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
你好,請問怎樣完善死刑案件證據證明制度?
銀川律師解答:
后果,排除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作證的證人證言的法律效力,對拒絕作證的證人實施強制制裁。正如有學者提出的“…證人經兩次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場的,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人民檢察院可以拘傳,人民法院可以拘留、罰款。”。
2、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從源頭遏止刑訊逼供現象。我國刑事訴訟法并無非法證據排除適用的明確規定,只是在有關的司法解釋中規定了禁止將非法獲取的言辭證據作為定案依據,但是這種“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仍具有宣言和口號的特征,而很難發揮其法律規范所應有的功能。一些偵查人員為了早日破案,不惜一切代價獲取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刑訊逼供現象雖為法律所明文禁止,但仍時有發生,某種程度上與法官為了追求實體真實而很少適用非法證據排除這一規則也有著強烈的聯系。加大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死刑案件審理中的運用,對以威脅、引誘、欺騙、拷打、肉體折磨、精神折磨等違背被告人自由意志方式獲得的言辭證據,一律不得采信;對于證據是否系合法取得應當由控方承擔舉證責任,且這種證明需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如果被告人向法官提出排除證據的請求,法官不予理睬或被告人認為法官所做裁決不公正,應當允許被告人有向更高一級法院要求審查的程序性權利。
3、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應當更加嚴格。國外一些國家的立法傾向于對不同的證明對象采取不同的證明標準,英美法系就有一條重要的原則,即“犯罪的性質越嚴重,必要的證據最低要求就越高”。聯合國對死刑案件也規定了較高的證明標準,“只有在對被告的罪行根據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而對事實沒有其他解釋余地的情況下,才能判處死刑”。鑒于此,筆者認為對不同案件我們可以確立不同層次的證明標準。死刑案件作為刑事審判工作的一部分,其本應該與其它案件一樣以統一的證明標準為參考。但是正如前文所述的一樣,我國的證明標準大且空,在實踐中不易掌握。因此,筆者主張在我國對刑事訴訟證明標準修改之前,對死刑案件可采取不同于其它案件的、較高的證明標準。我們可借鑒聯合國的標準,將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確定為“確定無疑”,具體可表述為:“證明犯罪事實的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人實施死刑犯罪行為達到排除其他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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