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應該怎樣進行涉稅犯罪辯護?

一、不要以司法競技的方式展開辯護

司法競技是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重要理念，其是將訴訟視為在中立法官主持下訴訟雙方進行的競技，目的是通過雙方當事人的充分對抗以達到發現事實真相，這被稱之為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精髓之一。從辯護的角度看，司法競技式的辯護就是主張辯護律師與公訴人之間相互競技，希望通過與公訴人之間的充分直接的對抗來獲得勝訴。因為這一辯護方法能夠充分展現律師辯護技巧和水平，具有很強的觀賞性和取得比較好的庭審效果，逐步得到了很多律師的熱捧，并把它作為法庭致勝之道在學習和效仿，也就有很多以英美法實踐為范本，教律師如何在法庭上發問、質證以及辯論等技巧性的課程。

我并不反對律師應當掌握和學習一些基本的發問、質證以及辯論的技巧，也不反對在具體辯護過程中可以借鑒和使用這些方法和技巧，因為這有助于律師能夠更好地向法庭展示證據中存在的問題，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意見。但如果過度相信和依賴則很容易適得其反，因為這和我們庭審實踐之間存在沖突和矛盾，法官并不歡迎律師以司法競技式的方式展開辯護，很多技巧會被法官認為是在故弄玄虛，不切實際，是在人為制造麻煩。法官也不會像英美法法官，給律師那么多時間來慢慢的盤詰和質證，希望律師能夠直接切中要害，指出案件事實和證據中存在的問題。在律師堅持用這種方式展開辯護時，很容易引發法官和律師之間的沖突，而這樣的沖突一般對律師以及案件的實體處理結果不會有好處。

司法競技式的辯護好是好看，也有價值，但在強調實質真實、職權認定的我國庭審實踐中會水土不服，很難有好的實際辯護效果。

二、不要無謂去混淆視聽，引發爭議

在我代理的一起案件的庭前會議中，同案另一被告的律師向法庭申請調取證據。該律師申請調取的證據是該被告人在案發時到成都的航班信息和火車信息。開始我并不清楚該律師調取該證據的目的，后來才知道他試圖通過被告人在案發時很少或基本上沒有到成都這一事實，來證明被告人沒有參與公司的經營管理，主觀上不明知客觀上也沒有參與被指控的犯罪。庭前會議結束后，我的當事人問我，這能夠起到證明作用嗎。我反問他，你認為呢?他回答說不可能，他首先在合同簽字而且也和我們一樣分了錢，怎么可能會不知道，而且現在通信技術這么發達，一定要到現場才能參與嗎?我說，這不就對了，這不具有實質的意義，只不過是在混淆視聽，引起無謂的爭議罷了。

不少律師在實踐中常使用這種方法。如果用嚴苛的標準以及強調一一對應，任何案件都能夠在證據上找到問題，但案件事實的認定有情理事理判斷和對證據進行綜合審查，一味糾纏案件中某一點或某一細節很多時候并不具有實際意義，很多時候只能起到混淆視聽，引發爭議的作用。有不少律師只要發現了某一證據上存在問題，就認為像是發現了新大陸，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并以線形思維的方式展開并認為說得很有道理。這種經不起推敲和反駁的辯護方式，一般只有當事人認為律師講得好，說得正確，但得不到法官、檢察官的認可。

法官、檢察官不是傻子，可能比我們還聰明，試圖以混淆視聽、引起爭議的辯護方法在實踐中除了熱鬧好看外，不會有什么實質效果，反而會引起法官、檢察官的反感。

三、程序性辯護可以，但立足點和重點還是實體性辯護

程序性辯護現在很受不少律師青睞，我理解：一是程序性辯護相對實體性辯護簡單，容易掌握，只要比照刑事訴訟法或相關司法解釋，誰都能夠說上幾句;二是程序性辯護外觀效果好，司法機關在辦案程序中，總會有這或那方面的問題，直接說出來不僅可以顯示律師專業有水平，而且顯示了律師敢于說話。但程序性辯護真的能夠影響和左右到案件的最終結果嗎?答案是否定的。

我國現有刑事訴訟模式雖然借鑒了一些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因素，也開始注重程序的正當性。但本質上與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還是存在很大的區別。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講形式真實，講程序正義優于實體正義。但我們骨子里還是強調實質真實，追求實質正義，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之間頂多也是并重，在實踐中很難只是因為程序的問題而把本有罪的做無罪判決，這屬于不可想象的事情。任何程序性的辯護如果不涉及到實體真實的問題，在實踐中都不具有實質的意義。

在這里，小編也不清楚所謂涉稅犯罪的具體案情，而且應該怎樣為犯罪嫌疑人進行辯護這是律師在受理該案件以后首先要考慮清楚的一點，律師本人也會在辯護之前做大量的工作的，有些涉稅犯罪情況非常的復雜，對于律師來說辯護的難度也非常的大，具體要怎么辯護不是法律規定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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