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犯罪構成要件中，對一定主體加以限定，根據主體身份的有無影響犯罪之成立的，即謂“身份犯”。我國刑法第385條規定的受賄罪之主體，要求須具備國家工作人員這一特定的法律身份。換言之，國家工作人員特殊身份的必備是受賄罪犯罪主體要件的當然性要求，是受賄罪犯罪構成對主體要件的身份限定，亦即受賄罪是“身份犯”。在單獨受賄罪中，非國家工作人員由于不具備該種特定的法律身份，不能充足該罪犯罪構成中的主體要件，當然也就無法構成此罪。不僅如此，一般認為，身份犯構成犯罪，其犯罪的實行行為與主體的特殊身份相聯系，沒有該種特殊身份，就不存在實施該種實行行為的前提。因此，在受賄罪中，非身份者既然不具備國家工作人員的特定法律身份，也就不可能實施受賄罪的實行行為。？？？實施受賄罪構成要件之實行行為者即正犯者（實行犯），只能是具備國家工作人員這一特定法律身份的人。因為法定身份是法律賦予的，法定身份構成的純正身份犯對社會關系的侵犯只能由具有這種身份的人親自實施才能實現。從而作為該種觀點為的邏輯性歸結，將進一步認為法定身份構成的純正身份犯是“親手犯”，排除以間接正犯形態實現的可能。本文所要考察的理論前提是何謂“親手犯”？法定身份構成的純正身份犯是否是“親手犯”？由此，作為法定身份構成的純正身份犯，受賄罪是否是“親手犯”？因為這將直接關系到受賄罪的共犯形態中，是否具有間接正犯形態存在的可能。以下，筆者試圖以“親手犯”的本質分析作為切入點，來闡釋上述理論問題。一、親手犯的概念及本質親手犯（eigenhandigeVerbrechen）亦稱自手犯，己手犯，此概念最先由德國學者賓丁提出。他在1906年的一次演講中提出：“正犯，以意思承擔者自身實現其意思為原則，在將動物或無責任能力之人作為工具加以利用的場合，作為例外也可視為正犯者。但是，當犯罪行為與犯罪者的個人人格之間具有相當密切的關聯，必須由犯罪者親自實施時，則不允許有上述例外情況的存在。”他在具體分析枉法裁判罪、近親相奸罪、偽證罪等罪名之后，認為：這些只能由正犯者來實施的犯罪就是行為的全部。在親手犯的場合，可罰行為只能由正犯者來實施。賓丁提出親手犯這一獨立概念的初衷在于著眼于各種犯罪探討有無成立間接正犯的可能性。自賓丁提出親手犯概念以來，雖然至今仍存在著肯定說與否定說之爭，但就親手犯在犯罪論當中的地位，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重視。日本刑法理論雖曾以“不能構成直接正犯者，能否構成間接正犯”的表現形式議論過親手犯問題，但目前普遍認為著眼于不能將他人作為工具來實現的犯罪類型自身性質探討親手犯概念，才是邏輯的必然歸結。日本學者大*仁教授就認為，在間接正犯的場合，之所以能夠將背后者的誘致行為評價為實行行為，是因為其誘致行為自身具有引起被誘致者犯罪活動的一般蓋然性的同時，含有對結果的抽象的危險性即指向法益侵害的因果危險性。因此，從規范層面來看，間接正犯中背后者的誘致行為與直接正犯者的實行行為沒有質的區別。但在親手犯的情況下，由于法益自身已設定了其被侵害的樣態，即只要求基于一定主體的一定行為，因此很難在單純的誘致行為中認定侵害法益的抽象危險性。……這也意味著在構成要件的規范層面上，親手犯中的規范之命令或禁止僅指向一定主體的一定行為。利用不具有該種法意義的他人作為工具，不能違反其規范。進而大*仁教授進一步指出，親手犯是指不可能將他人作為工具侵害構成要件之保護法益的場合。因此，為確認某一罪是否具有親手犯性質，應具體分析探討各犯罪構成要件中的實行行為的性質。對此持贊同態度的另一日本學者**行男也認為，由于間接正犯不是行為人親自實施其應實施之行為，而是利用他人來實施的犯罪形態，因此某犯罪若想以間接正犯形態來實現，其前提當然是實行行為能夠從行為人中分離出來委以他人來實施。在親手犯的場合，由于構成要件的實現要求行為人親自實施實行行為，因此將實行行為從主體中分離出來委以他人來實施的間接正犯形態是不能實現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