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確定偽證罪，是司法實踐中一大難題。根據1997年新刑法實施以來的經驗總結和實際情況，筆者以為在兼顧公正與效率情況下，應從立法上進一步對偽證罪予以明確、細化和完善。一、案例及疑難問題。犯罪嫌疑人甲是一個國有公司的經理，他利用職權將9000元公款據為已有。在檢察機關訊問過程中，甲辯稱其將9000元作1997年年終獎金，在副經理、司機及其本人三人中分了。副經理及司機表示在1997年年終并沒有收取過年終獎金。根據副經理、司機的證詞和其他相關證據，檢察機關以貪污罪將甲移送起訴。在起訴過程中，副經理和司機在律師和起訴部門取證中表示：甲將該9000元公款作1997年年終獎金在三人中分配，副經理和司機從中分得3500元和1700元。檢察機關再次取證中，副經理承認自己在偵查過程中所說的是實話，不過考慮到甲可憐，就為其作了偽證。而司機則外逃?；谶@份證詞和其他相關證據，法院一審以貪污罪對甲作了有罪判決。甲不服上訴，在二審過程中，副經理再次向律師、法院作證稱：其知道甲將9000元公款在三人中分配一事，并稱自己分得3000元。檢察機關又向副經理取證，副經理再次表示自己作了偽證，而作偽證的原因是因為自己同情甲。針對這個案例，我們提出以下三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如果副經理堅持其偽證行為，司法機關能否以偽證罪追究其刑事責任？二是如果副經理知道司機的下落，但在司法機關取證時謊稱不知道，那么這種行為會構成偽證罪嗎？三是如果副經理在司法機關取證中保持沉默，我們應當如何認定其行為？二、副經理偽證行為不會構成犯罪（一）副經理偽證行為在司法實踐中的認定。針對第一個問題，司法實踐所能給出的答復是：如果副經理堅持其偽證行為，那么司法機關將無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刑法第三百零五條規定：在刑事訴訟中，證人、鑒定人、翻譯人，對與案件有重要關系的情節，故意作虛假證明、鑒定、記錄、翻譯，意圖陷害他人或者隱匿罪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從偽證罪的規定可以看出，證人構成偽證罪有兩種情況：一是主觀上意圖陷害他人，客觀上故意作虛假證明；二是主觀上意圖隱匿罪證，客觀上故意作虛假證明。那么，我們從本案的兩個階段來分析副經理的行為是否會構成犯罪。在副經理第一次作偽證時，甲正處于起訴階段。假設副經理隱匿甲罪證的行為得逞，甲將極有可能因無罪而免訴。在這種情況下，甲既然“無罪”，副經理當然不會存在“隱匿罪證”的行為，從而司法機關不可能以偽證罪第二種情況來對副經理立案偵查；對偽證罪第一種情況而言，副經理會有許多理由來說明其在偵查階段的證詞不會是“意圖陷害”甲，甲也會證明副經理不會“意圖陷害”他。這樣，司法機關將不可能以偽證罪第一種情況來追究副經理的法律責任。所以，在副經理第一次作偽證時，如果檢察機關不能對其形成突破，那么，在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甲會“無罪”，而副經理不會受到法律的追究。在副經理第二次作偽證時，甲已經一審宣判有罪并判刑，該案正處于二審期間。假設副經理的偽證行為得逞且其一直堅持其偽證證詞，那么，在沒有其他證據情況下，甲同樣極有可能因“事實不淸，證據不足”而最終被判“無罪”。司法機關仍不能以偽證罪第二種情況來對副經理立案偵查；當然，基于甲因副經理的證詞被一審宣判有罪，可以考慮按照偽證罪的第一種情況來追究其法律責任，然而，這在實踐中是難以做到的。因甲被判無罪，檢察機關將處于相當的壓力之下，如果再追究副經理的偽證行為，會使檢察機關面對更大的壓力。所以，在副經理第二次作偽證時，如果檢察機關不能對其形成突破，那么，甲將會“無罪”，副經理也不會受到法律追究。因此，就本案而言，副經理的偽證行為可以認為沒有任何風險，偽證罪的規定在本案中，將無法適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副經理承認了自己的偽證行為之后，他反而有可能因偽證罪被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