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公款無罪辯護詞怎么寫

張XX挪用公款一案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被告人張XX的委托和北京市岳成律師事務所指派，我以被告人的辯護人身份出席今天的法庭，依法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接受委托后，本辯護人向被告人了解了案件基本情況，認真研究了公訴機關的起訴書，詳閱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辯護人認為，起訴書指控被告挪用公款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被告人不構成挪用公款罪。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是構成挪用公款罪的本質所在。根據立法解釋，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有三種情形：一是將公款供本人、親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二是以個人的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三是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謀取個人利益。辯護人認為，被告人不存在以上情形，因此不構成挪用公款罪。

一、被告人不存在將公款供本人、親友和其他自然人使用情形。

起訴書指控人：“被告將從法院領取的人民幣363.7萬元支票擅自入到張*喜個人使用的**朝陽區**技工貿公司賬戶上，并將其中的人民幣100萬元挪用給張*喜個人用于經營活動。”辯護人認為該指控與事實不符。

1、中*建投資的對方是**公司，不是張*喜個人或**潔具公司。

根據檢察卷宗提供的工商登記材料證明，**公司是企業法人，根據刑法和立法解釋，屬于單位，不屬于自然人。**建公司與**公司建材經銷部間發生的投資行為，是兩個企業法人單位間的經濟往來。被告人作為**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基于與**公司建材經銷部長期合作關系與該公司發生的投資行為，不是與張*喜個人或**潔具公司。**公司的企業性質與被告是否構成挪用公款罪無關，不能以**潔具公司是張*喜私人企業，張*喜將**建公司投資款用于**潔具公司，就推定被告人將公款供張*喜個人進行經營活動。因此，不存在被告人將公款提供給張*喜個人使用問題。

2、**公司是建材經營部的法人，經營部的經營行為是法人行為，是法律規定的。根據我國民法、公司法規定，**公司是對外從事經營活動，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主體，建材經營部與**公司的承包關系，只是**公司內部的經營形式，并不能改變**公司民事主體性質，民法通則第43條規定：“企業法人對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經營活動，承擔民事責任。”**公司建材經銷部是****技工貿公司下設的三個經營單位之一，法人是**公司，張*喜、張*義是分別代表**公司和**建公司簽訂投資協議的，二人只是經手人。早在**公司成立時，被告人就代表總裝公司與**公司內設的建材經銷部發生經濟合作關系。并使總裝公司取得較好的經濟收益，往來中，**公司及其建材部負責人從未說明建材部是掛靠關系，建材部是個人經營單位，總裝公司也不會同意與其進行經濟聯營。

3、投資共建協議、會計憑證證明被告是與**公司發生的經濟聯系。被告在負責裝備總公司物資部經理和**建墻體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間，多次與**建材經營部經濟合作關系，在**建公司未成立前，以裝備總公司名義與**公司建材經銷部于1998年6月與該公司簽訂的聯合經營協議，該協議已實際履行，并使裝備公司獲得經濟收益(律師舉證的聯合經營協議證明)。**建公司成立后，原告于2000年3月30日又以**建公司名義與**公司建材經銷部簽訂共建協議，決定投資100萬元，共建潔具公司，為單位獲取經濟收益。兩個協議上對方的公章上的文字上方均是“北京市**區**技工貿公司，下方是建材經銷部。合同是企業或個人間發生經濟聯系的依據。屬于刑事訴訟的書證，是直接證據，如沒有否定其客觀真實性的證據，該書證就具有法律效力。

檢察機關提供的財務賬冊上的戶名是****技工貿公司，2000年3月23日的300萬元的轉賬支票，轉出人是**技工貿公司，上面加蓋的是北京市**區**技工貿公司財務專用章，中國建設銀行進賬單中出票人全稱也是北京市**區**技工貿公司，此款轉入**潔具有限公司。證人張*喜2002年9月13日證：“我從張*義處取走了一張363.7萬元支票，打入到**公司賬上，并合出300萬元從**公司戶上匯到任丘去注冊了。”如果被告是將錢借給張*喜個人使用，可直接將錢匯到任丘**潔具公司，沒有必要將款存入**公司賬戶。

4、**技工貿公司經理趙-明證言證明亞**材經銷部從事的經營行為屬于法人行為。2007年6月6日，趙-明向檢察出證證言中寫明：“**公司有合同專用章、財務專用章和公章，這些章都在保險柜存放，使用得經我們同意。”2004年11月15日，趙-明提供的情況說明中也明確寫明：“建材經銷部對外是代表公司與中國**裝備總公司發生經濟往來的”。此證據在第一次開庭時已質證。辯護人認為，該說明是真實客觀的。一是符合法律規定。無論是否承認都不影響亞華建材部與**建公司簽訂協議屬于法人行為屬性的成立。二是建材經銷部對外經濟聯系的財務權是由**公司控制的，趙-明自1993年**公司成立至2000年公司被兼并，一直擔任副經理和經理職務，對亞**材經銷部是清楚的，沒有其同意在支票上加蓋**公司財務專用章，300萬元是轉不出去的。

5、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是與張*喜個人發生經濟行為。檢察卷宗中以及今天的庭審調查，公訴機關沒有提供能充分證明被告人是與張*喜個人發生借貸或投資關系的證據，起訴書中對被告人將100萬元公款提供給張*喜個人從事經營活動指控缺少證據支持。被告人在檢察院的三次口供中，均申明借錢雖是張*喜個人提出的，但他說是**建潔具公司，張*喜是以**公司建材經銷部的名義借的錢，被告是以板廠的名義以投資形式借給張*喜的。張*喜到被告家取支票并提出借錢時，被告說：“你可先將錢拿去，將來要簽協議，以合作形式確定這100萬元的使用，不是借給他。”2002年10月10日，張*喜接受檢察機關調查時，對其證言中的借的含意作了明確的說明。“我拿他提供的資金買貨，再賣出去，我除了把本金還給張*義外，還把所賺的利潤以利息和名義分利給他，我上次筆錄中說的借款，就是指這種情況、、、、、、我找張XX商談借錢辦公司，他同意將錢借給我時，也表示了合作的意向共建**潔具公司協議中張XX一方投資100萬，這個數是簽協議時才確定的。”2004年6月8日證：“我當時就是和張XX提起我要建個陶瓷廠，他知道這行利潤高，想替他們公司掙點錢，就說要投資100萬元，我同意了。支票進來之前，張*義就有這投資意向，等進來之后，就具體履行了。后來，張XX找到我說，他們單位領導不同意投資這事，我就陸續將錢還給了張。”可見，沒有任何書證和證言明確證明被告張XX是將錢借給張*喜個人使用。

6、退一步講，即使該款系張*喜個人使用，也不能認定被告構成挪用公款罪。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關于挪用公款罪第一條規定：“經單位領導集體研究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或者單位負責人為了單位的利益，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的，不以挪用公款罪處罰。上述行為致使單位遭受重大損失，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關規定對責任人員定罪處罰。”本案卷宗證據和今天的庭審均證明，被告人身為公司法定代表人，與**公司建材經銷部發生的經濟行為，完全是為了單位的利益，被告未謀任何個人私利。

二、被告人不存在以個人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問題

1、被告人不是以個人名義與**公司發生投資行為

檢察機關提供的**建公司與**公司建材經銷部簽訂的共建**潔具公司協議書證證明，被告人是代表**建公司與**公司建材經銷部簽訂的共建**潔具公司協議。從卷宗證據材料可以反映出，被告單位與**公司建材經銷部存在長期良好的經濟合作關系。1998年6月，被告經裝備總公司領導同意，曾代表總公司與張*喜負責的亞**材經銷部簽訂了為期5年的聯合經營陶瓷產品協議。在協議履行中，裝備總公司獲得了良好的經濟收益。正是基于這種良好的信用關系和陶瓷制品的較好利潤，雙方簽訂了共建潔具公司的協議，可以說，共建潔具公司是雙方合作經營陶瓷制品項目的繼續。本案被告人口供和張*喜、趙-明證人證言及共建協議等書證，能夠充分證明被告人是以單位名義與**公司發生的經濟聯系。客觀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被告是以個人名義與**公司或張*喜個人從事經濟活動，以及被告與公款使用人約定出借、還款以個人名義進行事實。

2、被告人與**公司發生經濟往來，是職務行為。

根據公訴機關提供的工商登記材料和證人證言證明，**中*建墻體材料有限公司系企業法人，被告人是法定代表人。根據民法通則和公司法規定，法人是依法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組織，企業法人對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經營活動，承擔民事責任。被告作為公司經理和法定代表人，有權代表公司對外開展經營活動。

三、被告人不存在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謀取個利益問題。

通過檢察機關全部卷宗材料和今天的庭審調查已證明，被告人不存在假公濟私個人決定，以單位的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從中謀取私利問題。被告人和證人張*喜曾多次向檢察機關申明，被告人除為單位謀取經濟利益外，未謀取和得到任何個人利益，檢察機關也未向法庭提供此方面的證據。

四、沒有證據證明**公司建材經銷部使用了100萬元資金

1、被告人將363.7萬元法院執行款存入**公司賬戶，其行為性質和目的不是挪用，而是存放。

該款系被告負責的總裝公司物質處的經營利潤款，法院未執行回前，被告曾向總裝公司領導請示用此款籌建**建公司的板廠(總裝公司占**建公司80%股份)。款執行回來后，被告擔心款存到總公司會被總公司占用，所建的板廠將無建設資金，因當時**建公司剛成立，還未設立賬戶，故將公款暫存到**公司建材經銷部的賬戶上。

被告與張*喜商議將執行款暫存**公司建材經銷部賬戶和張*喜提出用款時間是2000年3月17日，確定**建公司投資100萬元共建**公司時間是同年3月31日。3月17日，被告同意**公司使用100萬元，只是口頭意向性，具體數額和使用形式并未確定實施。3月23日，張*喜在未通知和征得被告同意情況下，將暫存款中300萬元用于公司注冊，屬于張*喜擅自挪用，與被告無關，更不能認定為被告挪用公款。

2、沒有證據證明**公司使用了100萬元資金。

公訴機關提供的**公司會計賬和往來票據，只記載了2000年3月22日由法院轉入3637.00元，3月27日由**公司轉至任丘**潔具公司300萬元，沒有任何其他轉入**潔具公司的財務記載。

事實上**潔具公司并沒有實際使用被告的暫款。2000年3月31日，被告代表**建公司與**公司經銷部簽訂共建協議后，同年4月5月份間，因板廠擴大規模急需建設資金，便向張*喜提出終止履行共建喜-彪潔具廠協議要求，該要求得到張*喜的同意，雙方解除了合作關系。所存資金除還**公司38萬元投資欠款外，陸續用于板廠建設和上交總裝公司。正如裝備總公司黨委書記趙*義向檢察機關說的那樣：“張XX曾給我打了一個報告，提到了他把錢入到了**公司建材部，但隨后即返回了板廠，照我們理解，這錢只是借作了**公司賬號，但都被用于板廠了，沒有給亞華用過。”

五、公訴機關再次起訴并沒有足以證明被告構成挪用公款罪的新證據。

起訴書表明，本案系經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裁定準許撤回起訴的案件。此次重新起訴的理由是因本案有新的證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17條第4項規定：“人民法院裁定準許人民檢察院撤訴的案件，沒有新的事實、證據，人民檢察院重新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辯護人認為，檢察機關并沒有證明被告人構成挪用公款罪新的事實和證據。

1、檢察機關兩次起訴的事實為同一內容。

2、沒有的能夠證明被告人構成挪用公款罪的新證據。

卷內材料顯示，2005年3月25日，法院裁定準許檢察機關撤訴后發生的證據只有2份。分別是張*喜、趙-明的證人證言。辯護人認為，這兩份證言并起不到證明被告人挪用公款罪的作用。張*喜證言的主要內容是：(1)、**公司建材部是**公司內部3個經營部門之一，公章是**公司給刻的，在派出所備過案。(2)、經營方式是獨立經營，上交管理費。銀行賬戶由**公司以公司名義開立，經營過程中使用**公司提供發票和支票。(3)、被告將公款存入建材經營部賬戶，是怕把錢拿回單位。(4)、張*喜是與被告人簽訂的合同，都是與被告單位簽的合同，張*義是經手人。(5)、否認其在2002年9月13日調查筆錄中被告人同意其從存入款中拿出300萬元，用于注冊**公司的證言內容真實性，以前筆錄中提到的借錢是理解錯誤。

張*喜這份證言，其內容不是證明被告人挪用公款犯罪，而是從相反方面證明被告不存在挪用公款犯罪問題。因此，起不到控告證據作用。

檢察機關第二份新證據是**公司負責人趙-明的證言。趙-明證言主要內容是**公司與下設3個經營部門的關系。該內容與檢察機關第1次起訴時提交的趙-明親筆書寫證言基本一致。又進一步明確：1、**公司建材經銷部使用的賬戶是**公司開立的，是當時會計跟張*喜辦理的。2、**公司的合同章、財務章和公章，都在公司保險柜存放，使用得經過準許。(3)、趙-明承認在2004年11月15日提供過一份情況說明。內容為建材部對外是代表公司簽訂合同的，多年來經營部一直是代表公司與中國**技術總公司發生經濟往來的。這次證言中對此問題做了說明，該說明并未否定說明事實的客觀性，只是說情況說明內容是以后才知道的。以上內容不僅證明不了被告存在挪用公款犯罪事實，而且從相反方面恰恰證明了**公司建材部與**公司的一體性，證明被告人代表**建公司與**公司發生經濟關系的客觀性，證明被告人不存在利用職務便利，將公款100萬元提供給張*喜個人用于經營活動問題。

審判長、審判員，在我將結束發言時，再次強調。檢察機關指控被告張*義挪用公款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被告人不構成挪用公款罪，希望法庭依法做出罪名不成立的判決。謝謝。

辯護人：趙XX

上面的辯護詞稍微有點長，只是給大家作為一下參考，辯護詞可以自己寫，也可以委托律師寫，因為專業問題，所以交給律師代為書寫比較好，律師能夠懂得相關辯護的技巧。除了這個問題，如果您還有其他問題同樣也可以咨詢律霸網的在線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