規定。

由此可以看出，無過錯責任原則在環境侵權中的運用，克服了過錯責任原則在環境侵權中的不足，有利于受害者損失得到賠償，促進了社會的安定，適應了社會發展對法律理論的要求。

三、環境侵權中因果關系的認定

在侵權行為法中，因果關系就是侵權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的關系。傳統侵權行為法中認為損害賠償的成立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必須具有必然的因果關系，這種觀點適應了一般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比較明顯的特點，很好地解決了傳統侵權行為所帶來的問題。但是，面對環境侵權的復雜性、累積性以及污染物質的復合作用，即使運用科技手段來判斷，污染物質在環境中的遷移、擴散、和轉化規律，有時也不能得出結論或者非常費時間。基于此，如果堅持在環境侵權中適用嚴密、科學的因果關系，很可能陷入科學爭論和裁判難決的泥潭中，無異于剝奪了受害者的請求權，而無法使得損害得到救濟。因而，因果關系理論與立法的改進，是環境侵權法面臨的又一問題。

經過長期的探索與實踐，在環境侵權中因果關系推定原則已成為各國環境法上的通則，在對受害者的保護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理論界通常有優勢證據說、比例規則說、事實本身說明問題、蓋然性說、流行病學說、間接反正說等，其中蓋然性說和流行病說是日本公害理論與立法的突破性發展，并且成為主流。首先，“蓋然性”因果關系理論，即存在“如果沒有該行為，就不會發生該結果”的蓋然性(或可能性)便認為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其次，“流行病學”因果關系是采用流行病學集體統計方法，從流行病學分析某種疾病發生之原因及其關系較大的因素，進行綜合性判斷，凡是某致病因子滿足其構成要件時，則該因子與疾病之間的因果關系得以認定。科學上的因果關系是為了說明或探索科學的真理，侵權行為法中的因果關系是為了實現損失的公平分配并且為了使糾紛得到迅速解決，只需在必要的限度內能夠證明因果關系即可，而沒有必要花上很長時間去主張存在科學嚴密的因果關系。在實踐上，流行病學因果關系在日本的骨痛病、水俁病及四日市哮喘病等案中，已為判例所確認，并得以充分的發揮。我國目前的立法中沒有對環境侵權的因果關系認定做出特殊的規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這一理論已得到普遍的認可，如早在1980年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王-娟訴青島化工廠氯氣案中就運用了因果關系推定原理。

四、環境侵權中的舉證問題

舉證責任是指當法律要件事實在處于真偽不明狀態時，負有證實法律要件事實責任的當事人一方所承受的法官不利判斷的危險。傳統的侵權行為中，各國都奉行“誰主張，誰舉證”(即一方當事人提出主張那么提出主張的當事人就應對其提出的張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舉證分配原則，我國的《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正體現了該原則。

然而20世紀以來，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新型的侵權特別是環境侵權的出現，損害事實往往是經過多年的累積及多種因素復合而成，其因果關系異常復雜，非通常手段所能確定。并且，環境侵權中得致害人多位具有經濟實力的企業，受害人多為缺乏規避與抵制能力的一般公眾，高額的因果關系鑒定費用常常使受害人陷于不能。因此若是用傳統的“誰主張，誰舉證”，讓受害人舉出環境侵權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的證據，無異于向受害者關閉了尋求法律救濟的大門。于是，在環境侵權領域為了保護受害者的民事權益，各國紛紛對舉證責任分配進行了修正，出現了有關減輕原告舉證負擔，加重被告舉證責任的理論，學者稱之為舉證責任轉移或舉證責任到置原則。隨著環境侵權案件的不斷涌現，這一原則被引入環境法領域，美國密執安州1970年頒布的《環境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原告只要舉出簡單的證據，證明被告已經或可能污染水、空氣等自然資源和公共委托的財產，請求便可成立。而被告若不承擔責任，則要舉出相反的證明。日本1970年頒布的《關于處罰有關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的法律》、德國1990年《環境責任法》等也有類似的規定。我國的《民事訴訟法》雖沒有對環境侵權中的舉證責任做出特殊規定，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14日發布的《關于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規定“……但在下列侵權行為中，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被告否認的，由被告負責舉證：(1)……(2)……(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在200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第四條規定“下列侵權訴訟，按照以下規定承擔舉證責任：(一)……(二)……(三)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則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由此可看出我國在環境侵權領域也是堅持減輕原告舉證責任、加重被告舉證責任的舉證分配原則的。

五、訴訟時效的延長

訴訟時效是指權利人在法定期間不行使權利，就喪失了請求法院依訴訟程序保護其民事權益的權利。從法理學來看，訴訟時效是一種消滅時效，即權利人在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后就喪失了勝訴權，因此訴訟時效的期間的長短直接關系到權利人的實體權利，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我國《民法通則》135條規定“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兩年，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137條規定“訴訟時效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但是，從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超過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有特殊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長訴訟時效期間。”;136條規定了適用一年訴訟時效期間的幾種情形;由此可看出民法通則并未就環境侵權的訴訟期間作出特別的規定。然，由于人們手認識水平和當時科學技術水平的限制，加之環境污染致害有較長的潛伏期，致害現象往往很晚才能出現(如日本的水俁病從排放污染物道道出現該病后果，前后相差五十年)，如果適用《民法通則》中訴訟時效的規定，不利于受害人的救濟，某中程度上放縱了環境侵權的發生。

鑒于此，我國《環境保護法》第42條規定“因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提起訴訟時效的期間為三年，從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受到污染損害時起計算。”并且沒有規定絕對訴訟時效，本文認為，為了彌補環境受害者的損失，《民法通則》中的絕對訴訟時效不能適用于環境侵權行為。德國《環境責任法》和日本的環境污染致害行為的案件，都為未作出特別規定而是準用民法典的規定，但在具體適用時其時效的起算點有所不同。總之，這些規定多是朝著有利于使受害者能夠得到救濟的方向發展。

六、環境侵權訴訟中的其它問題

(1)環境侵權訴訟中起訴人資格的放寬。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原告適于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這一條款規定了原告的起訴資格，也就是說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必須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才能起訴，而不能為了與自己有間接利害關系的社會、公眾和他人的利益去起訴。但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大氣、水域、海洋、風景名勝區等環境元素沒有所有權和排他使用權，也就會被認為與本案無直接利害關系，進一步就沒有起訴資格。因此，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一些國家在起訴人資格上放松了限制，如美國法律規定：只要某人能說明，它有權使用或享有某些自然資源或他人的生計依賴于這些資源，盡管資源的所有權不屬于他，他也不是某一污染行為的直接受害人，但可以“保護公眾利益”為由而向排污者起訴;英國的《污染防治法》規定“對于公害，任何人均可起訴。”雖我國環境保護法規定的一切單位和個人有對污染和破壞環境檢舉和控告的權利，但沒有包括起訴權，這樣的規定非常不利于環境侵權訴訟，應當對起訴人資格予以放寬。

(2)“代表人訴訟制度”的廣泛運用。環境侵權的受害者人數往往眾多，并且不確定，如果讓每一個受害者單獨提起訴訟，一方面十分昂貴的訴訟費用和長期的訴訟時間會讓受害者望而生畏，另一方面單獨的受害者也會因實力單薄而不利于訴訟的進行;對于法院來說允許每一個受害者提起訴訟，會出現大量的累訟，費時費力，因此各國紛紛出現了各種形式的群體訴訟制度。英美國家有集團訴訟或代表訴制度、日本有選定代表人訴訟制度、德國有團體訴訟制度，我國《民事訴訟法》第54、55條規定了“代表人訴訟”制度，分別是人數確定的代表人訴訟和人數不確定代表人訴訟，他集以上各國的群體訴訟制度的優點，又有自己的創新。群體訴訟制度的廣泛運用，一方面減輕了法院的工作量，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放寬了訴訟人資格和壓力，在一定意義上非常有利于環境侵權訴訟的進行。

(3)訴訟費用預付方式的改進。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訴訟費用是指當事人因進行訴訟而向法院交納和支付的費用，包括案件受理費和其他訴訟費用。訴訟費用由原告預交(除幾種不預交訴訟費用的幾種情況)，逾期不交，按自動放棄訴訟處理。然，環境侵權訴訟費用其數目可觀，而原告常常是收入低微的貧民。因此環境侵權訴訟中，原告預付訴訟費用的規定應加以修正，這一主張為美國立法(如《清潔空氣法》、《固體廢物處理法》等)所確立及日本司法實踐(如日本富山骨痛病訴訟)所采用;在我國《訴訟費用管理辦法》規定代表人訴訟案件，當事人不預交案件受理費，結案后按照訴訟標的額由敗訴方交納，這些改進非常有利于常常采用代表人訴訟的環境侵權訴訟。

對于你提出的“傳統侵權和環境侵權的比較”問題，環境侵權一般具有違法性或違反社會公德，如傷害人身、毀壞財產、欠債不還、竊人財物等本身是一種危害社會安全、并對社會無益的行為，這只是其中的一條，具體的在文章中有詳細的解釋。你可以咨詢律霸網的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