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割同居期間的財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釋早有規定，即同居關系不同于夫妻關系，同居期間的財產并不必然是共同財產，主張分割財產的一方要提出有關證據，才能享有對同居期間積累財富的所有權。

這一規定只是一原則性的規定，如何在實踐中加以具體運用，則由各案的法官來判斷。本文所刊登的案例具有一定的指導性，該案告訴我們，對于共同財產，尤其是公司股份，一方只有在舉證證實其與對方有共同的投入并經營，共同創造形成該財產的情形下，才能主張分割。

案例：

富翁意外早逝，身后留下千萬家產和一女一子。女兒系與第一任妻子所生，兒子系與第二任妻子所生。富翁去世前，已與第二任妻子協議離婚。

但第二任妻子說，她與丈夫是假離婚，其實一直同居，所以，她應該以妻子的身份繼承遺產。

富翁留下千萬遺產

1954年出生的岳-庚，原是一化工廠的工人。改革開放后，岳-庚下海，辦起一家化工廠，一番摸爬滾打后，生意慢慢有了起色。

阿美是岳-庚的第一任妻子，夫妻倆相敬如賓。時間一長，阿美發現丈夫有些變了，總說工作太忙，常常接連幾周不回家。慢慢地，一些風言風語在親戚朋友中傳開：岳-庚身邊有個叫余*琴的女人。

阿美先是苦口婆心地勸，后來到廠里鬧。結果，岳-庚索性提出離婚。

1992年，岳-庚、余*琴登記結婚。不久，余*琴生下一子。7年后，岳-庚、余*琴又協議離婚。岳-庚給了余*琴一處房產及家具等，同時給付兒子撫育費30萬元。離婚協議中注明：雙方再無債權債務關系。兩人居住的房屋賣了15.8萬元，被余*琴以自己的名義集資繳到岳的公司。

2006年，岳氏企業資產已逾千萬元，岳-庚持有90%的股份，價值1500萬元。

這一年的7月底，岳-庚突然病故，時年53歲，留下價值1500萬元的股權和兩棟住房，卻未留下任何遺囑。

喪事處理完，余*琴提出財產繼承問題。

2006年9月1日，岳-庚的父親委托二兒子、孫女岳-靈(岳-庚與阿美所生)與小孫子岳-泓的母親余*琴就財產問題進行商談。

讓岳家人意外的是，余*琴提出作為妻子，她要繼承岳-庚一半的股權，并代兒子索要岳-庚名下的兩處房產。余*琴說：“我與岳-庚是假離婚，我們并沒有履行離婚協議，我們一家三口一直住在一起。”

但岳家人認為，余*琴與岳-庚早已離婚，沒有繼承岳-庚遺產的權利。

商談不歡而散。

前妻提出是“假離婚”

2006年11月22日，余*琴代兒子岳-泓將岳-庚的父親、女兒告上法庭，要求析產并繼承岳-庚的遺產。

余*琴稱，與岳-庚結婚后，兩人很珍惜這段來之不易的婚姻。兒子出生后，兩人越來越感到家庭的美好，夫妻感情很好。1999年，岳-庚的企業陷入一場經濟糾紛。“當時要債的堵到門上來了，岳-庚很疼愛兒子，他擔心兒子幼小的心靈受到傷害。為避風頭，他與我商量辦了假離婚。其實，我們仍然共同生活。”余*琴說。

余*琴稱，他們一直以夫妻名義對外處理事務。“我們協議離婚的事，親朋好友都不知情”。離婚后，自己與岳-庚繼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她帶著兒子搬進岳-庚購置的別墅居住，繼續撫育孩子，對岳氏企業進行投資，購置房產，裝修住宅。

“岳-庚長期患肺病，多次住院治療搶救，并赴外地求醫。他生病期間，我精心陪護和照料。我一心撲在家庭上，也沒想過要辦復婚登記，沒想到他會早逝。”庭審中，余*琴數度哽咽。

余*琴認為，她對岳-庚的生產經營和生活盡到了幫扶義務，有權分得財產。即便是同居，也應該有權參與遺產的分配。

余*琴請求確認岳-庚生前持有的公司90%的股份之一半為她所有，確認岳-庚名下的兩處房產為她與岳-庚的共有財產。

千萬股權惹出紛爭

岳-庚的哥哥代表父親出庭。他說，岳-庚與余*琴離婚后，身體一直很正常，沒有赴外地治療過，不需要余*琴照顧。余*琴試圖得到的兩處房產均是岳-庚生前向銀行貸款所購。

余*琴當庭出示證據：2002年3月和2006年7月，岳-庚兩次住院，住院病歷上登記的聯系人均為余*琴，與患者關系欄內均填寫為“夫妻”。

此外，2002年3月12日岳-庚的手術同意書中，余*琴在病員家屬一欄內簽名。

岳-靈說，住院記錄只能證明這幾次有余*琴到場，不能證明余*琴在醫院照顧陪護過岳-庚。岳-庚在住院期間，一般是由公司派員進行陪護和照料。

岳家人稱，他們從工商局調取檔案發現，余*琴與岳-庚離婚后，從未到公司工作過，也沒有參與公司的任何經營活動，余*琴要求確認公司總資產中的1500萬元為她與岳-庚共同共有的理由不能成立。“余*琴與岳-庚沒有辦理復婚登記，充其量只是同居關系。余*琴無權按《繼承法》的有關規定來繼承遺產。訟爭的兩套房屋是岳-庚與余*琴離婚后買的，不算二人共同財產。”

岳家的代理律師稱，離婚協議第4條寫明雙方無債權債務關系，說明夫妻財產已分割完畢。另外，如果余*琴認為岳-庚在岳氏企業所享有的90%的股權是共同財產，她就不會在股權認定書上簽字。

法院析產各取所得：

法院認為，余*琴與岳-庚于1999年協議離婚后，雖然雙方居住在一起，但并未辦理復婚手續，因此雙方之間并不存在婚姻關系，只能認定為同居關系。雙方當事人同居期間的財產，只能依照一般共有財產的形成及處理原則予以分割，而不能適用法律有關夫妻共同共有財產的規定作出處理，即同居期間一方名下的財產不應直接認定屬于雙方共有，另一方只有在舉證證實其與對方有共同的投入并經營，共同創造形成該財產的情形下，才能主張分割共有財產。而本案中，余*琴未能提供充分證據證實本案中的1500萬元是她與岳-庚共同投資的。

對于余*琴所居住的別墅及室內財產，法院考慮到購買該房屋系岳-庚用于與余*琴同居生活及撫育子女，雖然無充分證據證明余*琴在該房屋中的資金投入數額，但余*琴參與了房屋裝修及購買室內用品，可以認定別墅及室內財產為余*琴與岳-庚共有。

岳-庚名下的另一套商品房，余*琴未提供證據證明其有出資或參與裝修，也未能提供該房屋的購房發票和產權證原件，因此對余*琴主張這套商品房是她與岳-庚共有的請求，法院不予支持。

余*琴與岳-庚已不存在婚姻關系，根據我國《繼承法》第十條規定，余*琴不屬于岳-庚的法定繼承人。但余*琴與岳-庚離婚后，仍與岳-庚同居生活，對岳-庚的生活起居給予了較多的扶助，且岳-庚長期患有肺病，多次住院治療，余*琴均以“妻子”“家屬”的身份在醫院辦理相關手續，照料護理岳-庚，按照《繼承法》第十四條的有關規定，岳-庚的遺產可適當分給余*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