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達地址確認書是為了法律文書能準確的送到雙方當事人手里。

送達地址確認書首次被提及是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以法院專遞方式郵寄送達民事訴訟文書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的第三條：“當事人起訴或者答辯時應當向人民法院提供或者確認自己準確的送達地址，并填寫送達地址確認書。”《若干規定》第四條規定了送達地址確認書應當載明送達地址的郵政編碼、詳細地址以及受送達人的聯系電話等內容。

關于送達地址確認書的適用，首先，雖然該確認書是在冠以“法院專遞方式郵寄送達民事訴訟文書”之名的司法解釋中規定的，但是法院若采直接送達方式同樣可以依據送達地址確認書記載的地址予以送達。其次，依據送達地址確認書上載明的地址可以郵寄的材料種類應當為民事訴訟的法律文書。這些法律文書包括法院依法制作的處理訴訟案件的法律文書和案件當事人及當事人的委托代理人自書或代書的具有法律效力或法律意義的文書。同時應該對符合條件的“法律文書”做擴大解釋，電子數據和視聽資料的載體雖然不是文書，因其同樣具備作為訴訟證據等法律效力或法律意義，亦可包含在依據送達地址確認書記載的地址予以送達的法律文書種類之列。

有人提出，出于完善送達地址確認書適用的考慮，在橫向適用方面，送達地址確認書在同一當事人同期的刑事、行政等訴訟中也應當同樣適用。甚至可由適用同一時期該當事人的其它案件推廣至適用于同一時期該當事人在全國法院的所有訴訟，以節約審判資源。[①]對此建議，筆者不敢茍同。理由在于：

第一，對于刑事案件來說，多數當事人即被告已被國家司法機關采取了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等刑事強制措施，其人身自由已經受到一定控制。法律文書的最佳送達效果是由當事人本人簽收。司法機關尤其是公安、檢察機關已經依職權獲取了當事人本人的送達地址，甚至將當事人人身限定于某特定場所內。送達地址確認書是當事人書寫或確認的送達地址，而刑事案件中司法機關送達法律文書無須依據當事人提供的地址即可準確送達本人，并且通常也不采用郵寄送達的方式。

第二，雖然《若干規定》為當事人在起訴或者答辯時向人民法院提供或者確認自己準確的送達地址設定為一項訴訟義務，但是當事人在履行該法律義務時卻有相當的自由。換句話說，盡管提供地址是一項義務，但是提供何種地址卻為當事人的自由。而當事人出于自己的訴訟便利或其他方面的考慮可以遵從自己的意愿提供送達地址，只要該地址是符合送達要求的地址。從《若干規定》第四條第三款“當事人在第一審、第二審和執行終結前變更送達地址的，應當及時以書面方式告知人民法院”的規定可以看出，當事人在第一審、第二審和執行終結前可以隨時變更送達地址。當事人對以自己為送達人的送達的具體地址有指定的權利，這可以看做是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之一。但是若把當事人在一案中的送達地址適用于該當事人同時期在其他案件中的送達，意味著強制剝奪了當事人在訴訟中自主提供送達地址的訴訟權利。的確，同一法院內部建立內部聯動機制，各業務部門互通當事人送達地址信息，能夠提高審判和執行的效率，但是正如筆者所分析的，這是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某種侵害。倘推廣適用于同一時期在全國法院的所有訴訟，姑且不論建立如此龐大的當事人送達地址數據庫耗費人力、物力幾何。假若維護和更新數據不夠及時，其他法院利用該全國聯網的聯動查詢機制查詢到同時期當事人的某一送達地址，如當事人實際變更了送達地址，而他案卻仍以舊的送達地址為送達依據，一旦被退回，依據《若干規定》第十一條“因受送達人自己提供或者確認的送達地址不準確導致文書未能被受送達人實際接收的，文書退回之日視為送達之日”，受送達人將遭受訴訟不利的后果，對司法公正是一項嚴重的威脅和質疑。因此筆者認為，某一訴訟應當以當事人在該訴訟中提供的送達地址為送達依據，并且也只能以該地址為依據。

送達地址確認書載明的當事人的信息應當由法院保密。《若干規定》第四條第二款明確指出：當事人要求對送達地址確認書中的內容保密的，人民法院應當為其保密。在當事人提出保密要求時，法院應當履行好保密義務。該送達地址確認書的內容應當限于承辦法官以及需以地址確認書上的相關內容為依據開展工作的與本案訴訟流程有關的法院工作人員知曉。但是在當事人未提出保密要求時，并不意味著法院就完全沒有保密的義務。因為送達地址確認書上的一些內容涉及到自然人的隱私信息，如果公開即有侵犯他人隱私權之嫌。因此法院仍然應將知曉該信息的范圍限定在與該案訴訟流程有關的工作人員為宜。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建立全國聯網查詢的當事人送達地址數據庫是不妥當的，因為即使這種數據庫是在全國法院內部共享，同樣是對當事人個人信息的某種公開。送達便利的獲取、審判和執行效率的提高如果潛藏著侵犯公民個人隱私的危險，那么所謂司法公信力將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