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規定以及理解

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非法拘禁基本犯罪的刑罰幅度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而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處刑幅度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司法實踐中如何正確認定犯罪人的行為是否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關系重大，建立統一明晰的認定標準是理論與實務界學者努力奮斗的目標。然而非法拘禁犯罪中發生被害人死亡的情形往往比較復雜，在涉及非法拘禁共同犯罪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加之我國《刑法》對結果加重犯沒有作出一般性規定，理論界的認識也莫衷一是，導致司法量刑上存在極大的不均衡，同案不同判的現象時有發生。本文所引用的案例就很好地展現了法院和檢察院在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認定標準上的巨大差異。它們分別代表兩種典型的觀點：一是認為只要非法拘禁過程中出現了被拘禁人死亡的后果，即構成非法拘禁致人死亡，非法拘禁行為人就應當對此負相應的刑事責任;二是認為非法拘禁中的“致人死亡”，僅指非法拘禁行為本身導致的被害人死亡，應嚴格從主客觀相一致的刑法原則去判斷。筆者認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屬于典型的結果加重犯，其司法認定的標準應回到結果加重犯的角度進行研究，具體而言，應該從立法者的立法意圖和結果加重犯的本質來探尋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司法認定路徑。

認定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關鍵因素

從上述對結果加重犯的基本構成分析可以看出，基本犯罪、加重結果以及刑法對加重結果規定了加重處罰的法定刑在司法實踐中都是較為容易認定的，因此，成立結果加重犯，即分配加重結果刑事責任承擔的關鍵在于如何認定加重結果可歸責于行為人。筆者在前一部分已經提到，理論界和實務界對結果加重犯罪中因果關系以及主觀罪過的認定存在不同意見，從列舉案件中檢察院的意見書可見一斑，這也是導致司法隨意的重要原因。下面筆者即從因果關系與主觀罪過兩方面，在總結已有的、具有代表性的學說觀點的基礎上，闡述如何在司法實踐中認定非法拘禁致人死亡。

(一)因果關系

在結果責任時期，基本犯罪行為與加重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沒有納入學術研究的范圍。19世紀末，德國刑法學界對結果責任主義的刑法觀提出挑戰的呼聲越來越高，表現在結果加重犯方面則是在因果關系的判斷上要求基本罪行與加重結果之間必須具有相當因果關系，以排除條件因果關系。但筆者所收集的資料中沒有相關的原因闡釋。國內學者的成果中也有許多關于結果加重犯因果關系的主張，如張明楷在其《刑法學》一書中對一般刑法因果關系采最為寬松的條件說，同時承認在結果加重犯中要求基本行為與加重結果必須具有直接因果關系，但仍然沒有闡述結果加重犯中的因果關系嚴于一般的刑法因果關系的原因。6就筆者收集的專門論述結果加重犯的著述和論文中，學者基本都同意結果加重犯中的因果關系應當具有直接性和必然性，原因都集中于采條件說的因果關系會不合理地擴大結果加重犯的打擊范圍，既不符合犯罪的客觀情況，也不利于懲治和預防犯罪。7

筆者同意上述學者的理論，在結果加重犯的因果關系認定中，應當排除條件因果關系說的適用，而必須具有直接性和必然性。理由在于基本犯罪行為通常是加重結果實現的條件之一，如在非法拘禁中，我們就很難否定非法拘禁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存在條件關系。如果適用一般刑法因果關系認定的條件說，那么將使結果加重犯因果關系的特別研究失去意義，其效果必然是讓結果加重犯的認定重返結果責任的泥潭。只有將結果加重犯中的因果關系限定為直接、必然，才能防止結果加重犯的濫用，真實反映立法者的用意。

那么實踐中又應如何判斷基本犯罪行為與加重結果之間存在直接、必然的因果關系呢?筆者認為從正面進行認定和論述往往不容易表達清楚，還可能陷入說理無力的尷尬局面，就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而言，筆者建議可以使用反面排除法。由于非法拘禁一般有相當的持續時間，很容易摻雜非法拘禁行為以外的行為和因素而導致被害人的死亡，使得因果關系也變得不那么容易認定，這是非法拘禁結果加重犯所具有的特征。在確定死亡結果是否是由拘禁行為本身所導致的過程中，如果存在導致被害人死亡的其他直接必然原因，那么我們可以初步排除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可能性，這些原因通常包括第三人的行為、共同犯罪人的實行過限行為、被害人自己行為或其身體素質等。例如本文所引述的案例中就涉及共同犯罪人的實行過限行為導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在該案中，被害人的死亡是由非法拘禁共犯人周某的行為導致的，周某的行為超出了非法拘禁的共謀范圍，屬于臨時起意，且被告人趙某當時并不在場，完全可以排除被告人的非法拘禁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存在直接必然的因果關系。當然該種方法并不具有絕對性，但可以在因果關系比較復雜的情況下幫助我們理清思路，以免陷入混亂。

(二)主觀罪過

1.非法拘禁行為人對死亡結果必須具有過失

近代刑法奉行責任主義,沒有責任就沒有刑罰,該原理也得到我國《刑法》相關條文的肯定。司法實踐中，要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構成犯罪，其主觀上必須有責，即對犯罪結果具有罪過，形式包括故意和過失。理論界對加重結果的罪過形式有不同的理解，分歧的關鍵在于是否承認對加重結果故意的結果加重犯，因此分為兩派：過失說和兼含故意說。肯定故意這種罪過形式的主要理由在于我國刑法中有這種結果加重犯的現實存在，比如搶劫罪中規定的結果加重犯，搶劫致人死亡、重傷，行為人對加重結果即出于故意。誠然，我們不能否認這種現實存在，但這并不足以成為承認“兼含故意說”的理由，因為法律頒布施行并不代表其絕對完美和正確。由于本文并不期于對結果加重犯進行一般性探討，筆者的著眼點在于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司法認定，因此將不對所有結果加重犯的罪過形式作統一的評斷，而僅局限于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情形。

對于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結果加重犯的罪過形式，筆者同意張明楷教授的觀點，行為人對死亡結果只能出于過失，否定故意的存在空間。8理由如下：首先，從刑事責任角度，如果包含故意，那么就是承認行為人無論是基于故意或基于過失適用同一幅度的法定刑，這違反刑法的意思責任原則;其次，從公平正義的角度而言，應區分故意犯與過失犯的效果，故意犯的社會危害性顯然大于過失犯，將對加重結果的故意與過失的法律效果等置，顯然有違刑法的公正原則;9最后，從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的具體規定來看，該條第二款已經對在非法拘禁過程中故意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情形進行了規定，依法直接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由此可得，在非法拘禁致人死亡中，行為人對死亡結果必須且只能存在過失。

2.“預見性”是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過失的重要標準

刑法上的過失是指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法律否定結果的主觀心理狀態。因此，認定行為人對結果的發生是否具有主觀上的過失，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考察行為人對結果是不是應當或可能預見。非法拘禁作為侵犯人身自由的犯罪，行為人對被害人在非法拘禁期間的人身安全負有注意義務，但不能由此認定行為人對被害人死亡的所有情形都具有預見性，否則又會出現同因果關系認定一樣的問題，使結果加重犯的認定再次倒向結果責任的一邊。判斷行為人能否預見死亡結果應當根據案件具體事實和行為人主觀能力進行綜合分析。比如被害人在非法拘禁期間因突發疾病而死亡的情形，就因根據現有證據，從行為人是否具有醫學知識，是否之前就明知被害人患有此類疾病等因素來判斷行為人是否應當預見被害人具有死亡的現實危險性。在本文所引用案例中，根以上就是律霸網整理的內容，據法院查證的事實反映被害人是在企圖逃跑的過程中被非法拘禁共犯人周某傷害致死的，且系被害人先用刀具刺傷，周某受傷后被激怒遂持刀將袁某殺傷。周某的行為系臨時起意，顯然超過非法拘禁共同犯罪的故意，對于當時并不在場的趙某，我們不能苛求其對被害人的死亡結果具有刑法意義上的預見性。因此法院的認定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