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遺囑人俞×坤于2013年3月20日病逝，留下一處房產。原告俞×英，20歲，系遺囑人的養女，也是唯一法定第一順位繼承人。被告俞×娟系遺囑人的同胞妹妹，遺囑人生病期間主要由其照顧。2012年12月18日，遺囑人在受邀人鎮司法所陳×康和基層自治組織負責人等七人見證下并由陳×康代書設立遺囑，其主要內容是：現有樓房一間，歸親妹俞×娟所有;養女俞×英(系俞×明之女)已成年，財產分配與她無關。遺囑人不會寫字，只在代書遺囑上按了手印;代書人、其他見證人(下文統稱“見證人”)未簽名。后原告以該代書遺囑沒有見證人簽名為由訴至法院，請求確認該遺囑無效。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代書遺囑存在的見證人沒有簽名這一形式缺陷已被現有證據消除，故判決確認該代書遺囑有效。

分歧

本案主要爭議焦點是：因存在見證人沒有簽名這一形式缺陷，該代書遺囑是否有效?第一種觀點認為該代書遺囑無效。理由有三:一是見證人沒有簽名導致代書遺囑的形式存在缺陷，按照繼承法及其司法解釋的規定，應當認定無效。繼承法第十七條第三款規定：“代書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并由代書人、其他見證人和遺囑人簽名。”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十五條規定：“繼承法實施前訂立的，形式上稍有欠缺的遺囑，如內容合法，又有充分證據證明確為遺囑人真實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遺囑有效。”由此推知：見證人簽名是代書遺囑的形式要件，既然本案的代書遺囑是繼承法實施后所立，且形式上有缺陷，應屬無效。二是繼承法的普法宣傳和法律實踐已近三十年，公眾理應知悉相關規定，且實質要件須依賴形式要件來保障，因此，形式要件也應從嚴要求。三是為了防范遺囑偽造的發生，從保護法定繼承人合法權益的角度，同樣應對形式要件嚴格規范。第二種觀點認為，該代書遺囑應當有效。遺囑的核心要件是遺囑人自由處分權行使的合法性與遺囑內容(遺愿)的真實性，其形式要件的主要作用則是證明核心要件的存在。本案中，代書遺囑雖因見證人沒有簽名而存在形式缺陷，但現有證據足以證實遺囑人合法行使了自由處分權且遺愿真實，也就修復了該缺陷，因此，認定該遺囑有效更為公正。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1.本案的遺囑人完全具備立遺囑的條件。

遺囑繼承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護遺囑人生前對身后合法遺產的自由處分權，該權利優先于法定繼承權，遺囑可以排除法定繼承的適用。但是，立遺囑時，遺囑人合法行使這種權利必須具備相應的條件。一是必須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二是必須意識清醒、具有足夠的認知能力;三是立遺囑完全出于自愿，不受外來不正當的干預;四是遺囑人對需處置的財產或權益具有合法處分權。本案中，立代書遺囑和安排見證人都是遺囑人自愿反復主動請求的結果，是成年遺囑人在精神和意識完全自由的情況下，自主決定合法遺產歸屬的結果，因此，遺囑人完全符合立遺囑的條件。

2.本案中的代書遺囑是遺囑人的真實意思表示。

遺囑的實質要件是遺囑內容的真實性，是遺囑的重心。本案中，現有證據證實：請人代寫遺囑是因為遺囑人不會寫字;急于立遺囑是因為遺囑人已病重在身;將遺產留給妹妹而沒有留給養女，既是基于血親關系的農村傳統觀念，也是基于遺囑人的基本認知：養女一直有他人照顧，并不存在生活來源問題;見證人人數眾多且來源多層次、多元化，說明遺囑人和當地基層政府、自治組織的審慎態度以及保全遺囑人遺愿的強烈意識。可見，本案中的代書遺囑完全是遺囑人的真實意思表示。

3.本案中的證據足以修復代書遺囑的形式缺陷。

見證人簽名實質上是一種書證，其意義在于證明代書遺囑是遺囑人在見證人見證下由代書人完成的，其作用在于防范遺囑人死后不能證明遺囑真偽而導致其遺愿無法實現，也可防范他人偽造遺囑。雖然本案中見證人沒有簽名是一種缺陷，但現有證據足以證實這一過程，這一缺陷也就得以修復，形式要件即已具足。對于繼承法及其司法解釋的適用，拋開單純的文義解釋，綜合運用各種解釋方法，才能探知和闡明其中符合當下社會正義的本質意義。時至今日，許多普通民眾能明白通過遺囑實現遺愿這一方式就已不易，再過分強調遺囑的書面形式實屬強人所難，基于此，而今的遺囑繼承實踐已經摒棄原來不切實際的觀念，更注重私法自治原則與任意性規范的優先適用，與其說書面形式是遺囑成立的構成要件，不如將之看做是對實質要件的證明更佳。至于遺囑偽造的排除，可以運用證據規則來實現。

綜上，本案現有證據足以證實該份代書遺囑是具備立遺囑條件的遺囑人所立，且意思表示真實，因此，該代書遺囑合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