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因素的評價由于“重刑輕民”傳統觀念的束縛，民事訴訟證據的地位和作用與刑事訴訟證據相比，未受到重視，實踐中刑事訴訟的偽證比民事訴訟的偽證發生率低得多，也是由于通常側重打擊刑事訴訟的偽證。而民事訴訟案件數量遠非刑事訴訟可比，以1999年為例，據《人民法院》2000年2月18日、2月24日報道，該年度全國法院受理刑事一審案件54萬余件，而受理民事一審案件352萬件。觀念的問題體現在立法方面，許多國家規定訴訟中提供偽證是犯罪，科以嚴厲的人身刑和財產刑，而我國只有在刑事訴訟中的偽證行為是犯罪，在民事、行政訴訟中一般認定為違法行為，只進行民事制裁。如《刑法》妨害司法罪中第305條、第306條規定僅適用于刑事訴訟，雖然《民訴法》第102條規定，民事訴訟中的偽證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由于《民訴法》于1991年4月9日施行，而新法《刑法》于1997年10月1日施行，使《民訴法》第102條的規定因無具體的刑事法律條款可適用變成執行不能；司法實踐方面，法院承辦人在民事訴訟中對發現的偽證重視不夠，又因沒有一定的規則，一些案件中難以認定責任人，打擊力度不大，除對該證據不采信外，往往不予制裁，客觀上助長了偽證行為的蔓延；就社會因素而言，許多人認為民事訴訟在法律上沒有刑事訴訟那么嚴格，民事案件在法庭上隨便說說不會構成犯罪，也不會使人身受到強制，對民事訴訟偽證的性質和法律后果認識不足，不顧事實隨便為他人作偽證的現象頻頻發生。筆者認為：重刑輕民的觀念有百害無一益，民事、行政、刑事訴訟偽證均屬妨礙訴訟的行為，厚此薄彼只能使民事訴訟偽證狀況意發不可收拾。偽證責任人的認定方式證據是否為偽證，需由法官依法甄別認定，我國證據制度不完善，沒有證據規則體系，未規定識別偽證的標準和方法，致使司法實踐中法官對證據的質證、采證和偽證的認定及對偽證責任人的追究缺乏具體的依據，在偽造、涂改書證的案件中，若無人承認，因法律條文操作性不強，認定責任人十分困難。該種例子已發生多起。實踐中對偽證責任人的認定亦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虛假書證、物證制作者為偽證責任人；另一種觀點認為向法院提供證據者為責任人。法律或司法解釋對此未予以明確，容易造成混亂。筆者認為，作為違法行為的偽證，責任人的認定依據應是其行為是否有社會危害性，偽造的證據未提交法院不產生妨礙訴訟秩序的后果，不具有社會危害性，不必追究責任人。就證據規則而言，作為提供者對自己提交證據的真實性負有全面審查的義務，明知是偽證而提交法院，提供者違反了保證證據真實性的義務，推定為偽證責任人。若制造者和提供者共同故意的，均為偽證責任人。確立該原則在多強調舉證權利而回避舉證義務的現實條件下，是必要和恰當的。鑒于目前一些代理人素質不高，誤導或引誘當事人及證人提供與客觀事實不符的證據情況屢有發生，確定提供者為偽證責任人的制度，意義尤顯重要。近年來，上海市司法局對5名向法院提供虛假證據、隱瞞重要事實的律師吊銷執業證的經驗有借鑒意義。另外，區分偽證行為應掌握的原則，主觀上是否故意是偽證行為與舉證失實的界限。由于主觀上故意還是過失實踐中很難把握，建議在制定偽證規則時采取一個量化標準，如同一代理人在某段時期內提供不實的證據超過一定的量，推定代理人有故意的過錯，其行為是偽證行為。證人證言的再認識《民訴法》第70條第1款：“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有關單位的負責人應當支持證人作證。證人確有困難不能出庭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提交書面證言。”我國規定證人原則上應出庭作證，并向法庭作出忠于事實和法律的陳述。但證人證言的真實性、可靠性欠佳是困擾法院正常斷案的一個突出問題。實踐中存在審判人員偏好書證和物證的現象，對證人證言往往不是當庭作證，只進行書面審查。如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僅為證人和當事人陳述時，常常導致證明不能成立的結果。在英美法系對證人證言采取的是公開直接言詞原則，沒有證人證言的案件下判是難以想象的。《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603條宣誓或鄭重聲明：“作證前要求每個證人聲明如實提供證詞，通過宣誓或雖不宣誓但以某種旨在喚醒證人良知和加深證人責任感的方式進行”。為了法院能夠查明案件事實，防止偽證的發生。各國在立法上都規定證人有如實作證的義務，即如實提供證言，不得作偽證，不隱匿證據。同時，為了保證證人作證的嚴肅性和法律制裁的警戒性，許多國家規定了證人宣誓制度，規定宣誓后仍作偽證的構成偽證罪，如美國、德國、加拿大等。結合我國國情，建議為了告知偽證的法律后果，加深證人的責任感和內心的恐懼感，預防偽證的發生，參考國外的立法，宜設立關鍵證人必須當庭作證制度，確立宣誓（具結）為作證的必經程序，宣誓后作偽證的從重處罰，追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