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會利用自己的職務來謀取個人的利益，這樣的行為將會嚴重影響到公司的利益和發展，通常如果在自己的賬戶上不明的收入就會依法進行追究責任，從而能夠保障公司的利益，那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指數額在應予立案嗎?下面就對此問題進行詳細的介紹。

一、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指數額在應予立案嗎?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出合法收入，差額巨大，而本人又不能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行為。涉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刑法第395條第一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說明來源。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財產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的有關規定，涉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

二、犯罪原因

政治素質低、精神文化空虛

職務犯罪的干部大多數沒有良好的思想基礎，又放松自身的政治學習和提高，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受西方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文化的影響、侵蝕，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世界觀、人生觀錯位，價值觀扭曲，把一切向錢看的腐朽思想帶入執法領域中，把手中的權力視為交換的籌碼，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把公正執法扔到了腦后。究其根本原因是丟掉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基本思想，動搖了理想信念。　在精神文化方面，權力腐敗助長腐朽沒落思想，瓦解人民群眾對現代化事業的信心，滋生對執政黨的政府的離心離德傾向。

權力過于集中、缺少監督和制約

權力過分集中是我國黨政領導體制中傳統的弊端。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就指“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中的主要弊端之一是權力過分集中，過分集中往往把黨的領導變為個人領導。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固然，腐敗分子的墮落有其個人品質的原因，但是他們的腐敗活動既然發生于體制內，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認真檢討制度環境存在的內在的疏漏。無疑，正是過分集權的體制為某些掌權的人提供了自由用公的可能。過大的權力膨脹了他們的個人意志[1] 。

而且，權力過分集中還使得糾正權力過錯的代價大大提高。1、權力過程中缺乏有力的制約和監督。權力現象的一個客觀規律是，沒有制約的權力容易被濫用。在失控和約束不力的情況下，個人的意志常常會由于沒有壓力和牽制而輕易地進入權力過程，從而使用權人形成不謹慎甚至是隨意的精神狀態。由于缺乏制約機制作保障，權力行為的規范也往往流于形式，喪失應有的權威和嚴肅性，得不到真正的貫徹。江澤民同志說，權力被濫用而又得不到制止，往往就會出現大問題。我國腐敗現象發生的現實直接地證明了這一點。雖然在黨政體制中有專職地監督各級權力的機構，但監督權和被監督權之間明顯失衡，使得監督機構的職能作用受到限制。權力運作的規律表明，權力越大、越關鍵，就越是應當予以規范和約束。而現實權力體制中的情況卻是相反，權力地位越高，受到的制約和監督卻越弱。正因為制約監督不力，才使得某些人有恃無恐，肆意妄為。2、權利對權力的監控力不足。權利對權力的監控是現代權力制約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這樣的制度尚未健全。權利對權力的制約缺乏有效的實現手段，公民權利行為組織性差，制度保障也不夠。在公職人員的選拔、業績評估和考察、權力違法的遏制以及權力受腐敗行為侵害的救助等方面，尚未建立起嚴密的權利參與和保障制度。

法制觀念淡薄，沒有樹立良好的權力觀

職務犯罪的干部大多數沒有牢固樹立公正執法的思想觀念，在實際工作中也就不可能自覺遵照法律規定做到依法辦事。違法辦事的干部往往認為工作不會出問題，自己不會犯錯誤，就是發生了一些違紀違法情況，還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對工作缺乏高標準、嚴要求，不能兢兢業業對待每一項具體工作，最終導致執法犯法，后悔莫及。權力觀是領導干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集中體現，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決定著人的理想信念、價值標準和行為選擇，從某種意義上講，權力觀是觀察領導干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最直接、最集中、最具體的窗口。對領導干部來說權力就意味著責任和義務，權力是人民給的，是用來為人民服務的，但在翻滾涌動的經濟大潮中，有一些干部擺不正位置，政治覺悟不高，信念不足夠的堅定，免疫力不足夠的強，最終把權力當成謀私的工具，褻瀆了人民賦予的權力，走向了后悔的腐化墮落之路。

工作機制和管理方式尚待完善

少數基層領導對干部職務違紀違法導致的各種問題認識模糊，加之受“難免論”、“難管論”的影響，行動上自然對干部失察、失管、失控。對違紀違法干部無原則地加以袒護和縱容。領導干部的一崗雙責制度，明確規定既要抓業務也要抓隊伍建設，但少數領導往往只顧壓任務定指標，忽視講紀律，提要求;只注重完成工作任務指標數字，不檢查完成任務的方法和手段，不檢查制度規定的落實情況。因此，工作上滿足于一般化的部署要求，缺少深入檢查;對違紀違法干部姑息遷就，缺乏嚴肅批評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停留在表層，缺乏滲透到每個環節的具體措施。尤其是不能有效地啟動預防機制，處理上又失之于寬。監督制約機制松懈，制度流于形式。近年來，各地各部門都普遍制定了相應的預防職務犯罪的規定、紀律、制度、辦法等，但在具體落實上，卻缺乏廣度和深度，沒有起到干部之間相互監督，部門之間相互制約的作用。

很多時候對于個人的財產如果突然變得很多就會進行查辦，來檢查收入的財產是否是合法收入，一般金額如果超過30萬元以上就要立案追究刑事責任，主要的人群是國家工作人員，個人不會存在這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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