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眾斗毆罪與故意傷害罪區別

一般來說，聚眾斗毆罪與故意傷害罪最顯而易見的區別在于侵犯客體的不同。

刑事審判實踐中，對一些群毆或互毆案件的定性，經常令到法官在聚眾斗毆罪和故意傷害罪之間舉棋不定，其原因在于這類案件的各個構成要件正處于兩罪的交叉，致使法律適用的困難。

查閱目前大量的注釋類刑法書籍，沒有發現關于區分兩罪界限的便于操作的解釋。比如，我們試圖從主觀方面去尋找些端倪：有觀點認為聚眾斗毆罪“一般是為了爭霸一方搶占地盤，或者為了報復他人，或者為了尋求刺激等公然藐視國家法紀和社會公德的犯罪動機?！边€有觀點認為“行為人在思想上已經喪失了道德觀念和法制觀念，是非榮辱標準已被顛倒”，等等，都是把犯罪動機當作主觀方面來表述。

這些看法實質是執法者對行為人的心理評價，強調的是行為人在斗毆過程中對道德義務的認知。事實上，當我們結合具體案件去觀察在斗毆目的支配之下的行為人，很難判斷其斗毆當時的動機有多少成份是“傷害”，又有多少成份是“藐視國家法紀”。

一般來說，聚眾斗毆罪與故意傷害罪最顯而易見的區別在于侵犯客體的不同，即，普通的斗毆行為，僅僅是侵犯一個或數個被害人個體的身體健康權和生命權，以故意傷害歸罪;而聚眾前提下的斗毆行為，不僅侵犯被害人的健康權和生命權，其聚眾行為和斗毆行為還分別或共同侵犯了社會的公共秩序，因而刑法以聚眾斗毆罪特殊規范。但是這種特殊的規范又不是貫以始終的，刑法第292條第二款規定，聚眾斗毆罪在斗毆結果是輕傷或沒有傷害結果時，比較故意傷害罪屬于重罪，而當聚眾斗毆結果致重傷和死亡時，又轉化為故意傷害罪的第234條和第232條處罰。這種轉化關系說明兩罪并沒有天然的界限，只是立法者的側重不同：輕傷結果以下側重保護公共秩序，重傷死亡結果時側重保護人身權利。

可見，聚眾斗毆罪保護的是雙重客體，故意傷害罪保護的是單一客體。不過要想借此作為司法審判中劃界的圭臬，卻無濟于事的，因為通常的斗毆行為都必定對社會秩序造成不同程度的侵犯，某一具體的斗毆行為侵犯的究竟是單一客體還是雙重客體，確實存在難以廓清的模糊地帶。

筆者嘗試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界限兩罪，似有所幫助。

一、比較兩罪的主觀方面。

聚眾斗毆罪中，斗毆雙方行為人的主觀方面均存在非法侵害目的，也就是說，聚眾斗毆罪要求被告人和被害人雙方均有過錯;而故意傷害罪并不以此作為必要條件。此點，已經有學者注意到了：“斗毆行為中如果一方是非法侵害，一方為合法反擊，只能認定為一般的共同違法或犯罪行為，而不能認定為聚眾斗毆罪?！痹趯嵺`中，可以根據斗毆雙方是否蓄意報復、有無事先的斗毆準備和意思表示等來考察行為人雙方是否具有非法侵害故意。

故意傷害罪通常是僅有一方行為人具有非法侵害的目的，但也不排除雙方均具有非法侵害目的的情形，這種時候，就需要從犯罪的客觀方面進一步甄別了。

二、比較兩罪的客觀方面。

我們可以把聚眾斗毆分解為聚眾行為和斗毆行為，其中聚眾行為是斗毆行為的預備行為，斗毆行為是本罪的實行行為，這兩個行為中至少有一個行為侵害了社會公共秩序：要么聚眾行為的規模大，參與人數多直接侵害社會公共秩序;要么斗毆行為的地點在公共場所、交通要道，斗毆持續時間長等也直接侵害社會公共秩序;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而故意傷害罪的客觀方面基本上是以單方的人身攻擊行為為主，但是在某些群毆和互毆的情況下,也有聚眾行為和斗毆行為,只是其規模小、程度弱,對社會公共秩序的侵害不明顯。

兩罪最易混淆的原因也在于此：并非具備了聚眾行為和斗毆行為就當然定聚眾斗毆罪，關鍵要分別考察兩種行為的危害程度。當行為人的聚眾行為和斗毆行為的情節足夠嚴重，符合刑法292條第一款所列舉之要件，才足以從故意傷害罪升級到聚眾斗毆罪。此點，其實正是聚眾斗毆罪的立法原意所在。

因此，通過上述兩步分析方法，當且僅當斗毆雙方的主觀和客觀方面同時滿足上述兩個方面，才能構成聚眾斗毆罪。

總之，根于成文法的規范基礎，此罪和彼罪的界限出現模糊，實屬正常。我們既要努力清晰界限，使刑罰的應用更加符合立法者原意，又要結合案件實際，在法律適用上保持適當的靈活。在采用上述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后仍然不能界限時，按故意傷害罪從一輕罪處罰是完全可以的。我們不可否認罪與罪之間確有無法明晰的區間，正如在刑事訴訟法中，我們不得不承認客觀事實的難以發現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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