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好合好散”可能出自唐朝———

2000年，敦煌為慶祝敦煌藏經發現百年在北京做了一次展覽，展覽中展出了一份唐朝的“放妻協議”，這引起了不小的反響，而唐朝的這份“放妻協議”被認為是離婚協議的最早起源。

“放妻協議”實為“”專家介紹，“放妻協議”也叫“放妻書”。顧名思義就是放妻，也就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離婚協議”。在中國歷史的多數時期，女子一直是處于“被壓迫”地位，很多朝代婦女沒有離婚自由，男子可以任意“休妻”、“出妻”，女子卻只能忍受。同時，女子被“休”、被“出”，被認為是奇恥大辱，改嫁更是“喪失貞節”。而這份“放妻協議”卻給后人展示了歷史上真實的一幕：婦女地位極高，夫妻之間提倡“好合好散”。這張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放妻協議”的主要內容是：“凡為夫婦之因，前世三生結緣，始配今生之夫婦。若結緣不合，比是怨家，故來相對……既以二心不同，難歸一意，快會及諸親，各還本道。愿妻娘子相離之后，重梳嬋鬢，美婦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選聘高官之主。解怨釋結，更莫相憎。一別兩寬，各生歡喜。”簡單的解釋，就是丈夫很寬容地說：如果沒有緣分，咱倆不如好合好散，離了之后，希望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找個好人家……從這份協議書中我們不難看出，這的確是一份類似于我們今天的離婚協議，但這份協議的內容也只單單說了夫妻離婚的原因：感情不和。于是請來雙親父母和親戚朋友，做此見證，好聚好散，最后，男方還不忘給妻子一些美好的祝愿。從這份協議書中我們并沒有看到男尊女卑的一面，看到的反而是男女平等，改嫁似乎也是很正常的現象。這樣一份“放妻協議”也許在今天看來，人們都還很羨慕，男方有如此的寬宏胸襟，女方也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在封建社會里，人們也能如此的和平分手真是令人感到驚奇。

何人留下“放妻協議”？這份令后人感到驚奇的東西，究竟是什么人留下的呢？據國家博物館研究唐代史的副研究員王*康介紹，“古代的‘放妻’現象很正常，我們看到的一些‘放妻協議’有可能是當時作為范文保留下來的，并不是當時哪一家真的要離婚而擬的‘放妻協議’。”他介紹，這種協議有點像我們今天的應用文，它只是一個固定的模式。大家都會照這樣的固定模式去寫。王*康還說，像這種“放妻協議”看上去雙方都比較和諧，也似乎挺合理的，但是，這也只是表面上的，至于當事人的心情怎樣誰也不好說。他認為，保留協議書的也不一定就是當事人，很有可能是當時的人們在學習的過程中保留下來的。像這樣的“放妻書”也不只這一份，網上還有一些不同版本的“放妻協議”，有雙方不合的，還有譴責妻子的，還有妻子主動提出的，還有一種就是夫死可以任意改嫁的。在敦煌的考古發掘中，同時發現了幾份這樣的“放妻書”，說明在當時的敦煌民間也是很常見。

唐朝“放妻協議”反映出當時的婚姻制度和社會風氣檢索顯示這些敦煌出土的“放妻協議”來自唐代。據介紹，敦煌出土的資料表明唐至五代時，女子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當時，性文化是比較開放的，至少再嫁是很容易的。唐人婦女改嫁的事是比較常見的，例如在《秋-胡》話本中，秋-胡幾年不歸，秋*母就勸秋-胡妻：“不可長守空房，任從改嫁他人。”婆婆竟然主動勸媳婦改嫁。

唐代處于封建社會的繁榮時期，又屬“開放型”社會，女性地位較高，貞節觀念淡漠，使唐人婚姻呈現出歷史上少有的開放特點。唐代的《唐律?戶婚》規定：子女未征得家長同意，已經建立了的，法律予以認可，只有未成年而不從尊長者算違律。這條規定，從法律上為青年男女的自由擇配開了綠燈。但是在唐代，離婚極為常見，再嫁不以為非，貞節觀念的淡薄在整個封建社會都為罕見。先看離婚的法律條文。《唐律?戶婚》對離婚有三種規定。一、協議離婚。指男女雙方自愿離異的所謂“和離”：“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二、促裁離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強制離婚，即所謂“出妻”。三、強制離婚。夫妻凡發現有“義絕”和“違律結婚”者，必須強制離婚。從史實來看，提出離異者也不只是夫方，妻方提出離異的也不在少數。女方再嫁也不為失節。這從唐代婦女不以屢嫁為恥中看得很明顯。唐代公主再嫁的就不在少數。離婚再嫁的難易和貞節觀念的強弱，是衡量婚姻關系自由開放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志。從唐代看，離婚改嫁和夫死再嫁習以為常，并未受貞節觀念的嚴重束縛，它與前朝的“從一而終”和后代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形成鮮明的對照。

起源的爭議很多人都認為敦煌出土的這份“放妻協議”是唐代的，但國家博物館的副研究員王*康卻認為，這份“放妻協議”還不能確定它就是唐代的。因為，敦煌文書中確有一批是唐代的，但還有一部分是五代或者是宋代，而這份“放妻協議”上并沒有記年，因此還不能確定。他認為，放妻現象在唐代確實是很尋常的現象，但婚姻制度也不僅僅是唐代是自由的，一直到宋代，在民間，婚姻也是很自由的，雖然宋代的禮教是相當嚴格的，但婦女離婚再嫁也并不是什么難事。由于協議書沒有明確的年代，我們可能不能確定它的具體年代，但它的存在至少能證明唐末五代宋初時，男女在婚姻問題上是很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