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刑標準

一、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和公職人員的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犯罪對象是公務人員個人。

二、本罪在犯罪客觀方面表現為：

1.為自己謀取不正當利益;

2.用錢財收買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

3.違反國家規定，給國家工作人員以各種名義的回扣費、手續費;

4.數額較大。

三、本罪的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即行為人是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

四、本罪在犯罪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即行賄人對于自己行賄行為的目的、性質都十分清楚，但為了謀取私利而仍然為之的故意行為。

對犯行賄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因行賄謀取不正當利益，情節嚴重的，或者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或者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量刑標準

根據第三百九十條規定，對行賄罪的處罰有以下情形：

1.對一般行賄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處罰金;

2.因行賄謀取不正當利益，情節嚴重的，或者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3.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關于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的標準，法律未作具體規定。從司法實踐的情況來看，應該從行賄數額、手段、次數、人數、后果、犯罪后的表現等方面進行考察。一般是指為謀取個人非法利益，一貫行賄，屢教不改的;為推銷偽劣產品而行賄造成嚴重后果的;為簽訂假合同，騙取財物而行賄的;為騙取國家出口退稅而行賄的;行賄手段或結果又牽連其他多種罪行的;用國家文物行賄或者用優撫、救濟、扶貧、教育等專項特定款物行賄以及用黨費、團費行賄的;行賄數額巨大或特別巨大，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或者特別重大損失的;在司法機關追訴時，拒不交待罪行，偽造、隱匿、毀滅證據，與受賄人訂立攻守同盟的等等。

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是對行賄人自首的特別規定。關于自首，本法第67條規定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鑒于賄賂犯罪具有很大的隱蔽性，取證難度較大而行賄與受賄又是對應的，密切聯系在一起的，行賄人主動交待行賄行為實際上是對于受賄人的揭發檢舉，屬于立功表現，因此，為了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嚴厲打擊受賄犯罪，落實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本條第2款款規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賄賂行為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這是對行賄人自首的特別規定，是對我國自首制度的重要補充。

經典實例分析：

案情簡介：上海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保修分公司(以下簡稱公交公司)經理陳某，在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將本單位公款10萬元以個人的名義挪給王某進行營利活動。后陳某又因犯其他罪逃跑，在逃跑期間，陳某聯系劉某要求將10萬元歸還。劉某在明知其在逃但念其幫過自己的舊情分三次將10萬元款給了陳某。后陳某被抓獲歸案，10萬元已被陳某揮霍。此案現已二審終結，二審由著名刑辯武*智律師辯護。二罪爭議的交點即為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認定。

結合上文中理論分析前述案件一審被上海市某區法院指依貪污罪判處十年有期徒刑。理由是：1、陳某開始是以挪用的故意將公款挪給王某，后來在潛逃期間又將這筆公款要回性質發生轉變，變為將公款占為己有。2、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規定：攜帶挪用的公款潛逃的，應當按貪污罪處罰，陳某先將公款挪出給他人使用，在潛逃期間又將挪用的公款要回，其行為可以視為攜帶挪用的公款逃潛，因此以貪污罪論處。

陳某不服上訴，二審委托北京市邦道律師事務所的資深律師武*智作為辯護人，武律師的辯護意見是：這筆10萬元應定挪用公款罪，其理由：1.對挪用公款罪的主觀故意應該以行為人犯罪時的主觀狀態為定罪依據。陳某是挪用公款后又因其它事發在潛逃期間向王某求救借口索回該款是陳某挪用的公款至今沒有歸還的原因之一不是主要原因。且該款能夠歸還，未歸王某或他人所有，現陳某已與公司辦理歸還手續，該款指日可還。因此，陳某無貪污罪的主觀故意，不合貪污罪的主觀要件“永遠占為己有”目的。2.被索款項與挪用公款無關。陳某的“索款”行為屬陳某與王某之間的債權關系即屬個人行為與職務無關，因此，這一筆不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攜帶挪用的公款潛逃”的情況。也就是說陳某向王某索要的錢款，是王某所有款項，不具有公款的性質;其次，陳某是在逃犯，已不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不可能利用職務之便罪刑法定原則要求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禁止類推，故不能適用關于職務犯罪的規定。

打擊手段

不能隨意“從輕”

人們常用“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來形容行賄受賄的現象。確實，蒼蠅總會叮有縫的蛋，但有縫的蛋被蒼蠅叮，根本的原因正于蛋有縫，而不在于蒼蠅的習性。打擊賄賂犯罪，最根本的，還是得從對受賄犯罪的打擊入手，但這并不意味避免蒼蠅叮蛋，根本措施在于保證不要有壞蛋，而不在于將蒼蠅滅絕。

將行賄者作為污點證人

鑒于對行賄與受賄并行打擊實際上使行賄者與受賄者形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互為攻守同盟，使受賄犯罪難以受到有效打擊，有必要將行賄與受賄徹底從二者之間的利益共同體中剝離出來，以便于對受賄進行重點、精確打擊。實際上，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雖然表現為自首，但在其交待使受賄犯罪受到追究的情況下，無疑也兼有立功的性質。因而，如果行賄者是因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司法機關對其減輕處罰或免予處罰，應該說也是符合現行刑法關于自首和立功的規定的。這與污點證人制度，實際上是一個道理。

完善行賄犯罪的立法

立法機關應適當修改有關懲治行賄行為的法律規定，或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此種犯罪做出補充規定，使之更趨完善，并具有可操作性。如正確區分不正當利益與正當利益的界限，對于主動行賄與索賄后行賄的區別情形，擴大構成行賄犯罪客觀要件的內涵，將可以用貨幣計算的財產性利益規定為賄賂的內容，對行賄罪的數額檔次做出具體規定，進一步明確對法人行賄罪的具體懲罰規定等等，便于在司法實踐中操作。對自然人行賄，特別是主觀惡性大、危害后果嚴重的大要案，不能以罰代刑，觸犯刑律的，要堅決予以嚴懲。

“公款行賄”予以嚴查在實踐中，公款行賄往往為了小集體及部分人利益，披著“為公”的外衣，且多位法人集體決定，影響極壞，檢察機關難以對涉及某些特殊身份的知名公司企業行賄案件或數額特別巨大的行賄者進行查處，辦案的阻力相當大。為此，各級檢察機關應主動爭取黨委和人大的支持，積極摸排案件線索，對社會各界反映強烈的出現在大型工程招標、招生招干等領域的熱點問題要適時介入，主動進行初查，無論牽扯到什么人，都要查個水落石出，對犯罪單位的具體行賄人，決定者及法定代表人一定要嚴懲不貸。

從上文中我們可以知道，如果行賄的數額在一萬元人民幣以上的，應當依照刑法規定追究刑事責任。但是一萬元并不屬于嚴重的情形，對一般行賄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處罰金。若還有相關問題，可以咨詢律霸網在線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