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行醫致人死亡負什么樣的責任

非法行醫人存在主觀過錯并和就診人死亡存在法律上因果關系的，可以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非法行醫人存在主觀過錯但和就診人死亡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但對一些非法行醫情節嚴重并對就診人死亡負次要原因的被告人，又該如何量刑呢。司法實踐中多各取所需，“兩頭”量刑，導致量刑的畸輕畸重，造成同案不同判，嚴重損害了我國《刑法》的公信力。《刑法》框架內的解決辦法是從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區間層報往下減。

依據我國《刑法》第六十三條第二款“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之規定，可以層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減輕處罰。但是“層報”程序復雜，耗時日久。另外，各級法院對非法行醫致死的認定意見不統一，“層報”可能中途就“夭折”了。“非法行醫致人死亡的，應歸入普通過失致人死亡，并且應與非法行醫罪數罪并罰。”這種做法一定程度克服了非法行醫致人死亡量刑的嚴苛，增加了量刑的靈活性，但對同一違法行為重復定罪量刑，顯然有悖于現代《刑法》禁止重復評價原則。

罪名應為公正的刑事責任讓路。在“層報”受阻的情況下，對非法行醫情節嚴重并對就診人死亡負次要原因的被告人不妨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定罪量刑，以實現罪責刑相適應。理由為：

第一，從法理上分析。非法行醫致人死亡與過失致人死亡實質上構成了法條的競合，法條競合犯的處斷原則一般是特殊法優先、狹義法優先或全部法優先。但“當一個行為同時觸犯同一法律的普通法條與特別法條時，在同一法律的特別法條規定的法定刑明顯輕于普通法條規定的法定刑，并缺乏法定刑減輕的根據，而且，根據案件的情況，適用特別法條明顯違反罪刑相適應的原則的情況下，應適用重法條優于輕法條的原則，即按照行為所觸犯的法條中法定刑最重的法條定罪量刑。”將非法行醫情節嚴重并對就診人死亡負次要原因的被告人刑期擬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顯然違反罪刑相適應的原則，且低于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按照上述特殊情況下重法條優于輕法條的原則，應以過失致人死亡罪量刑。

第二，基于立法演進的角度考察。在1997年《刑法》修訂前，我國并未規定非法行醫罪，非法行醫僅視死亡結果是否發生而分別以過失致人死亡罪或者行政處罰來處理。1996年10月10日的《刑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第三百零一條規定：“未取得醫生資格的人非法行醫，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單處或并處罰金；造成病人死亡或者嚴重損害病人身體健康的，依照傷害罪的規定處罰。”雖然立法者最終沒有采納該條后半段的規定，但是，可以看出“依照傷害罪規定處罰”的立法意圖在于確保罪刑相適應，實現量刑均衡。事實上，現行《刑法》把非法行醫罪分為三個量刑幅度，正是體現了該意圖。

第三，從比較法的視角看。德國、意大利、瑞士等大陸法系國家的《刑法》中對非法行醫致死以過失殺人罪或過失傷害罪論處，并且域外各國的《刑法》多將業務過失犯罪的法定刑設置得高于日常生活中的一般過失犯罪，這是由業務者比普通人具有更高的注意義務決定的，其違法性和責任的程度更重。所以，非法行醫致死的法定刑理應高于一般的過失致死法定刑，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從重在三至七年彈性區間量刑顯然比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更為適宜，也更合法理。

非法行醫的當事人如致人死亡，肯定是要依法承擔刑事責任，具體的責任承擔方式要結合實際情況來進行認定跟處理。非法行醫致人死亡會有多惡劣如果你不太清楚，當事人可以通過律霸網找律師進行咨詢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