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法修正案八》當中，其實我國對死緩犯作出了一個新的規定，即此時被判死緩的罪犯，其犯罪情節比較嚴重的話，則法官可以同時決定對其限制減刑，也就是日后由死緩依法減刑為無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對實際的服刑期限有更為嚴格的要求。那2018死緩限制減刑的情形都有哪些呢?我們一起在下文中進行了解。

根據《刑法修正案(八)》對被限制減刑的死緩犯罪分子實際執行的刑期的規定：最低服刑時間，如緩期執行期滿后被依法減為無期徒刑的，將不能少于二十五年;如緩期執行期滿后被依法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將不能少于二十年。也就是說，無論如何被限制減刑的死緩犯罪分子都要服滿至少二十年的徒刑。

一、2020死緩限制減刑的情形：

1、在累犯限制減刑。按照刑法第六十五條的規定，累犯一般是指因故意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分子，在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五年內，再次故意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的情形。

由于累犯體現了較高的人身危險性，故刑法明確規定應當從重處罰。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印發的《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第十一條也明確規定：“要依法從嚴懲處累犯和毒品再犯。凡是依法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即使犯罪情節較輕，也要體現從嚴懲處的精神。尤其是對于前罪為暴力犯罪或者被判處重刑的罪犯，更要依法從嚴懲處”。可見，死緩犯作為判處重刑之罪犯，一旦構成累犯，必當從重懲處。

2、在七類嚴重犯罪判處死緩的限制減刑。修正案(八)規定，凡判處死緩的罪犯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而犯罪者，法院可以同時決定對其限制減刑。這是因為，實施七種犯罪之人，嚴重危害社會治安，論罪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因具有法定從寬情節不宜立即執行，但作為限制減刑的條件是完全符合刑罰精神的。

3、在犯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死緩的罪犯限制減刑。“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創的一個刑法術語，原刑法沒有規定，僅第八十一條二款使用了“暴力性犯罪”的概念，即“對累犯以及因殺人、爆炸、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

而“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理解上有爭議，理論上一般認為，犯罪學意義上的有組織犯罪從嚴密程度可分為六種：簡單共同犯罪、結伙犯罪、團伙犯罪、集團犯罪、黑社會組織犯罪、黑社會性質犯罪。我們在貫徹刑法修正案(八)時，對這一有爭議的“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作狹義界定為宜，典型的包括三種類型：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和邪教組織犯罪。

二、死緩限制減刑的適用條件

關于死緩限制減刑適用原則在司法實踐中的貫徹實施。最高人民法院在《〈刑法修正案(八)〉條文及配套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一書中針對死緩限制減刑的適用規定了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有利于嚴格執行死刑政策等三項原則，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切實遵循了以上三項原則。

1、罪刑法定原則。罪刑法定原則旨在保護被告人利益，任何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裁決須有刑法的明文規定為據。根據《刑法》第五十條第二款，對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被告人，僅在三種情形下可以同時決定限制減刑：(1)累犯;(2)因實施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7種具體犯罪而被判處死刑緩刑執行;(3)因實施有組織的暴力犯罪而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

2、罪刑相適應原則。刑法第五十條第二款規定，對于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被告人限制減刑，要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作出決定。“犯罪情節等情況” 主要包括犯罪的性質、起因、動機、目的、手段、后果等因素。

3、有利于嚴格執行死刑政策的原則。從立法目的來看，對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被告人限制減刑，并不是單純加重死刑緩期執行刑的嚴厲性，而是為進一步嚴格執行死刑政策創造條件。對于可能被判處死刑的被告人，法官在刑罰裁量的實際操作層面，通常會考慮三方面的因素：第一是客觀危害層面，即犯罪后果的嚴重程度、犯罪手段的惡劣程度等;第二是主觀惡性層面，即犯罪動機或者目的是否卑劣，是否存在彰顯人身危險性的犯罪前科等;第三是社會影響層面，主要指被害人家屬的態度以及社會的反應。只有在以上方面均達到可以判處死刑的程度，才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如果在某一方面尚存可恕緣由，就難以作出死刑立即執行的判決。

而從實際案例中來看，其實真正在判刑的同時被決定限制減刑的死緩犯也不多，畢竟這樣的處罰針對的都是那種罪刑特別嚴重的死緩犯，而此時在限制減刑之后，日后即使可以被減刑，最低的服刑年限也要達到20年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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