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在我國有特別的一種運輸就是海上運輸，因道路的崎嶇好多的山路車子都沒有法進出，從而就使行了海上運輸，但海上運輸的風險比較大，因此，國家也針對一系列的問題對海商法做了修改，那就來了解一下民法總則海商法的修改是怎么樣的？下面就來聽聽小編的看法。

一、民法總則海商法的修改是怎么樣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簡稱《民法總則》)作為民法典編纂的開篇之作，將在未來中國民商事法律體系中居于統領地位。該法通過“提取公因式”的方法，規定民法基本原則、民事主體、民事權利、民事法律行為、民事責任和訴訟時效等民事法律制度之中具有普遍適用性、引領性的內容，構建了中國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同時為民法典分則以及其他民商事立法提供依據。{1}狹義的海商法調整海上運輸中發生的以及其他與船舶有關的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具有民事特別法的屬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簡稱《海商法》)雖有少量公法性質的規范[2]，但總體上是一部民事法律，未來將與中國民法典構成特別法和一般法的關系，《海商法》的修改必然受到《民法總則》的影響。因此，研究《民法總則》對于《海商法》修改的影響具有鮮明的理論意義。

《海商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上交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口法》以及尚未出臺的“航運法”，被認為是中國航運法律領域的四大“龍頭法”。《海商法》自1993年7月1日起施行以來，對于調整海上運輸關系和船舶關系發揮了重要的規范作用，同時對于維護當事人各方的合法權益、促進海上運輸和經濟貿易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社會作用。{2}但是，隨著過去二十多年來國際國內航運經濟與航運實踐、中國航運政策與發展戰略、國際海事條約以及國內相關民商事立法的深刻變化，加之《海商法》施行以來不斷暴露的該法本身的缺陷與不足，該法已不能適應當前和今后航運經濟活動對于法律的需要，亟待通過修改實現現代化。{3}53修改該法的必要性已得到理論界、海事司法界、相關行業以及政府部門的共識。因此，研究《民法總則》對于《海商法》修改的影響，具有較為充分的現實意義。

筆者基于民法和海商法之間所具有的一般法和特別法的關系，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簡稱《立法法》)4條確立的法制統一原則，以《民法總則》第一章“基本規定”和第九章“訴訟時效”為重點，分析該法對于《海商法》修改涉及的立法目的、價值目標、法源以及海事訴訟時效制度的影響。

一、《民法總則》影響《海商法》修改的原因

《民法總則》對于《海商法》修改的影響，根本原因在于民法與海商法之間所具有的一般法和特別法的關系，以及法制統一原則的要求。{4}

(一)一般法與特別法關系的要求

一般法和特別法是法學理論對于法律的基本分類之一。法律的分類有利于確定不同的調整方式和調整原則，進而為立法提供適當的調整方法和原則，并且指導法律的適用。{5}66厘清《民法總則》和《海商法》之間一般法和特別法的關系，意義同樣在于指導《海商法》修改以及海事司法實踐。

《海商法》1條規定該法的調整對象是“海上運輸關系、船舶關系”。該法的主要內容是平等主體之間在海上運輸以及其他與船舶有關的活動中權利義務的規定，因而作為民事特別法與《民法總則》構成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草案)〉的說明》也明確指出：“海商法調整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決定，它屬于民事法律范疇。同時，由于海上運輸風險大，海船和所運貨物的價值高，又使它有別于一般民事法律，被視為特別民事法律……”

《立法法》92條確立了“特別法優于一般法”規則，《民法總則》11條也明確規定了該法與特別民事法律之間的適用關系，即“其他法律對民事關系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這一規則是關于法的效力層次的特殊規則之一，與“新法優于舊法”規則一同用于確定位階相同的法律之間的效力層次。{6}144因此，“特別法優于一般法”規則屬于法的實施范疇，用于確定實在法的效力層次，即處理已經存在的法律之間的關系。至于法律創制時如何協調一般法和特別法的關系，應是立法學之命題。這一規則作為解決法律沖突的規定，并不意味著可以忽視一般法和特別法的協調。{7}146對于理想的立法狀態而言，一般法和特別法之間不應存在不協調，因為此種不協調本應在立法過程中先行消除。尤其在制定特別法時，應當充分考慮與一般法的協調。但是，如果一般法后于特別法制定，此種理想狀態便有可能無法實現，需要在特別法修改時重新實現應有之協調。《海商法》與一般民事法律的不協調即屬于此種情形。

(二)法制統一原則的要求

《立法法》4條規定：“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權限和程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法制統一原則是中國法律創制的基本原則之一。基于這一原則，實現立法的內部協調，既是現代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運用立法技術所應實現的基本目標之一。{7}241這一原則要求法律體系的內容協調一致，包括法律體系內容的統一和法律體系形式的統一。法律體系內容的統一要求對于立法之間的橫向關系，各部門法所表達的意志內容和利益內容相互協調，不應存在根本的沖突。一般法和特別法的協調屬于同一法律部門內部橫向關系的協調，因而《海商法》的修改應當符合法制統一原則，注重與《民法總則》以及其他一般民事法律的協調。

除《民法總則》外，《海商法》實施以來中國先后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1995年制定、2015年最新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簡稱《合同法》，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簡稱《物權法》，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201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2011年)等一般民事法律。《海商法》與一般民事法律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不協調，成為該法修改的必要性之一。{3}57《海商法》的主要內容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與一般民事法律的制度和規則不同、但為實現《海商法》的立法目的所需的特別制度和規則;二是基于一般民事法律的基本制度和規則所設立的、對于航運經濟活動具有更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制度和規則。{8}考察海事立法的發展規律，傳統的特別制度和規則，尤其是上述第一類制度和規定，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原因在于此類特別制度和規則大多形成于航運生產力不發達、人們抵御海上風險能力較低的航運產業發展初期，目的是在義務和責任的設置上給予船舶所有人較之陸上承運人更多的利益保護，進而鼓勵人們從事航運，促進航運產業發展。但是，隨著航運生產力因造船技術、航海技術和信息技術的發展而不斷提高，此種特殊的利益保護理應隨之相應減少。而且，中國民法典的編纂進程不斷推進，民法典亦會吸收一些民事特別法設置的特別制度和規則，傳統民事特別法設置的特別制度和規則也將有所減少，同時與民法典的一般制度和規則的協調要求勢必相應提高。

《民法總則》代表了中國民事立法的基本趨勢，因而該法確立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則、法源，以及對于民事基本制度的改革和更新，對于作為特別法的《海商法》的修改必將產生深遠影響。此種影響不但涉及《海商法》的修改，同時將引領海事立法的目的、價值取向和法源等海商法基礎理論的發展，而海商法基礎理論對于海事立法、海事司法實踐乃至航運實踐具有不可替代的引導作用。{9}

二、《民法總則》對《海商法》修改后立法目的的影響

《民法總則》1條規定了立法目的。較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簡稱《民法通則》)1條確立的立法目的[3]，該條著重強調了“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和“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其中前者與《合同法》《物權法》的立法目的協調一致[4]，后者突出了該法服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時代特征。民法在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的同時，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所承載的中國國情為基本立場。民法調整民事關系，微觀層面在于保護每一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宏觀層面則是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10}《民法總則》1條確立的上述立法目的，將會引領中國特別民事立法目的的確立，《海商法》的修改亦不例外。

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在海商法領域主要表現為對航運經濟秩序的維護，以及適應中國航運經濟的發展要求。《海商法》1條規定的立法目的是“調整海上運輸關系、船舶關系，維護當事人各方的合法權益，促進海上運輸和經濟貿易的發展”，并未涉及維護航運經濟秩序、適應中國航運經濟的發展要求。該法修改后可以增加上述內容作為該法的立法目的。

(一)《海商法》應當維護航運經濟秩序

航運經濟秩序是航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則，主要依靠航運法律得以建立和保障。航運產業是中國對外開放時間較早、力度較大的行業。由于航運活動的全球性特征，即使在計劃經濟年代，中國的國際航運市場也已基本實現對外開放，并在中國加入WTO后進一步加大了開放程度。中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后，國內航運市場也屬于完全的市場經濟。因此，中國航運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并且目前無序競爭現象突出，因而秩序對于航運經濟活動的有效、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海商法》的功能之一是通過該法確立的各項制度和規則，明確各經濟主體之間的權利與義務，維護不同主體的合法權益并確保其履行義務，從而維護航運經濟秩序。然而，《海商法》制定于計劃經濟年代，該法的此項功能并未受到應有的認識和重視。修改后的《海商法》應當成為維護中國航運經濟秩序的重要基本法律，為中國航運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提供重要的法律準則。此外，《海商法》修改后確立維護航運經濟秩序的立法目的，將使得海商法的價值取向發生變化，即秩序應成為海商法的價值目標之一。

(二)《海商法》應當適應中國航運經濟的發展要求

航運經濟活動的核心是以船舶為工具進行的全球性貨物和旅客運輸。雖然國內海上運輸和其他國內航運經濟活動通常不具有涉外因素，但國際性抑或涉外性是海商法理論界和海事立法長期關注的重點，甚至不乏過度關注的現象。例如，《海商法》的主要內容是以該法制定之時國際上廣泛采納的國際海事條約、國際航運慣例和標準合同格式為基礎，體現在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海上旅客運輸合同、船舶碰撞、海事賠償責任限制、船舶租用合同、共同海損等該法規定的絕大部分海事法律制度之中。同時，“從我國海上運輸、經濟貿易等實際情況出發”是《海商法》制定時所遵循的具體原則之一，{11}但除國內海上旅客人身傷亡賠償限額、國內航行船舶海事賠償責任限額外，該原則總體上并未得到體現。因此，對于海商法的本土性和國際性的協調，現行《海商法》過于關注后者。

“體例上，海商法乃最具國際性之國內法，然亦為最具國家自主性之國際規范。惟其系國內法，自應以國家利益為重，更由于海商活動先天之國際性，本法自宜予國際海商規范相當之尊重。”{12}海商法具有的國際性特征，并不能改變其國內法的本質屬性。《海商法》作為中國國內法律，應當維護中國航運經濟利益，并以適應中國航運經濟的發展要求為前提。因此，必須正確認識中國航運經濟的發展要求，尤其是其中所承載的中國國情，正確處理海商法的本土性和國際性的關系，特別是在借鑒、移植數量眾多的國際海事條約時，應以符合中國國家整體經濟利益為主要考量。

正確認識中國航運經濟的發展要求，應著重注意兩個方面：第一，中國航運經濟雖然結構完整，但總體上大而不強、國際競爭力有待提高。中國進出口貨物貿易額、港口貨物吞吐量、船員數量均排名世界第一，船舶規模排名世界第三，海上保險、船舶管理、航運金融的總量也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國航運經濟存在結構性發展不均衡現象，突出表現為數量眾多的企業之中，市場競爭力不強的中小型企業居多，存在大而不強、強弱不一的結構性不平衡，使得中國雖是航運大國，但卻不是航運強國。第二，中國正在實施與航運經濟發展相關的眾多戰略以及戰略構想，包括“一帶一路”以及海運強國、貿易強國、海洋強國、長江經濟帶等，將對中國航運經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有力推動中國航運經濟總量的發展，同時要求中國航運經濟提升國際競爭力和話語權。

此外，需要正確認識國際海事條約的本質和作用。國際海事條約是國際社會具有不同利益的成員和成員團體之間利益妥協的產物。當代國際海事條約的制定從體量及內容上呈現體系龐大、內容復雜的基本趨勢，往往試圖構建一個完整而周全的法律制度，《鹿特丹規則》即為典型例證。國際海事條約構建的制度越是周全，要求國際社會利益妥協的程度也就越高。{13}世界各國在航運經濟領域的基礎存在很大差別，各自的航運經濟利益以及對于國際海事條約的訴求必然有所不同，此種差別直接影響國際海事條約的生成、生效時間和實施的廣泛程度，而國際海事條約只能反映國際社會共同的航運經濟利益。質言之，國際海事條約僅能在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范圍之內發揮國際統一的有限作用，加之中國在國際海事立法活動中的話語權有待提升，國際海事條約無法完全反映中國的航運經濟利益。

因此，基于《民法總則》1條確立的立法目的，《海商法》的修改需正確處理海商法本土性和國際性的矛盾，始終將適應中國航運經濟的發展要求放在重要位置。對于國際海事條約的態度，需考慮海商法的國際性特點，秉持適應中國航運經濟發展要求之宗旨，充分考慮中國航運經濟的實際情況，以符合中國國家整體經濟利益為標準，既要積極借鑒和移植適應中國航運經濟發展要求的制度和規則，又要避免盲目照搬。而且，應當避免盲目追求通過參加國際海事條約承擔大國責任的錯誤思想。

三、《民法總則》對《海商法》修改價值取向的影響

法律價值是在作為客體的法律與作為主體的人的關系中，法律對于一定主體需要的滿足狀況以及由此產生的人們對于法律性狀、屬性和作用的評價。{14}法律價值代表著法律所具有的、對人們有意義的、可以滿足人們需要的功能與屬性。{15}筆者所稱法律價值是指法律的目的價值，也即法律在實現社會調整過程之中能夠增進和維護何種價值。{16}由于民事立法的多層次性以及民事基本法對于民事特別法的統攝地位，制定民事特別法時應當根據民法基本原則確定民事特別法的基本價值取向，使其與民事基本法的價值取向保持一致。{17}

中國既有理論研究對于海商法的價值關注不多。基于海商法的民事特別法屬性，傳統上認為公平是海商法的核心價值，突出表現為實現船貨雙方之間的利益平衡。當代海商法呈現價值目標多元化的趨勢，安全和效率作為價值目標已經基本成熟。安全是指船舶航行安全和航運交易安全，效率是指航運交易活動的效率。《民法總則》為《海商法》修改后秩序和環境保護價值的形成提供了一般法的依據，公平、秩序、效率、安全和環境保護構成當代海商法的價值體系。

(一)《海商法》的秩序價值

英國學者彼得·斯坦和約翰·香德所著《西方社會的法律價值》一書，開篇即提出西方社會核心的法律價值是秩序、公平和個人自由。{18}秩序總是依賴規則而得以建立，并依賴規則而得以維系。{19}經濟社會無法離開秩序，法律是防止無序的主要手段，因而秩序既是法律的基本價值之一，也是法律滿足的基本需求與評價標準。{5}183法律對于秩序的維護作用之一在于建立社會生產和交換秩序，也即經濟秩序，因為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法律產生的根本原因，法律的根本社會價值也在于建立生產和交換秩序，使得生產和交換秩序擺脫偶然性和任意性而取得穩定性和連續性。{20}民商法雖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但同樣具有維護市場經濟繁榮與發展的功能。這是因為，民商法作為市場經濟的產物，也是市場經濟在法律上的反映，能夠為市場經濟的良性運作提供法律保障。民商事法律的基本制度全面地反映了商品經濟運動主體之間的獨立性、財產所有權的自主性、相互經濟交往的協商性、損害經濟利益的補償性，從而為現代市場經濟活動提供了行為規范。{21}

法律的秩序價值對于海商法而言，具體表現為維護航運經濟秩序，即通過規范平等主體之間在海商活動中形成的特殊經濟關系，實現個體之間航運經濟秩序的穩定，進而促進航運市場經濟秩序整體的有序運行。例如，海商法在一般民事物權制度的基礎上構建船舶物權制度，圍繞船舶這一財產類型進行專門的權利安排。通過分配或確認社會主體可以擁有的財產范圍，確認社會主體擁有的相應權利以及行使權利的一般規則，保護權利的行使并且禁止或懲罰危害權利秩序的行為，達到社會資源為社會主體共同有序利用的目的。{22}中國航運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市場，秩序在中國航運經濟活動中具有重要作用，海商法負有維護正常航運經濟秩序的使命。修改后的《海商法》需將秩序作為基本價值之一，為中國航運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提供基本的法律準則。

綜合上面所說的，民法總則海商法的修改是怎么樣的？主要就是維護中國航運的經濟秩序和經濟發展為主要的目的，也為了能讓海上運輸能夠很多的發展，國家也是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也是能讓海上運輸的利益不受損失，最大化的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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