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詐騙罪公訴意見書

我接受合同詐騙案蔡某某的家屬委托為蔡某某提供法律幫助，經全面了解案情并查閱相關資料，現提出如下法律意見：申訴人系蔡某某，男，1961年7月16日出生于福建省石獅市，系菲律賓華僑(中國國籍)，漢族，現在福州監獄服刑。

一、案件經過

因林某某向漳州市公安局報案，申訴人于2001年8月10日在深圳被漳州市公安局以涉嫌詐騙罪而刑事拘留;2002年3月1日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次開庭審理案件(申訴人涉嫌詐騙案)，2002年8月21日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書面裁定，裁定漳州市沒有管轄權。2002年9月26日申訴人從漳州市看守所轉押至寧德市看守所，后寧德市檢察院經過審查于2003年2月27日依法做出“……構成詐騙罪的證據不足”的寧檢審訴[2003]6號文件(附件一)給寧德市公安局;而直到2003年3月4日寧德市中級人民法院干警到寧德市看守所卻對申訴人宣布：“受福安市法院委托，宣布對蔡某某逮捕，并送達林某某的《自訴狀》(自訴人狀告申訴人構成侵占罪)。”2003年6月30日福安法院將申訴人轉押福安看守所，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2日作出(2003)安刑初字第066號《刑事判決書》，認定申訴人構成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申訴人及自訴人都上訴(自訴人認為申訴人不構成侵占罪而是構成詐騙罪上訴，申訴人認為自己無罪，不構成侵占罪也提出上訴)，寧德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3年11月27日作出(2003)寧刑終字第194號《刑事判決書》，認定申訴人構成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0萬元，責令返還林某某投資款人民幣217萬元。

二、事實經過

申訴人于1998年7月至9月上旬間，與其他合伙人黃某、陳某某、鄭某煊等人以菲律賓某某房地產股份公司(以下簡稱某某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就合作建設福安高速公路連接線項目與福安市政府、外經

委、福安市**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舉行多輪談判(福安市外經委有做會議紀錄)1998年9月8日，。某某公司在廈門8”“9·貿洽會與**公司簽訂了一份成立中外合作**高速公路建設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后為**福安和興高速公路建設有限公司籌備處，以下簡稱籌建處)《中外合作**高速公路建設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協議書》1998的，年12月8日，申訴人與林某某等共5人共同補充簽訂《合作協議書》約定各方共同出資并借用某某公司名義參與合作項目的投資、管理。同年9月19日取得福安市人民政府的《授權委托書》后，**公司和某某公司組建了籌建處，雙方還簽訂了合作《合同書》申辦營業執照、(至省級)。**公司與申訴人及林某某等合作出資人都派人參與該公司的運作，(其間合作出資人按合伙協議的規定還成立了福安市某某建材有限公司)，1999年2月3日**公司發給某某公司一份《關于商洽變更雙方出資額的函》，使合同雙方產生矛盾并意見不一致，最終導致雙方無法合作，同時，由于福建省軍區司令部施工隊為追討押金，而封鎖了辦公樓，扣押了工作人員，使蔡某某在無奈之時，經電話征求黃某、林某某的意見，于同年8月30日同意與**公司就簽訂解除合作的《協議書》并公證，解除了雙方合作(在此之前籌建處仍正常工作)。同年9月24日，福安市高速公路建設工作指揮部作出了《關于研究福安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與菲律賓某某房地產股份公司雙方解除協議后就有關費用互擔及其他事宜的會議紀要》，認可了雙方解除合作的事宜，**公司于解除協議后返還了部分款項給某某公司。林某某等人并未解除合作，合伙人之間并沒有做出散伙清算，而申訴人將合伙財產投入在以合伙人的載體即中國境內的某某公司為主體成立的**和興房地產有限公司，進一步使合伙財產能夠投資并收益。

三、原公安機關程序上的錯誤公安機關程序上的錯誤

1、如果申訴人犯罪，其犯罪地很明顯是在福安，而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三條的規定，漳州市公安局無權管轄之該案，而申訴人因此被關押在漳州達412天。2、2000年10月漳州市公安經偵大隊的干警在沒有辦理任何手續的情況下，在廈門市私自扣押權屬歸某某公司的閩E00277寶馬車，并將該

車私自交給林某某(附件十四)。3、2003年2月27日寧德市人民檢察院，已認定申訴人的行為構成詐騙罪的證據不足，并退回寧德市公安局，然而，直至同年的3月4日，卻由寧德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人員到寧德市看守所對申訴人宣布：“受福安市法院的委托，宣布對蔡某某逮捕”。為什么寧德市檢察院已退案，公安機關卻未立即放人，而時隔多日才由福安市法院逮捕。

四、一、二審法院嚴重違反訴訟程序，且有故意枉法行為二審法院嚴重違反訴訟程序

1、2003年3月4日法院送達林某某的自訴狀給申訴人，而直至2003年9月2日福安市人民法院才做出對申訴人的判決，而寧德市人民法院2003年11月27日再做出二審判決，兩法院在審理本案中嚴重超過審理期限。2、自訴人林某某是以申訴人構成侵占罪而提出自訴的，而福安法院判決申訴人構成侵占罪，自訴人卻認為申訴人構成詐騙罪提起上訴(申訴人因認為無罪也提出上訴)但二審法院即寧德市中級人民法院卻直接，改判申訴人合同詐騙罪并判處15年有期徒刑，其嚴重違反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3、申訴人在一、二審庭審時，多次請求調取幾份新的重要證據及傳喚重要證人出庭質證，均未被采納，而這幾份新證據和新證人的出庭作證，將會影響本案的定罪事實的認定。這幾份新證據是：(1)福安市外經委的“談判紀錄”。其記載有其他合伙人在合作雙方簽訂合作《協議書》之前參與談判的事實;(2)合作《合同書》。該《合同書》是在原合作《協議書》的基礎上修訂的，其才是合作雙方正式履約的法律文書;(3)解除合作《協議書》簽訂之前的談判紀錄。其記載有全體合伙人均有代表參與解除合作的談判(特別是自訴人林某某的代表人楊*敦和林*華幾乎每次都有參加，說明林某某對解除合作的細節是知情的)(4)合作雙方的“決算憑證”;。在解除合作談判過程中，雙方就投資、費用作過清算，有某某公司呈報的實際投資清單(不含合作前的前期巨額費用)，也有**公司承認的投資清單，這兩筆帳目的出入，就是某某公司在合作期間的虧損和資金流失，這些帳目均有楊*敦的簽字。這幾份新證據更可澄清合作項目的真實性、合

伙人共同參與合作項目的真實性及資金投入去向、運作的真實性。由于申訴人在與中方談判及追討賠償時有發生矛盾，故原律師向中方取證時(中方均有存檔)遭到拒絕，法院應依當事人申請調取這些重要證據，但該請求未被采納。傳喚幾位重要證人是：(1)林某某、黃某等幾位合伙人，作為自訴人林某某，從來不敢親自出庭接受法庭質證，而幾位合伙人當時為自訴人作“證言”是出于被漳州公安非法拘押時做的，證言中存在許多不實，也有自相矛盾之處，如果他們的證言經過法庭質證，既可澄清事實;(2)黃*雄(中方代表人)、王*萍(籌建處會計)、周*青(外經委科長)，他們參與了整個項目的談判、決算，也是《合同書》《協議書》及申辦、營業執照的負責人，同樣可以證實許多重要事實，尤其是會計王*萍曾做過兩份證言(一份給公安，一份給申訴人的律師)，何為真實，只有通過法庭質證，才可作為定案依據。4、二審法院違反《刑訴法》中關于證據采納的原則，做出無事實依據的指控。(1)二審法院明知合作《協議書》有條款約定“在項目獲得工可批文十個工作日內，某某公司首期到位資金1688萬元人民幣”，而這“工可批文”卻遲遲未得到交通部批準，故某某公司沒有義務在批文未獲準之前投入資金。而二審法院卻指控“……因蔡某某無法按期繳納資金而不能履約”，更何況雙方后來還簽訂了《合同書》而取代《協議書》的法律地位，這種指控根本無任何依據。(2)二審法院指控申訴人用200萬元償還個人債務。然而，從自訴人提供的證據中(財務部分)，就是可以證實這200萬元是匯給福建省軍區司令部施工隊的，該筆債務是因籌建處替中方代收施工隊300萬元工程履約押金，后因財務決算原因，這筆款被劃給某某公司支付，而某某公司是合伙人共有的載體根本沒有證據證明是蔡某某個人的，何來個人債務呢?(3)500萬元借款是合伙人為了共同注冊“某某建材公司”驗資需要共同向林某某借的，由于當時林某某要求將其股份從10%提高到18%，故在還付這筆款項時其自愿留下50萬元作為投資款(見《股東合作協議書》，關于股份比例及某某建材公司的說明)，而不知二審法院卻根據什么證據指控蔡某某“騙借林某某500萬元”“私自截留50萬元”、。(4)100多萬元投資在福建和**地產公司，該公司是全體合伙人的載體，“某某公司”獨資注冊開辦的是在合作期間就投資籌建的(詳見注冊資料)，申訴人為了回避各合伙人均想索取這筆資金的矛盾，更為了讓這筆資金用于再投入收益，以彌補合作虧損的目的，才做主將資金投入合伙人共有的公司中，根本不是用于個人投資。5、二審法院不顧申訴人再三請求對“6份偽證”重新鑒定，竟也將這些“偽證”作為事實依據來認定：在一審判決書上出現6份偽證(見判決書第10頁證據5部分)卻被認定為“事實依據”，旨在證明申訴人有欺詐隱瞞的行為。這6份偽證申訴人在寧德市檢察院提審時已要求辦案人員當場鑒定是“偽證”(詳見提審筆錄)，在一審庭審時，申訴人更是當庭提出，而自訴人的代理人也承認“這些證據有誤，可能是黃某提供的不是蔡某某的”，就這樣也被一審法院全部作為“定罪依據”，而二審法院不經重新鑒定繼續作出“一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真實、充分……”的錯誤結論。

五、申訴人不構成合同詐騙罪的辯解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

1、某某公司有出具蔡某某交存25萬美元保證金的證明(附件二)，以及合作各方簽訂的《合作協議書》(附件三)首先，證明申訴人有履，首先首先，行合同的能力;其次，說明了申訴人與林某某、黃某等人合伙在福安市其次的投資是借用某某公司的名義而不是以各自然人的原來身份，即在中國境內進行運作的某某公司實際上就是全體合伙人的載體，而某某公司在國內的資產也就是各合伙人共同的財產;再次再次，證明合伙投資福安高速再次公路項目是合伙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并非蔡某某騙取林某某投資，且林某某是在已派代表楊*敦出任籌建處出納并共同管理財務后，才相繼三次投入資金，足見其的投資是自愿的。

2、**公司與某某公司簽訂的《中外合作福安高速公路建設開發有限公司協議書》(附件四)，福安市政府出具的《授權委托書》(附件五)，原和興高速公路公司的工資報銷名冊(附件六)，**公司出具的《關于商洽變更雙方出資額的函》(附件七)以及《公證書》(即解除合作《協議書》附件八)《福安市高速公路建設工作指揮部會議紀錄》和(附件九)，證明了申訴人所談的高速公路項目真實存在，中外雙方已開始運作，某某公司已付出大量的款項來運作這一項目，后是因其他種種原因(并非二審法院所認定的“因蔡某某無法按期繳納首期資金”)中外雙方解除合同，申訴人不存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情況。

3、原福安市人武部長李*明的證明(附件十)，證實了由于福建省軍區司令部施工隊為追討押金封鎖了合伙體租用的福安人武部辦公樓，并扣押了合伙體的工作人員，使申訴人不得不在未認真核算合伙項目開支及虧損等情況下就與**公司簽訂解除合作協議，旨在解決資金代還部隊施工隊。大量事實已證實在“福安高速公路”項目停止時，合伙體的投資大部分無法收回(包括合伙體為取得合作項目在前期付出的巨額費用)。這一點各合伙人也是知情的，而自訴人給申訴人的信中也確認這一事實，并表示愿意協助申訴人向**公司索賠，這表明林某某也認為申訴人根本沒有非法占有合伙財產的故意，是合作方違約導致股東投資款無法收回。

4、**公司退回的投資款是364.78萬元，其中200萬元是還福建省軍區司令部施工隊的押金，這是合伙體的共同債務，二審法院如何能認定這債務是申訴人個人的債務呢?而余下的100余萬元申訴人做主將其投入在以合伙人的載體即在國內的某某公司名義投資成立的**和興房地產有限公司，目的是為了保護合伙體財產在未清算前不被流失，而能投資收益，挽回虧損。這怎么也成了個人投資呢?5、**和興房地產有限公司工商登記材料(附件十一)、國有土地使用權證(附件十二)、及福安市人民武裝部與某某公司簽訂的《房屋轉租協議》(附件十三)和龔*流的詢問筆錄(附件十四)，說明了原國內的某某公司(即合伙人的載體)所存留的財產，仍是合伙人共同的財產，即還有武裝部辦公大樓裝修費用及返租租金，漳州市公安局非法扣押并交給林某某占有的公司財產閩E00277寶馬車一輛等財產以及**和興房地產有限公司的財產，合伙人之間并未清算，資產實際價值仍處于不確定狀態，且賽岐開發區政府付主任林*枝證實(附件十五)申訴人在案發前即2001年8月10日前申訴人一直在福安市經營合伙項目，申訴人如有非法占有為目的，其早已逃走，如何還會將財產投資房地產呢?再有，原審法院認定一個“事實”，就是申訴人向自訴人借款500萬元，如申訴人有非法占有為目的為何不占有這500萬元呢?再有，原審法院認定一個“事實”，就是報告人向自訴人借款500萬元，如報告人有非法占有為目的為何不占有這500萬元呢?還有，報告人于2001年8月10日通過深圳羅湖海關出境系其返菲證2001年8月12日到期，報告人需返菲律賓辦理手續，這怎么會成為二審人民法院認定的報告人欲潛逃出境的依據呢?在合伙人共同參與項目投資建設期間，不論是某某公司、某某建材公司、籌建處，還是后來的和**地產公司，財務都是由股東派代表共管的，且自訴人指派的代表楊*敦一人兼任前面的三個公司的出納，還保管印章，所有款項進出都由其經手，所有帳目、報表都由其經辦簽字，申訴人完全沒有可能私自動用資金和隱瞞帳目。申訴人根本沒有隱瞞、虛構事實的行為，更沒有非法占有資金的目的和事實。綜上所述，原一、二審法院審理案時程序嚴重違法，且查明事實不清、認定事實有誤。而申訴人既沒有虛構事實，也沒有以訂立合同的形式，更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侵吞自訴人的財產，故原審法院判決錯誤，現我提出本人對本案的法律意見，請求撤銷原判決，重新審理此案，并依法糾正此枉法裁判。

此致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

福建某某律師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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