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規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12月14日《關于〈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后發生的以夫妻名義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處罰的批復》規定：“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1994年1月12日國務院批準，1994年2月1日民政部發布)發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仍應按重婚罪定罪處罰。”從法律條文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來看，這似乎沒有什么異議，但在審判實踐中，對此條法律的理解卻不統一，有人認為“有配偶”一詞只能理解為法律婚，即經過登記結婚的合法婚姻，如果沒有法律意義上的配偶，重婚也就無從談起。也有人認為，“有配偶”一詞既包括登記婚，也應包括事實婚，否則不利于保護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制度，比如有人同一天與兩個女人舉行婚禮但都不去登記，如果對這種惡劣行為不加制裁，法律的尊嚴何在?迄今為止，我看到的比較權威的觀點當數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出版的《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一卷中“方伍峰重婚案”中的論述。方伍峰與王某未辦理結婚登記，但按當地風俗舉行了結婚典禮，兩人還生了一個女孩。后方伍峰又與李某登記結婚，也生了一個女孩。對于方伍峰的行為，法院最后認定為無罪。《刑事審判參考》一書中指出：“有配偶的人應理解為已經依法登記結婚的人。對于先有事實婚姻，又與他人登記結婚和兩次及兩次以上均是事實婚的，則依法不構成重婚罪。對于有配偶的人又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而形成事實婚姻的，之所以應當以重婚罪追究刑事責任，是因為不能允許行為人以事實婚姻去肆意破壞依法登記的合法婚姻。”我是非常贊成這種觀點的，我一向認為，在沒有法律婚存在的前提下，是不可能構成重婚罪的。前一陣子在媒體上引起廣泛關注的一個例子是，有個男人先是在當地和一個女人同居生了孩子，后來又和另一個女人領了結婚證。前面的女人就告男方重婚罪。男方被法院判了六個月有期徒刑，出獄后要求和前面的女人離婚，但法院一審查卻認為其關系屬于非法同居!現在兩個女人都想跟他在一起，而他跟記者表示，這兩個女人他都不想要!我所關心的問題是，當初法院判這個男人重婚罪是否適當?如果他領結婚證后依然和前面的女人以夫妻名義同居，他的行為就構成了重婚罪。今年的兩會期間，有的人大代表提出“重婚罪需要重新界定”，認為：目前有關重婚罪的規定太苛刻，從而導致重婚罪的規定形同虛設。“不可能有這樣的傻人，明知自己重婚還對外稱夫妻，也不可能一人分別與兩人登記結婚，婚姻登記機關這關是過不去的。現實生活中事實重婚即‘包二奶’的現象屢見不鮮、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是法律規定的條件與事實不符，這部分人鉆了法律的空子。社會上重婚現象較多，他們有共同居住的房屋和財產，甚至有共同生育的子女，但是得到法律制裁的卻寥寥無幾。”故建議對重婚罪重新進行界定：“對凡是有配偶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非法同居一定期限，或已生有子女的，應認定為事實上的重婚，按重婚罪定罪處罰。”我個人認為，這種建議的出發點是好的，主要是為了減少和遏制重婚、“包二奶”行為，增強法律的權威性。但是，對重婚罪不宜做擴大解釋。因為重婚罪屬于“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其對社會的危害性并不是特別嚴重，主要是破壞了我國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制度。當一個人有法律意義上的配偶時，他為了不觸犯刑律，就不與婚姻以外的同居者互稱夫妻。如果不以夫妻名義同居，就不是刑法調整的范圍，而屬于婚姻法規定的過錯賠償范圍。實踐中有這樣的情況，比如一個有配偶的男人通奸致使女方懷孕，女方以此為要挾，堅決把孩子生了下來，如果這種情況也要按重婚罪定罪處罰恐怕是不合適的。又如，如果法律規定有配偶又與他人同居一年以上構成重婚，那么在第11個月就另換一個人同居，這樣法律也無可奈何。所以說，再完備的法律也有空可鉆，規避法律的擦邊球行為不可能絕跡。我覺得實施嚴刑峻法未必能達到國泰民安，對重婚罪的解釋過于寬泛，也不符合國際慣例。至于說到重婚罪取證難的問題，我主張必要時可由公安機關立案偵察。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聯合發布的《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中也明確規定：對于重婚案“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對于其中證據不足、可由公安機關受理的，應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察。被害人向公安機關控告的，公安機關應當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