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調整的對象是社會關系。任何一個部門法之所以能獨立存在，就是因為它有著與別的部門法不同的調整對象。然而在我國，無論是刑法典還是刑法學都沒能正確揭示刑法的調整對象。而調整對象的確立是否正確，直接關系到刑事立法及刑法學體系是否科學。因此，加強刑法調整對象的研究有著極為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筆者認為，刑法的調整對象既不是廣泛的社會關系，也不是犯罪與刑罰的關系。對刑法的調整對象應進行多層次的剖析。從表層看，其調整對象是刑事關系(或刑法關系、刑事法律關系，下同);從中層看，其調整對象是刑事責任關系;從深層看，其調整對象是政治關系。刑事關系和刑事責任關系是對刑法調整對象的法學認識，政治統治關系是對刑法調整對象的社會認識。

一、刑法調整對象的若干觀點評析

就筆者所知，目前我國刑法學界關于刑法的調整對象存在著三種有代表性的觀點，即“廣泛社會關系說”、“罪刑關系說”和“刑事法律關系說”，其中，以“廣泛社會關系說”的影響最大。

(一)“廣泛社會關系說”評析

該說認為：“刑法所保護和調整的社會關系范圍廣泛，凡是涉及到統治階級利益的重要的社會關系，刑法都要予以保護?！?注：馬克昌主編：《刑法學全書》，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所有部門法所保護和調整的社會關系，也都同時借助于刑法的保護和調整?！?注：高銘暄主編：《中國刑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頁。)一些法理學教科書也認為：“刑法可以調整不同種類的社會關系?！?注：沈宗靈主編：《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頁。)該說在我國影響最大，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也最大。

筆者認為“廣泛社會關系說”是不成立的，理由如下：

1.該說不符合刑法的本質。刑法是國家制裁犯罪分子的法律，而犯罪的本質是危害整個社會的行為或反對統治關系的行為。因此，刑法只應調整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者、統治者的國家在同犯罪行為的斗爭中發生的關系，即只調整國家與犯罪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而不應調整什么廣泛的社會關系。

2.該說與法理不符。從法理上講，任何部門法都必須有其特定的調整對象;否則就不存在該部門法。如果說刑法調整廣泛的社會關系，這實質上是說刑法沒有特定的調整對象，從而否認了刑法存在的必要性。

3.該說混淆了刑法的調整對象與刑法的目的。保護各種社會關系是刑法調整特定社會關系所要達到的目的。保護不等于調整，保護發生在社會關系外部，而調整發生在社會關系內部。刑法并不通過調整人們在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社會生活等領域的行為從而對這些社會關系進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