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終身監禁監外執行可以嗎

不可以。終身監禁的性質只是一種行刑方式，而不是新增設的刑罰種類。它是針對貪污賄賂犯罪中被判處死緩的犯罪分子，在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罪犯被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后，在具體執行中的一項特殊措施，就是把罪犯監禁終身，限制其人身自由直至死亡。

二、身監禁的弊端有哪些

(一)“死刑過重”與“生刑太短”矛盾日益凸顯。限制、減少死刑的適用是當前死刑改革的方向。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已經明確提出,要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在當前的反腐敗斗爭中,也應當十分慎重地適用死刑,防止陷入嚴刑峻法的誤區。另一方面,貪污、受賄罪罪犯通過減刑等途徑導致服刑期過短。貪腐官員被判刑后確實存在減刑快、假釋及暫予監外執行比例高、實際服刑時間偏短等現象。司法實踐中減刑、假釋、監外執行等人性化政策,在違規操作中異化成一些人逍遙法外的通道,嚴重腐蝕司法公信力、破壞反腐敗工作成效,群眾對此反映強烈。此類案例并不鮮見,對高墻之內的司法腐敗進行制度性預防。同時,中央有關部門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清理整頓專項行動,一大批“獄外罪犯”被重新收監。這顯然有違司法公正,無法對腐敗分子形成有力的威懾,更不符合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求。

(二)“終身監禁”可能會導致在重大貪污賄賂領域死刑適用大量減少。尤其現在還處于廢除死刑的國際潮流的背景下，死刑的存續地位很有可能會被挑戰，“終身監禁”刑罰的增加適用依然不能夠撼動死刑的適用，就現實來看，很多貪腐犯罪人表面看來沒有直接傷及生命，但其腐敗的結果之一往往是對公眾生命的不負責任。引入終身監禁刑勢必大幅減少死刑罪名，做到“慎用死刑”。就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而言，立即廢止死刑無論從公民的情感還是就司法實踐而言，都不具備可操作性。現階段我國刑法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嚴格死刑適用標準，逐步減少死刑的適用，眾所周知，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經濟發展差異很大的國家，在分析嚴重經濟犯罪判決死刑的案件時， 法律工作者常常會遇到如何界定情節嚴重的難題。刑法修正案(八)雖然廢除了13項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但目前刑法中的死刑罪名仍然達到55項，這在世界各國死刑罪名中是位居前列的，進一步減少死刑罪名已經成為我國刑法學界的共識，但面對公眾對嚴重犯罪重返社會的擔憂和為“權貴”逃避責罰打開方便之門的質疑，此項工作難以深入開展。

(三)終身監禁刑的建立死緩制度的存在導致了負面影響。在司法實踐中，死緩除極個別在緩刑期間又重新故意犯罪被執行死刑外，都在二年期滿后減為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但死緩在刑罰制度上卻被歸入死刑當中。死刑判例過多是我國刑罰制度為有關國際組織所詬病的主要原因。在國際法學界眼中，死刑判例的多少成為衡量一國刑罰制度進步與否的標志。盡管我國死緩受刑犯，只要服刑期間表現良好，通過減刑、假釋等可在服刑二十幾年后出獄，這不僅與剝奪生命的死刑立即執行在懲罰的嚴厲程度相去甚遠。因此，死緩相對于死刑立即執行來說，其威懾力過低，公眾認可度較弱，很難成為死刑立即執行的替代刑。隨著我國社會的全面進步，死緩退出歷史舞臺的時機已經成熟，它在我國刑罰體系中如果繼續存在，既使我國人權狀況在國際社會飽受非議，又沒有給相關犯罪人以應有的懲罰，其退出刑罰體系是歷史的選擇。

(四)“終身監禁”目前還不能夠成熟，需要完善的地方還有很多，依然少不了死刑在整個刑罰保障體系中的最終手段。由于我國與外國特別終身監禁適用有著本質的法系區別，因此，在適用“終身監禁”不能夠生硬的照搬照用。我國盡管在現行刑法中規定了此種針對重大貪污賄賂犯罪的刑罰，但是若要理解適用其實疑點多多。首先，終身監禁適用條件不嚴謹，其適用的條件是“有第三項規定情形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這一條件看似簡單，意味著重大貪污受賄情形而被判處死緩執行的則可以適用終身監禁，不嚴謹的是法條依然存在其他解釋，即被判處死緩是因為重大貪污賄賂犯罪還是數罪并罰，這里并沒有表述清楚。其次，終身監禁適用標準不明晰，從條文上看，其并非是必然會被適用，即使滿足了適用條件，法律適用的結果依然是“可以”，這就意味者把自由裁量權交給了法官，死刑的廢止不需要終身刑的替代其自由裁量的空間是巨大的，從其他法律規范的表述習慣來看，不難看出一般“可以”的適用標準都由法律再給予相應的，具體化的描敘，這樣才能夠避免法官的濫用權利的情形。最后，終身監禁的適用方法存疑慮，從條文來看，終身監禁的適用方法是“決定”而非“判決”或者“裁定”，一般是法院內部工作 問題才用“決定”的描述，因此，本條其方式是讓人不解。

在很多年以前，死刑會立即執行的，但是現在很多時候，只要不是犯罪特別嚴重，給國家帶來很大的影響，一般都不會判死刑的，現在很多死刑會判終身監禁，所以死刑的很多了，終身監禁的變多了。總之有利也有弊，不過對國家沒有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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