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目前實行的與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勞動關系，并非是一蹴而就，而是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才形成的。在勞動關系的法律變遷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勞資問題，我國法制從以往的保護商人的利益，到保護眾千勞動者的權益，出現的中醫有哪些呢?

一、勞動關系的法律變遷，勞工關系是如何形成的?

中國的勞動關系起源于勞工問題。勞工問題同工人階級一樣，伴隨著外國資本、中國早期的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這三種近代工業而產生和發展的。

中國近代工人階級的產生，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最早的是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在通商口岸出現的修船工、海員和碼頭工人。六十年代的洋務運動興起后，在洋務派的工礦中，產生了第二批近代產業工人。七十年代以后在中國民族資本企業里，產生了第三批近代產業工人。自工人階級產生之初，就遭受外國資本主義、本國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的三重壓迫，壓迫異常嚴重和殘酷：工資極其低微、工作時間超長、勞動條件惡劣，還遭受政治上的壓迫和凌辱。近代產業工人自誕生之日起，就開始了“為爭得出賣勞動力的有利條件，為改善工人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的自發經濟斗爭，表現為“個別工人同直接剝削他們的個別資產者作斗爭”，即西方國家早期普遍存在的勞工問題，稱為勞工問題形成階段。

到1894年時，中國的產業工人有九萬多人，主要有三個來源：破產農民、城市手工業工人、城市盲流。與同時代的歐美工人相比，中國的產業工人文化水平較低，罷工表現為自發的經濟斗爭，零星發生且規模較小，范圍也限定在企業內部。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規模尚小，且缺乏認識上的高度，因此表現為缺乏組織性，也沒有明顯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性。

二、建國前的勞動關系

勞工問題形成之后，外國資本、官僚資本、民族資本的交互影響下演進，因此勞工問題的解決具有中國化的特征，從發展過程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從以產業工人與三種資本制企業沖突為主的經濟斗爭，演化為以民族尊嚴、國家獨立為主的政治斗爭，再發展到國家壟斷為主的控制與調解。

(一)經濟斗爭為主階段，大約從1895年到1913年。

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列強取得了在中國辦廠的合法權利，在其后的近二十年時間里，掀起了帝國主義在中國投資的高潮，加緊了在中國爭奪投資市場和勢力范圍的斗爭，完成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轉變，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外國資本在中國明顯居于壟斷和支配的地位。

國內資本企業中，在1894年前，官僚資本企業一直處于明顯優勢，在1895年以后，由于產權運作缺陷，官僚資本企業出現停辦、垮臺，有的改由民族資本經營。民國成立以后，政府中主張對工業實行民辦的勢力占了上風，私人資本企業得到迅速發展，使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臺。

洋務運動的發展，促使清政府在1895年開始舉辦新式學堂，促進了西方思想和科學技術在中國的轉播;甲午戰敗后，民族危機空前深重，許多受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大聲疾呼，要求派遣學生，尋找民族自救之路。從1896年開始，清政府開始選派青年到日本留學，到1898年，各省選派青年留學形成一項固定政策;1901年以后，官民要求留學日本的呼聲更加高漲，中國留學日本的人數急劇增加。在國內的新式學堂學生和日本留學生中，出現了一批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為中國社會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引領的反帝愛國運動，逐漸影響了產業工人的思想，促進了反帝愛國運動和工人經濟斗爭的結合。如1905年爆發的全國規模的抗美運動，是由于美國脅迫清政府續訂苛待華工條約引起的，是典型的勞動問題引起的愛國運動。1911年的辛亥革命打開了產業工人的思想枷鎖，參加罷工斗爭的人數大幅度增加，開始頻繁出現連續罷工、多處同時罷工，逐漸發展到突破企業界限，產業工人的同盟罷工和幾個不同行業的非產業工人同時罷工;在方式上，采取了散發傳單和游行示威等新方式，開始出現在工黨領導或影響下舉行的罷工斗爭。在自發的經濟斗爭階段，開始出現自覺斗爭的因素和萌芽。

(二)政治斗爭為主階段，大約從1914年到1927年。

1914年到五四運動爆發前，中國民族資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機會迅速發展，進入民族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歐洲在華投資的勢頭減弱，但日美企業乘機實施擴張策略。資本企業的迅速發展，進一步加重了對工人的盤剝[27]，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導致勞動關系惡化。

在此期間，中國產業工人的人數有了成倍增加，在五四運動前達235萬人。民族資本的發展，給工人通過斗爭改善自己的處境提供了有利條件;一戰造成不景氣的行業的工人則展開了反對裁員、反對拖欠工資和降低福利待遇的斗爭。與此同時，辛亥革命前后開始的物價上漲、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日益嚴重，工人實際收入下降、生活急劇惡化，迫使工人為增加工資而斗爭。在1914-1919年期間，工人群眾的罷工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激烈和頻繁。

1915年，為反對“二十一條”在全國范圍掀起的抵制日貨運動，在促進民族工業發展的同時，民族主義開始引入工人運動，開始出現與政治斗爭融合的萌芽。同年開展的新文化運動，以民主和科學為中心，引導人們向封建專制和迷信思想進行徹底不妥協的斗爭。同一企業、行業日趨頻繁、連續的罷工，不同職業、企業的聯合同盟罷工，促使產業工人萌發了階級意識，在自發經濟斗的爭基礎上推動罷工向前發展。工人階級除了進行自發的經濟斗爭，并取得局部勝利外，將斗爭鋒芒直接指向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工人的覺悟水平、組織程度和斗爭水平，比以往大有提高，包含著許多自覺性的萌芽。

五四運動的爆發，使中國工人突破了行會、幫口、秘密結社等舊式組織，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工人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臺，并逐步達到高潮。五四運動的兩大要求打破了以往中國要求帝國主義援助的局面。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得中國人民清楚地看到，強大的帝國主義的陣營并不是不可以打破的。五四運動后的兩年里，各種工界團體和工人組織大量涌現，且大多存在時間較長，在工人群眾中有較大影響。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徹底地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展開了，而且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革命勢力的聯合日趨密切。

1922年初香港海員罷工的勝利，推動掀起了全國工人運動的高潮，中共二大提出的斗爭綱領，使工人階級廣泛地組織起來，1923年京漢鐵路大罷工的爆發后的“二七”慘案，迫使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標志著工人運動從改良生活的經濟斗爭進入爭取自由的政治斗爭階段[41]。1924年中國的反帝運動進入新的高潮，反對軍閥賣國賊、反對帝國主義勾結軍閥混戰。

1924年1月，國民黨改組與共產黨合作，建立了統一戰線，與各軍閥同帝國主義的勾結形成對立。國民黨制定的新勞工政策，為工人運動的復興提供了有利條件，共產黨則大力開展工人運動，推動了工人組織的進步，工會在此期間迅速崛起，將民族主義引入勞資關系，使勞資沖突以空前的廣度和深度展開，五卅運動開啟了1925至1927年的狂飆階段，使中國革命由原本無序的不滿情緒發泄，轉變為有目標、有組織的行動，迎來席卷全國的工人運動高潮。

五卅運動是中國勞動關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其直接原因是1925年2月開始的上海日本紗廠工人罷工及“顧正紅案”。1924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強調：勞動運動尤其是近代產業工人運動是我們的黨之根本工作，并提出了工會運動問題決議案;1925年2月，中共中央及上海地方委員會開始組織罷工委員會，成立指揮機關，開始發動上海日商紗廠工人大罷工，由于形勢對罷工不利，罷工于2月27日結束，沒有取得預期的成績，但經由此次罷工，中共在工運中的影響擴大了。

二月的罷工結束后，中共在上海健全各廠基層工會組織，同時醞釀新的罷工運動。4月份先在青島日紗廠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優待工人。在實現了與上海的罷工運動密切相連后，5月上旬在上海啟動罷工，在5月14日上海內外棉廠解雇了7名工會代表后，引起工人騷動，造成工人與廠方發生沖突，致使顧正紅死亡。中共中央發出通告，號召工會、農會、學生會以及各種會社團體一致援助，宣傳日本帝國主義者歷來欺壓中國人之事實，造成排貨運動。5月30日上海學生根據中共決定，到公共租界演講，與租借巡捕發生沖突，導致了五卅運動升級，并演變成全國性的反帝運動。

五卅運動對列強采取對華政策也產生了重大影響。五卅運動后，列強的對華政策經過調整，逐步形成軟硬兼施、相輔相成的兩項基本原則：即軟化、分化中國革命與武裝保衛重要侵華權益。于是，軟化、分化作為其政策的主要傾向，引誘中國革命走向改良。列強面對國民政府北伐戰爭局勢，認為中國政治格局不可逆轉，加緊拉攏國民黨的“溫和派”，分化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美國則把國民政府當做中國政局的重要力量對待，為在華長期利益尋求新的支柱。

五卅運動后，中共多方面宣傳運動，爭取運動的領導權，并在與國民黨對民眾運動的競爭中顯然占據優勢地位。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宣傳中強調，五卅運動的性質完全是政治的，起因于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民族運動的主力軍——工人階級——進攻，而成于英國帝國主義對援助工人的民族運動的鐵血鎮壓政策;在運動后期則直接將運動與中共的領導聯系起來。中共對領導權的威脅，造成了國共兩黨的矛盾趨于尖銳化和公開化。

五卅運動后期，廣東國民政府對罷工長期資助造成的財政負擔，加上國民政府右派的撥弄，使國民政府逐漸與罷工工人間產生鴻溝;從政治上，國民政府準備北伐，希望盡早結束罷工。對工人運動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蔣介石1927年1月份在武漢國民政府期間，就對工人運動的發展表示不滿，在3月份解散贛州工會時殺害陳贊賢，說明已經由不滿發展為仇恨。同期共產黨領導的上海第三次工人起義的勝利，卻使資產階級的態度發生了變化，資產階級對工會的武裝糾察隊感到害怕，并完全倒向了蔣介石。促使蔣介石加快了和帝國主義結合，發動政變的步伐，并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將上海總工會與工界聯合會一律取消。

㈢政府控制與調解階段，大約從1927年到1949年。

“四一二”政變，使蔣介石同武漢國民政府決裂。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在1927年對勞資關系進行了暴力重組，鎮壓了工人運動，達到了驅逐政敵和重建國家權威的雙重目標。1928年進入訓政時期，強調了國民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絕對領導地位，既符合國民黨統治的需要，又附緣于孫中山的建國思想，在國民黨內受到普遍歡迎。但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批評。

1927年后，日本在華投資的增速與總額均居各國在華投資之首;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國民政府則加快了國防建設，重點發展重工業與能源工業，有利于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30年代的經濟危機，促使企業開展兼并、租賃、改組等活動，民族資本出現了明顯的集中趨勢，也影響了勞動關系的發展。

為了發展經濟，需要建構統治秩序穩定政局，提倡通過協調重組勞資關系，實現勞資關系的長期穩定有序、間接控制工人運動。在1927-1936年期間，以勞資協調為主線，國民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涵蓋了勞動關系的各個方面，形成較為完備的體系，基本與國際勞動立法接軌，對于工廠的規范運行、調整勞資關系、保障工人的利益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些法規后來經常被工人引來爭取自己的權利。但由于政出多門、法律脫離國情等因素，總體成效不顯著。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統治區的工礦業均被納入國家經濟部的直接控制下，官僚資本在交通、金融方面進一步擴大了壟斷地位。到1949年時，官僚資本約占中國全部工業資本的三分之二，國家資本對工業的壟斷已經形成。抗戰勝利后，通過接收敵偽產業，國民政府的國家壟斷資本迅速膨脹。但民族資本主義在這一時期處于停滯甚至衰退的境遇。從1947年7月開始，隨著國民政府的節節敗退，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迅速崩潰，民族資本主義走向新生。這一期間對國家命運的關心遠勝于對勞資沖突的關注，因此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成為最主要的社會問題。

三、建國后的勞動關系

新中國成立后，面臨國民政府遺留下來經濟崩潰、物價上漲、大批失業等問題，勞資沖突再度上升為社會熱點。《共同綱領》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對于建國初期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和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起到了重要作用。1953年8月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核心是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以及與蘇聯決裂，中國走上具有特色的發展道路，共同發展的勞動關系也具有特殊性。發展過程中，根據解決勞動問題的主要措施，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一)政府主導調解階段，從1949年至1957年

建國前的連年戰爭和頻繁自然災害，使經濟遭受了嚴重的破壞：農村農民貧困破產、城市工商業蕭條、政府財政短絀，造成大批工人、農民和公教人員流離失業。對原有社會政治、經濟結構進行的劇烈改組，引發了新的失業問題，失業導致自殺現象時有發生，出現了反工會等發泄不滿情緒的騷亂事件。

為減輕就業和失業壓力，政務院采取“包下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失業救濟”等政策，適當發展私營工商業、防止企業停工倒閉、擴大社會就業，逐步形成了國家統籌安排的勞動力計劃調配制度。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突出的問題之一是工資形式混亂、水平高低不一，國營企業的問題包括輕工業與重工業倒掛、同一行業不同企業之間高低懸殊、企業內部平均主義嚴重，通過1952 年和1956 年兩次工資改革，逐步形成了統一的工資制度;私營企業突出問題是工資很低，甚至難以維持勞動力再生產，工資問題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的重要環節，政府對私營工商業進行了兩次調整，第二次的“五反”運動加劇了私營企業的勞資糾紛，勞資關系趨于緊張，政府開始介入私營企業的工資調整，各地勞動局通過調解手段解決，生產和國家政權得到了鞏固。

1956年進行的全國工資改革，國營企業實行了全國統一的工資制度，并開始向公司合營企業滲透，逐步強化對勞動工資的中央管控;隨著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完成，政府將公私合營和私營工業納入國家的管控范圍，公私合營企業用工由國家統包統配、工資也執行國家統一標準;隨著社會經濟形式和勞動關系的單一化、勞動爭議數量逐年減少，中央勞動部于1955 年 7 月以后陸續撤銷了勞動爭議處理機構，勞動爭議案件轉由信訪部門和企業自行處理，人民法院也不再審理勞動爭議案件。

到“一五”末期，中國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工業管理體制。

(二)政府嚴格控制階段，從1958年至1986年

該階段延續了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政府施行統一管理，主要表現為勞動就業問題突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經過經濟調整，勞動就業問題得到初步解決;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推進，政府的嚴格控制逐漸放松。

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引發了1958-1960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我國的經濟發展遭受嚴重的挫折。1960年，我國國民經濟比例全面失調，國家和人民因此遭受巨大損失。1961年確定的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的指導方針，進一步加強國民經濟的集中統一管理，逐步把經濟管理權限收歸中央。到1965年底時，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系恢復正常。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時期，造成了社會秩序和生產秩序的嚴重混亂，給國民經濟造成了重大損失。

在“大躍進”期間，由于基本建設規模過大和工業的迅速發展，大批農民流入城市，造成農業勞動力急劇減少，勞動力結構嚴重失調，不但影響了農業生產發展，而且造成職工人數增加過多，國家財政收支出現嚴重不平衡。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解決這一矛盾：1959年制止農村勞動力向外流動;1961年精簡職工回農村，直到1964年精簡工作基本結束。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學校停課、工廠停止招工，大批青年面臨升學、就業問題，政府采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方針，又使城市中出現了勞動力資源不足，不得不吸收城鎮家庭婦女和招收農民進城工作，形成勞動力對流的不合理現象。1977年，政府開始調整“上山下鄉”政策，下鄉青年、新成長的勞動力以及十余年積累勞動力，致使就業問題更加突出。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從危難中救了中國。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進入了開創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經濟快速發展的新時期。1979年4月制定了三年調整國民經濟政策方針。之后的兩年內，國家安排了1800萬城鎮勞動力就業，初步解決了勞動就業問題。通過對小型加工企業的關停并轉、減少基本建設投資等調整措施，到1984年時，一些重要的比例關系逐步恢復正常。

除傳統用工制度外，1980年開始發展起來的勞動服務公司，成為組織和安置城鎮待業青年就業、促進生產的新機構，該機構既負責組織經濟活動，又承擔勞動行政部門的部分職能，對促進經濟發展、改革勞動管理制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到1985年底時，在生產發展基礎上，國內市場繁榮，對外經濟活躍，開始有計劃的改善企業經營管理、整頓勞動組織，開始出現多種形式的用工。

(三)政策法律規制階段，從1986年至今

1985年開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需要新的勞動制度調配勞動力，中國政府通過勞動制度改革解決勞動力的供需，延續了政府統一管理的模式。通過政策和法規規范，采取多種用工形式，促進經濟發展，成為這一階段的主旋律。

1986年，國務院頒布《關于發布改革勞動制度四個規定的通知》，拉開了探索國營企業用工制度市場化的序幕。為解決隨之而來的是勞動爭議問題，1987年7月國務院頒布《國營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暫行規定》, 恢復了中斷20年的勞動爭議處理制度，接著在勞動部門恢復勞動爭議處理機構，以適應契約替代行政力量確立勞動關系的新形勢。由此，中國的勞動關系步入新階段。

改革開放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實施，初步解決了前期積累的勞動就業問題，經濟的快速發展成為主流，掩蓋了潛在的勞動爭議。勞動爭議主要發生在國有企業，外資和民營企業的主要矛盾是增長速度過快引起的管理滯后，中國解決勞動問題方式呈現出新特點：由于法律制度不完善、勞動者法律意識不強以及受人事行政管理影響, 處理國營企業勞動爭議時更多采取了行政、協商方式。

在這一階段，經濟發展對管理的迫切需求，對驟然增加的勞動者如何管理成為突顯的問題。結合當時的國際潮流，很自然地引入人力資源管理作為主要手段[100]。理論上，人力資源管理理念在1985年引入中國，與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基本保持一致，大量翻譯了國外管理思想和理論，促進了人力資源管理的快速發展;而勞工問題則延續了建國以來的歷史研究，勞資關系史等同于勞資斗爭史，作為工運史、革命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展開;實踐中的勞動爭議問題鮮有關注，結合勞動關系實踐的研究幾近停滯。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推動我國社會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期，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得以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各企業用工實踐中的勞動爭議日益增多，為解決這一問題，1993年7月國務院發布《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 擴大勞動爭議處理的受案范圍，奠定了“協商、一調、一裁、兩審”勞動爭議處理體制。1994年 7 月《勞動法》頒布,成為中國調整勞動關系的第一部基本法律。1995 年是勞動法實施的第一年，全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受理案件10萬余件，比1994年增加了70.51%，我國勞動爭議進入高發期。

1993年，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將人事管理專業改為人力資源管理專業，既符合國際人力資源管理的發展形勢，又滿足了中國企業快速發展的迫切需求;到1990年代中后期，全社會已經意識到人力資源管理需要不斷改革和發展創新，人力資源管理在中國開始普及，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咨詢也迅速開展;與此同時，隨著勞動法的實施和勞動爭議頻發，勞動關系理論研究開始有所涉及，引進國外理論、擴大學術交流。

1997年，國有企業實施的減員增效、下崗分流和改制改革，引起工人大面積下崗，同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引發的勞動爭議一起，引起集體爭議數量大幅度上升，進入二十一世紀，市場經濟環境逐漸成熟，契約理念逐漸得到普及，勞動法實施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加劇了勞動爭議頻發。為穩定社會發展經濟、完善制度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穩定，2003年啟動制定《勞動合同法》，2006年啟動制定《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分別在2007年6月、12月頒布;后在2010年10月頒布了《社會保險法》，同勞動法等一起初步形成了勞動關系法律體系。

四、結論

1895年到1949年期間，勞工問題的演進大致經過雇主盤剝、工人運動、政府調解的“正、反、合”三階段歷程，基本符合國際上勞工問題的演進歷程。建國后，中國的勞動關系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發展，直到改革開放，中國的勞動關系才開始逐漸同世界接軌。與其他國家勞動關系的發展歷史相比，中國的勞動關系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以下為個方面：

(一)在最初發展階段，由于外國資本、官僚資本、民族資本的交互影響，三種資本對中國勞動力的殘酷剝削，致使工人反抗具有徹底性。在反抗資本的過程中，勞動關系從相對獨立的經濟性斗爭開始，逐漸同反帝反封建主義的政治性斗爭相結合。

(二)在后續發展階段，主要表現為工人運動與知識分子的有機結合。在工人運動過程中，作為運動主體的工人隊伍，主要由破產農民、城市手工業工人、城市盲流組成，文化水平較低，既缺乏足夠的知識、覺悟和斗爭經驗，僅靠工人群體無法同國際勞工運動接軌。在民族危機的局勢下，逐步探索形成了知識分子領導下的工人運動，實現了工人運動與知識分子的有機結合。

(三)在對外戰爭階段，逐漸形成以政府控制與協調為特色的勞動關系，強化政府的主導作用。由于經過長期軍閥混戰形成的政府具有一定缺陷，尤其在民族危機時刻，強化企業同政府的緊密聯系，強調政府戰時統治，形成國家控制下的勞動關系。

(四)在改革開放之前，勞動關系從以國家為主調解演變到國家嚴格控制，過度控制僵化了勞動關系。無論勞動力市場還是勞動力本身、以及勞動關系都處在接近固定的高度穩定狀態，形成穩固的封閉系統，成為國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致使勞動關系的行政化和單一化。

(五)在改革開放之后至今，勞動關系在演進上表現為勞動爭議頻發倒逼人力資源管理，在結果上則表現為既有人力資源管理的強勢。因此，與基于處理勞動問題內生發展、逐步分立的普遍規律不同，勞動關系一方面依賴人力資源管理推進、另一方面依賴依行政規定判案，缺乏行情的積累、處理的多元化和技巧性。

綜上所述，從中國百年來勞動關系的演進分析，勞動關系經歷了建國前的“正反合”，再從國家調控到逐漸分化，整體而言經歷了“分—合—分”的歷程。因此未來將仍呈現逐漸分化的趨勢，其中避免政治化是處理群體性勞動爭議的走向，勞動爭議案件的分類處理、促進行情積累以及勞資協商等多元化也將是中國勞動關系未來的發展方向。

我國還未建立之前，就已經出現了勞動關系，從我國的勞動關系的法律變遷，可以看出，我國古代稱勞動關系為勞工關系。工人階級的產生，標志著勞工關系的出現，繼而產生了勞工問題，我國各個階段的領導者，是在發現這些勞工問題的基礎上，制定能調整當代勞動關系的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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