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簽訂很多涉及金錢尤其是大量金錢的合同的時候，一般情況下是要有一個擔保人的，如果擔保對象出現問題，那么擔保人自然而然是要與擔保對象一起負相應責任的。聯系到現在頻發的非法集資案件，集資詐騙事后擔保人還需要負責嗎？一起來隨小編詳細了解一下吧！

借款人構成集資詐騙、非法集資罪，擔保人是否免除擔保責任?

《最高法院關于我國民間借糾紛案件的最新審判意見》保證合同是借貸合同的從合同，主合同債務人涉嫌犯罪并不必然導致保合同無效，保證人以主合同債務人涉嫌犯罪為由主張不承擔保證責任的，在依法認定主合同效力的前提下，確認保證人的責任。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處理事情的基調，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0年內部疑難案件答疑中指出：對于集資詐騙的，借款合同無效，擔保合同也無效;對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單個借款合同有效，擔保合同也有效。

一、擔保合同效力所隱含的問題

在一個非法集資案件中，由于擔保人的存在，使得擔保人是否需要承擔保證責任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加之此類案件的一個通性是，債務人(即非法集資行為人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不能償還到期債務的本金和利息且差額巨大而最終案發，其被限制人身自由等待刑事追訴，導致債權人與擔保人相互角力。此時，擔保人是否需要承擔保證責任或者賠償責任，就成為案件的焦點問題。

(一)擔保合同是否有效不單純只是一個民事問題，它與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都密切相關

一直以來有觀點認為，非法集資行為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時，擔保合同應認定為有效;構成集資詐騙罪時，應認定為無效。此觀點也得到了一些學者、法官的支持。在非法集資案件中，擔保合同效力的具體認定，在實務上與刑事程序所確定的罪名密切相關。因此，律師在此類案件中提供法律服務時，應當進行的法律思考便不僅僅只限于民事領域，其提供法律服務的范圍應當延展至刑事、民事兩個程序。這對于律師服務的效果，當事人權益的保護都至關重要。

因為債權人、擔保人的利益訴求往往與民事利益關系密切，卻對刑事程序的罪與刑關切不足，雙方具體的爭議需要法院裁判解決。因此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對于非法集資類案件，通常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偵查終結，而人民檢察院也以此罪名審查起訴。如果當事人不能提出有效的質疑，一審若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案，被告人面對罪輕的判決自然不愿上訴，于是案件進入到民事程序，此時當事人很難提起再審申請改變既定的罪名。由此可見，在刑事一審之初，律師或者當事人能夠向公安或者檢察機關、人民法院提出恰當的理由，控訴犯罪或者為被告人辯解，對于案件事實的查明，最終公平合理地解決民事糾紛意義極其重大。

涉案之初，公安機關出于偵查的時限以及取證難度考慮，通常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立案偵查，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到時若發現有集資詐騙嫌疑，還可改變涉案罪名延長偵查期限。但正因為這樣的司法慣例，律師以及當事人應當果斷及時搜集相應證據、提出合適的控告，在刑事程序就將案件事實查清，可大大降低案件處理的風險，提高律師工作的效率和質量。

(二)刑事程序著重對“非法占有的目的”進行考察

從我國刑法的犯罪構成來看，“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區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最為核心的要素。基于此，司法實踐中，非法集資類的案件往往罪名之間引發的爭議，都聚焦于行為人有無“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筆者認為，目前司法實踐中認定非法集資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直接的根據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0]18號)，針對目前的司法實踐，該規定已顯現出一定的滯后性。筆者認為，在認定非法占有這一主觀目的時，可以考慮借鑒現有的學術成果。如劉憲權所著《金融犯罪刑法理論與實踐》及高憬宏法官在《審理金融犯罪案件的若干問題——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綜述》中所提出的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標準。歸結起來，目前可供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標準有如下幾種情形：(1)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2)肆意揮霍集資款，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3)攜帶集資款逃匿的;(4)將集資款用于違法犯罪活動的;(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7)拒不交代資金去向，逃避返還資金的;(8)以支付中間人高額回扣、介紹費、提成的方式非法獲取資金，并由此造成大部分資金不能返還的;(9)將資金大部分用于彌補虧空，歸還債務的;(10)沒有償債能力將資金用于高風險營利活動，造成巨額虧損的;(1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12)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13)其他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

雖然我國刑法主張罪刑法定原則，但在認定主觀目的時適時引入學理成果，并不是對罪刑法定原則的排斥。事實上，司法實踐中各地高級人民法院也具有一定的解釋和指導轄區法院司法的權力，最高人民法院也在某些特定案件的裁判中，允許各地高級人民法院結合本轄區內的經濟政治社會條件，對相應裁判標準作出變通。

二、利益格局的分解：擔保合同的效力

1、非法集資構成刑事犯罪的，認定借貸合同因違反法的強制性規定而無效，更符合法的本意。

非法集資案件中的借款合同已經違反了我國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個人或者單位未經中國人民銀行的準許，不得從事商業銀行特有的吸儲信貸業務。且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侵犯的法益不僅包括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還有債權人的財產。借款合同作為非法集資的外在表現，屬于非法集資行為整體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單個的非法集資行為同樣確切無疑地損害了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不當地阻礙了資金的正常流動和國家對金融秩序的管控。立法者刺破非法集資的面紗，揭開其民間借貸的偽裝，表明了其對債權人財產權益保護的堅定立場。立法者既然選擇了對該行為進行刑事打擊，那么留給司法者的空間就是謹慎司法、被動司法，不宜以“化整為零”、“各個擊破”的方式來處理刑事犯罪下的民事責任。

2、處理具有擔保情形的非法集資案件，司法者在利益衡量時應堅持保守與中立，不宜過于能動，否則容易導致權益保護的失衡。

根據現有法律規范，我們完全能夠為非法集資利益主體找到恰當的糾紛解決規則。比如否定借貸合同的有效性，必然產生締約過失責任，債權人可以根據《合同法》第58條之規定，主張返還其本金，或者根據各自過錯程度，承擔相應的責任。法律規定既簡潔明確又公平合理，債權人只需提出訴求即可，債務人若主張減輕其賠償責任，必須舉證證明債權人的過錯。

舍此之外，《擔保法司法解釋》(法釋[2000]44號)第8條同樣為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在擔保人如何承擔擔保責任上詳加規定：主合同無效而導致擔保合同無效，擔保人無過錯的，擔保人不承擔民事責任;擔保人有過錯的，擔保人承擔民事責任的部分，不應超過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1/3。

擔保合同因主合同無效而無效，并不能免除擔保人賠償責任，只有當擔保人無過錯時才能免除其賠償責任。因此，擔保人在有過錯的情況下仍然要承擔責任，只不過其承擔責任上限為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的1/3。如此，在擔保人有過錯的情況下債權人的利益至少可以通過債務人的賠償，以及擔保人承擔不能清償部分1/3以內責任獲得相當程度的補救。這在事實和情理上是客觀公正的，因而該司法解釋出臺之后，獲得了司法實務界的廣泛認同。在民事訴訟中，法律自當平等保護各方合法權益，司法不能過于能動，保護一方利益而致他方利益于不顧。民事訴訟堅持誰主張誰舉證的基本原則，當事人有利益訴求，自然應當舉證證明，而不能由法官代勞，更不能由司法者隨意改變法條的本意。司法能動的發起或者說法官造法，應當在被動司法的保守與中立使得案件的審判結果出現明顯不公之時，才有其發揮的余地。

3、擔保合同因自身原因無效不能適用《擔保法司法解釋》第8條的規定，對債權人權益保護更為充分。

必須承認的是，當擔保合同因自身瑕疵而歸為無效時(單獨考查擔保合同效力)，擔保人是否需要承擔責任，民法學者和實務界人士的認識基本一致。他們認為，《擔保法司法解釋》第8條的規定，也就是說主合同無效而導致從合同無效情況下，擔保人承擔民事責任的部分不超過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的1/3，并不適用于擔保合同自身無效的情形。比如擔保人與債務人惡意串通欺詐債權人、擔保人與債務人為非法集資類犯罪的共犯，而與債權人締結擔保合同等，擔保人的責任不應當只限定于1/3，應視其具體過錯程度，有可能需承擔完全的賠償責任。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更能體會到立法者對民事權利義務主體的平等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和擔保人的利益同樣有著體系性完備的保護，而且此種保護是建立在平等責任分配、具體過錯程度認定上的。

以上便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相關資料與法律知識。顯而易見，集資詐騙事后擔保人還是需要負責的，畢竟擔保人的存在就是為了雙方信任度增加，從而順利簽訂合同。但是，因為擔保人識人不當，致使一方損失大量資金，自然是要負很大民事或者刑事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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