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是市場主體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單位行賄的危害范圍、嚴重程度、腐蝕能力勢必超過自然人行賄，單位在經濟往來中給付、收受回扣的行為比比皆是且屢禁不止，單位行賄刑事司法實踐與犯罪現實情況出現脫節。立法機關精心設計的單位行賄罪沒有予以高效適用，沒有起到刑法規范預防性、警示性、實用性效果，立法成本的高度投入并未經由刑事司法實現“基礎性的刑法規范收益”。行賄犯罪刑法理論亟須基于刑法解釋設置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認定標準。

一、單位行賄意志的分析與判斷

在行賄犯罪的語境下，應當賦予單位犯罪意志整體性主觀特征全新且深入的刑法解釋。從邏輯上分析，單位成員先形成個別行賄意圖，然后通過客觀途徑整合為單位行賄意圖。在此流程延展過程中，不再具備刑法獨立評價意義的個別行賄意志漸次被單位行賄意志吸收。整體性的單位行賄犯罪意志主要表現為：(1)在單位領導決策后，由業務部門的直接負責人負責、業務員具體執行回扣給付的指令;(2)單位內部章程、工作手冊、備忘錄、合同等書面文件明確規定或約定了銷售產品的扣率;(3)單位法定代表人、總經理、部門主管在授權范圍內，未經集體討論，單獨進行的、滿足單位不正當利益要求的賄賂決定等等。(4)賄賂資金從單位賬簿支出。

值得重點強調的是，司法機關應當充分利用行賄犯罪查詢系統，以此為基礎建構單位行賄間接故意判斷規則。根據高檢院下發的《關于受理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的暫行規定》，行賄犯罪檔案信息覆蓋各級法院生效裁判認定構成行賄犯罪的單位和人員。各級檢察機關在行賄犯罪檔案查詢中，一般屬于被動接受有關單位查詢;少數操作較為成熟的檢察機關，也只是向有關招標單位發出檢察建議，建議取消行賄單位的投標資格或者扣減信用分。我們認為，檢察機關應當完善與行賄犯罪檔案相關的工作機制，不僅需要及時將已經查證屬于的經營單位職工行賄的相關信息納入系統，而且應當將之明確告知行賄人所在經營單位，督促該單位強化財務制度和業務管理，有效杜絕行賄行為的發生。如果經營單位在檢察機關告知后仍然多次發生經營單位職工行賄案件的，就應當認定單位放縱、漠視其成員的行賄行為，主觀上符合單位行賄的間接故意要件。單位行賄罪屬于故意犯罪，但并不意味著其主觀要件必須是直接故意。單位給予回扣行為構成單位行賄罪是不以“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為前提的，排除了犯罪目的的限制，也剔除了直接故意的桎梏。單位不知個別成員行賄促銷固然欠缺單位行賄罪的主觀故意要件，但是單位銷售部門成員頻繁從折扣中提取部分“公關費”且經檢察機關告知后并未整頓的事實，足以說明單位明知無法控制巨額折扣的賄賂趨向，卻縱容單位成員行賄。單位對其成員具有監督管理責任，單位成員職務行為的法律后果歸屬于單位。從行為邏輯上分析，單位領導在業務活動中從事代表行為，單位成員從事職務行為，然后通過內部管理機制整合為單位行為，應當由單位承擔不再具備刑法獨立評價意義的單位成員行賄行為的刑事責任。因此，“告知行賄事實—仍舊繼續行賄—間接故意成立”的司法判斷規則符合單位犯罪與犯罪故意的刑法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