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是剝奪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罰方法，又稱生命刑。由于死刑是刑罰體系中諸刑罰方法中最重的一種，因而又稱極刑。死刑是憑借從肉體上消滅犯罪分子的手段來懲罰犯罪并防衛社會的刑法手段。正因為死刑的嚴厲性和巨大的威懾作用，歷史上各國統治者無不重視死刑的使用，把死刑作為對付危害其統治最嚴重的犯罪的重要手段。

當今世界有些國家廢除了死刑，有些國家仍保留著死刑。我國從目前的政治、經濟實際出發，在現行刑法中保留著死刑，同時規定了特殊的死刑緩期執行制度。可用“保留死刑，但嚴格限制死刑，堅持少殺、慎殺。”來概括。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兩會期間舉行的新聞記者招待會上也就此問題做了專門說明。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很大，社會治安情況不好，嚴重犯罪較多，每年被執行死刑的罪犯的數量仍相對較大，一些西方國家總是指責我國濫用死刑，這是帶有偏見的。在死刑制度適用的問題上，我國一直保持慎重的態度。

一、我國死刑政策有轉變

現階段我國的死刑制度，總體來說是“保留死刑，但嚴格限制死刑，堅持少殺、慎殺。”但是近來，但有學者通過對79年刑法典頒布施行以后大量補充死刑立法進行研究后認為，我國的現行死刑政策已有由"限制死刑"向"對嚴重刑事犯罪分子注重適用死刑"轉變的趨勢。

一、我國死刑罪名不斷增多。

死刑罪名的立法最為直接地反映著一個國家的死刑現狀。我國原刑法(以下簡稱79刑法)共用15個條文設置了28種死刑罪名。79年刑法頒行后不久，我國立法機關即著手對刑法進行修改與補充，增設了不少死刑罪名。截止到刑法修訂前，刑事立法中的死刑罪名已達77種。修訂刑法(以下簡稱97年刑法)共用47個條文設置了68種死刑罪名。由此可見，在我國死刑罪名正不斷增高。

二、我國死刑適用標準有所降低。

我國79刑法第43條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修訂刑法也就是97刑法第48條修改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因此原刑法中的“罪大惡極”已被修改和具體化為“罪行極其嚴重”。從死刑適用情節的內容上看，涉及人身傷亡、財產損失，嚴重危及國家和人民利益，集團犯罪，多次犯罪，手段殘忍等。其中，情節嚴重的有3個罪名;情節特別嚴重的有21個罪名;后果嚴重有4個罪名，對國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的有7個罪名;數額特別巨大并且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的有4個罪名;使人重傷、死亡或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有5個罪名;致人死亡或對人體健康造成特別嚴重危害的有2個罪名;致使戰斗、戰役遭受重大損失的有4個罪名;其他致人死亡或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致使國家、人民利益遭受嚴重危害的單一或多種適用情節的共計23個罪名。由此可見，從刑法分則死刑適用情節的有無及多少的具體規定來看，死刑適用標準有所降低。

三、我國死刑適用人數比以前增多。

就近年來的犯罪發展情況來看，我國的犯罪率尤其是設置有死刑的嚴重暴力犯罪和經濟犯罪、財產犯罪一直居高不下且呈上升趨勢，大案要案逐年增多。從全國范圍來看，1979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的貪污賄賂案件只有703件，其中大案(數額在萬元以上的)只有7件;到1982年猛增至29500多件，其中大案增至2682件;1989年高達58900多件，其中大案13000多件;1992年立案數61424件，其中大案25572件。兇殺、傷害、搶劫、強奸和嚴重盜竊這幾種犯罪在整個刑事案件總數中所占的比重由1982年的13.2%上升到1987年的29.4%，增加1倍還多;而這5類死罪從1982年到1991年平均增長488.33%。其中，兇殺案增加138%，傷害案增加183.2%，搶劫案增加536.5%，強奸案增加42.33%，嚴重盜竊案增加21倍還多。而走私案件，在1984--1990年這7年中，海關查獲的法人走私案件的案值數額占走私案件總值的平均比例為60%以上;并且，自1988年以來，這個比例呈持續增長趨勢。這從一個方面說明，我國死刑適用人數比以前有了明顯增多。

二、我國應嚴格限制死刑適用

筆者認為，死刑之所以能夠產生、發展并盛行數千年歷史(至今大多數國家刑法中還保留死刑)，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了死刑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但從人的自身價值出發，死刑做為一種剝奪人的生命權利的，最為嚴厲的刑罰制度，本身具有不人道性和殘酷性，因此在適用時必須嚴格限制。少殺慎殺是我們現在仍然堅持并一直作為指導死刑運用的一項至高無上的死刑思想。

第一、從死刑的本質來看。死刑實為一種身體刑，因此，它和人類社會的文明進程是相悖的。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人們對身體刑使用應該越來越少，而且逐漸被財產刑、資格刑和自由刑所取代，死刑的執行方式也應該越來越文明。

第二、從刑罰的理論根據而言，要求罪刑等質、罪刑等價，刑罰的性質與數量盡量與犯罪的性質和數量相稱，刑罰的內容和程度與犯罪的內容和罪責程度成正比。

第三、就刑罰的目的而言，死刑作為刑罰的一種，其目的應當與刑罰的目的一致，只不過死刑的目的強調的是要遏制嚴重暴力犯罪。從1983年我國實行“嚴打”以來的實踐驗證，十多年來不斷增設死刑罪名，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數量大幅度增加，并沒有起到“刑罰越嚴厲，其威懾力便越強烈”的效果，對于遏制嚴重犯罪更沒有出現“同刑罰的嚴厲性呈正比例關系”的效果。所以，我們決不能得出這樣一種結論，殺人越多，威懾力越大，犯罪也就會越少。

第四、從群眾的社會心理和承受能力而言。我國人民群眾心目中，在價值天平的砝碼上，生命以外的任何其他東西都不能也無法與人的生命相提并論。

第五、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來看，死刑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上，和人類社會的發展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當一個國家社會安定、階級矛盾緩和的時候，法律中規定的死刑相對較少，實際執行的死刑的數量也少，執行死刑的方法也會比較人道。最后，從國際范圍來看，各國死刑的數量不斷減少，實際執行的數量大幅下降，執行死刑的方式也更加文明、人道。根據有關統計資料，目前世界上以法律規定的形式廢除死刑的國家已經有近四十個。因此，我國在對死刑罪名的設置上立足于我國的國情的同時，也不能不考慮國際社會的限制乃至廢止死刑的發展趨勢，以做到與這一趨勢相適應或者基本相適應。

三、我國死刑制度的改革方向

為了充分發揮我國死刑制度的作用，克服其缺點，興其利，除其弊，筆者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

第一，減少死刑的數量

“減少死刑的數量”一語本身是有歧義的：是減少包含死刑的罪名的數量，還是減少實際適用死刑的數量?這里以上兩種解釋均要包括：既要減少刑法分則中規定有死刑的條文的數量，又要減少實際適用死刑的數量。而且，減少刑法分則中規定有死刑的條文的數量直接導致司法實踐中適用死刑數量的減少。

第二，調整我國刑罰的整體結構

我國刑法中規定的刑罰分為主刑和附加刑。在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之間，存在著刑罰輕重的不協調。有期徒刑最高15年，數罪并罰也只有20年，罪犯服完一半刑期就可能釋放;無期徒刑名義上是終身監禁，但罪犯服刑滿10年就可能假釋;接下來的死刑，有一個緩期二年執行，如果被死緩，一般都會減為無期徒刑，有的還會減為有期徒刑。這就造成死刑立即執行高高在上，其他所有刑罰都望塵莫及的情況。從死刑到死緩以至下面的無期徒刑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真空，給準確量刑造成了困難，有時甚至是不得不適用死刑。一個比較好的方案是將有期徒刑數罪并罰的最高限制提高為25年或30年，對無期徒刑必須服刑滿25年或30年才得假釋，對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只能減為終身，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死刑立即執行保持不變。這樣以來，對嚴重犯罪量刑的選擇余地就更大了，嚴重犯罪的量刑也有了梯次，不必動輒就用死刑立即執行，罪刑相適應原則也會得到更多的表現。

第三，限制死刑的適用對象

對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和犯罪時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這在1997年修訂后的刑法中已有明確規定，不必多說。對于政治犯是否適用死刑，筆者認為應該區別對待：如果是政治犯同時又實施、參加、組織、策劃、指使其他普通刑事犯罪，如爆炸、殺人等，其普通刑事犯罪行為應單獨立定罪，可以適用死刑;如果是單純的政治犯，不涉及其他普通刑事犯罪，就可以不適用死刑，這也是國際通行作法。

第四、逐漸縮小經濟犯罪和財產犯罪的死刑適用

在世界100多個存置死刑的國家和地區中，對經濟犯罪、財產犯罪規定死刑的國家和地區并不多，只是那么少數幾個原蘇聯和東歐地區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和另外一些中小欠發達國家。而綜觀一些國家的死刑廢止實踐及其途徑，那些廢止死刑的國家，他們往往是先從立法上廢止經濟犯罪和財產犯罪的死刑或者棄而不用。我國在立法上存置較多死刑罪名的情況之下，逐漸在司法中縮小經濟犯罪和財產犯罪的死刑適用，以盡快廢止那些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設置死刑的經濟犯罪，不失為一種值得考慮的方案。

基于上述，我們認為，對我國的死刑政策，必須予以深刻反省，從感性沖動回到理性思維中來，由79刑法以后的補充刑事立法所奉行的注重死刑、擴張死刑、強化死刑和現行刑法所體現出來的不完全、不充分的限制死刑政策回到我們應當一貫奉行的完全的、徹底的、充分的“保留死刑，但嚴格限制死刑，堅持少殺、慎殺。”的刑事政策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