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情形對單位犯罪的主體資格予以否認

一、內因與外力：單位犯罪主體資格否認問題產生的背景分析

單位犯罪主體資格否認，顧名思義就是在具體案件中否認特定單位本應具有的成為犯罪主體的資格。筆者認為，該類問題的產生源于刑事立法內在因素與個案實踐外在困惑相互糾集的基本背景。

(一)制度性因素

在我國《刑法》中，對單位犯罪責任人的責任追究及法定處罰幅度與同等的自然人犯罪存在顯著不同，總體上可以概括為：單位犯罪中應追訴科刑的自然人，受到立法上相對較輕的寬佑對待。學界通常認為，這是在1997年《刑法》全面確立擴展單位犯罪類型后，隨即集中呈現單位犯罪主體否認問題的制度性因素，具體表現為：

1.在適用范圍方面，單位犯罪較自然人犯罪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由《刑法》30條規定可知，單位能夠成為哪些犯罪的主體，必須遵循刑法規范的確定性指示，除法律明文規定單位可以成為犯罪主體外，不能任意擴大適用范圍。刑法個罪構成與處罰主要是基于自然人犯罪既遂形態加以規范設定，絕大多數單位犯罪個罪條款仍可適用自然人犯罪，故單位犯罪的立法懲治覆蓋面遠窄于自然人犯罪。當單位實施自然人犯罪時，可以肯定的是單位不應作為犯罪主體被追究刑事責任。

2.在處刑種類方面，部分單位犯罪對責任人員刑罰可選擇性大于對應的自然人犯罪。以受賄罪為例，單位受賄罪僅適用有期徒刑或拘役，但自然人的受賄罪卻適用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

3.在追訴標準方面，部分單位犯罪較對應的自然人犯罪大幅度提升。例如，以營利為目的，實施《刑法》217條所列侵犯著作權行為之一，個人違法所得數額達到五萬元以上，就構成侵犯著作權罪，而單位違法所得數額則要達到20萬元以上才構成該罪。

4.在共同犯罪方面，對單位犯罪的責任人員較自然人犯罪更謹慎認定主從關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人員是否區分主犯、從犯問題的批復》指出，在審理單位故意犯罪案件時，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可不區分主犯、從犯，按照其在單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處刑罰。這一批復表明，司法裁判對單位犯罪中的責任人員一般不作主犯與從犯的區分，除為避免量刑顯著失衡確有需要外，即便單位犯罪中的兩名以上責任人員存在犯罪共同性特征，其常規化操作是按照各人在單位犯罪中所起作用裁量刑罰，但不作共同犯罪的明確認定。這樣做能夠避免因共同犯罪使間接責任人員入罪，然而對于自然人共同犯罪而言，共同犯罪人必須要承擔共同犯罪相應的刑事責任。

應當說，刑法對單位犯罪責任人員與自然人犯罪處罰的差異性，是建立在單位犯罪的重要特征整體性基礎之上的。單位作為一個整體依賴或者組織結合自然人成員進行自身的犯罪，一方面，責任人員不能替代單位作為犯罪主體，它是單位無法割裂的內在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單位犯罪責任承擔呈現雙重性，責任人員和單位在承責處罰方面具有可分性。單位犯罪責任主體兩元化，決定著對單位犯罪分配刑罰要予以整體評價。基于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在刑事責任上應有平等地位的要求，刑事立法對兩者刑罰量配置方面要保持相對均衡，由于單位犯罪多數采取雙罰制，刑法根據不同犯罪種類考慮單位責任人所承擔的刑事責任，只能輕于或同于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責任，再對單位直接配置相應的財產刑，如此才能使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責任平等地位得以貫徹。統計表明，用法定刑比較輕重，單位犯罪整體上比自然人犯罪重。

立法之所以在入罪的起點上，要求自然人犯罪嚴于單位犯罪，主要在于單位犯罪的規模大，它帶有經營性或生產性，單位犯罪的數額較自然人高一些，這樣符合單位主體犯罪的實然狀態，有助于進一步平衡單位責任人與自然人的刑事責任。

因此，即便刑法中對單位犯罪中責任人的刑事責任配置存在輕于自然人犯罪的情況，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它是引發自然人犯罪向單位犯罪“靠攏”的制度性因素，我們也不能否認該立法選擇具有一定規范合理性。看待單位犯罪刑事責任要注重整體，不能只關注作為責任人員的刑事追究可比性，忽略了刑法對單位的刑事責任安排。

(二)實踐性因素

在司法實踐中，隨著大量由自然人操縱的、以構成某種單位犯罪“狀貌”的行為，嚴重危害著社會利益和秩序，單位犯罪已然被此類犯罪的刑事辯護列為一項基本策略。刑法保護社會功能和司法正義原則都不能容忍，簡單化地認定單位犯罪而輕縱此類犯罪人，無疑是單位犯罪主體否認問題得到極大重視、深化的現實動因。

許多采取單位形式實施犯罪的案件顯示，有的單位本身可能存在某種實質違法性，表現為自然人采取虛報注冊資本、抽逃出資、讓他人做掛名股東等欺詐手段騙取一紙工商注冊登記等情況，更為典型的是以進行違法犯罪為目的而設立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或者在成立單位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內容，單位失去了生產經營等組織的本來意義與功能，成為背后操縱人大肆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軀殼”。客觀上講，市場經濟蓬勃發展，法人企業組織發揮日益強勢的交易主體作用。犯罪場是影響犯罪發生的各種非直接背景因素的集合{3}，當今社會中市場經濟、企業主體及兩者與利益的密切關系，提供了先在的犯罪空間與誘因，特別是這種自然人犯罪手段具有一定選擇性優勢，它利用貌似合法的團體意志迷惑于人，偽裝的“單位”主動迎合市場相對方的交易心理，較容易取得受害方的信任，會讓犯罪行為更具隱蔽性，從而推進犯罪的深度與廣度，此類手段能夠相對延滯受害人對犯罪的及時認識和迅速反應，從而增加了犯罪防控的難度。而且，在案發后更能夠利用單位犯罪“入罪高、處罰輕”，逃脫犯罪或規避嚴厲的懲罰。假如司法機關不加甄別對上述違法犯罪現象均認定為單位犯罪，不僅無法實現懲治單位犯罪立法目的，而且會造成重罪輕罰，放縱犯罪，極大地損害刑法的正義性。

事實上，這類實質由自然人操縱的所謂“單位”犯罪，一旦事發，被告人多是以單位行為來辯解，刑事辯護更是將單位犯罪列為一個基本思路和觀點加以發揮。從被告人心理上講，犯罪責任人更愿意聲稱自己是在為單位實施犯罪行為，這樣虛構其為“小眾”而侵犯“大眾”的境遇，博取社會公眾的同情，自我削減因行為所產生羞恥感和他人對其罪惡痛恨度，進而規避重罰盡在其中。有人曾經認為，即便刑法尚無明確規定，單位犯罪已經成為被告自然人辯護的思路，若此種抗辯具有某種可能性，司法機關可以將其作為平衡量刑的一個重要情節。然而，這種認識是不妥當的。認定單位犯罪與否當然會對被告人處罰的輕重產生影響，但是，從更準確角度講，那種影響僅局限在結果范圍內，真正的難點和問題是應當以何為據、如何定罪，即確立此類情形下如何排除單位犯罪的法理依據與規則。

正是基于此，近幾年來，刑事審判實務中此類疑難案例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開始嘗試提出以有條件地否認單位犯罪主體資格的方式，直接對實施犯罪的自然人定罪量刑，從而不斷推動單位犯罪主體否認問題研究的深化。

二、本質與功能：單位犯罪主體資格否認制度內涵解讀

筆者認為，刑法對單位犯罪予以立法追究，確認單位犯罪主體的范圍，屬于研究單位犯罪主體資格否認問題的正面前提和基礎。因此，讓我們首先來探討，如何判斷一個單位具有犯罪主體資格，進而對單位犯罪主體資格否認制度內涵展開解讀，再將“刑事否認”與“民事否認”加以辨析。

(一)對單位犯罪主體資格的理性把握

在我國1979年《刑法》中沒有規定單位犯罪，單位犯罪的立法首先經過司法解釋率先模糊承認單位犯罪的存在，進而提出處理措施，隨后通過特別刑法(包括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對單位犯罪予以正式承認。我國現行《刑法》30條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這是我國首次在刑法典中明確單位犯罪的定罪原則和主體范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1條規定，作為犯罪主體的單位，既包括國有、集體所有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也包括依法設立的合資經營、合作經營企業和具有法人資格的獨資、私營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從文義上講，該條解釋把握單位的客觀存在類型，運用明示列舉的方法加以范圍界定，這種單位主體外延的確認畢竟是形式化的，它沒有能夠清晰詮釋單位犯罪主體的內在法律含義與特征，當實踐中許多新的或然因素介入后，司法判斷極易陷入無據與茫然。要應對單位犯罪存在的頗多復雜情況，研究單位具有犯罪主體資格的一般條件即共同的法律特征，就顯得十分必要。

目前，刑法學界對“單位”成為單位犯罪主體的條件或特征的看法并不一致，大致有以下四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作為犯罪主體的單位必須具有以下四個基本特征：(1)合法性，即單位必須是依照法律、法規設立，取得法律主體資格的社會組織;(2)組織性，即單位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必須由相當數量的基本固定的工作人員組成，具有一定的組織機構;(3)有一定的經費和財產，這不僅是單位開展社會活動的物質基礎，也是單位履行法定義務的物質保證;(4)有一定的獨立性，即在一定的范圍內能夠以自己組織的名義獨立進行社會活動，并獨立地享有權利、承擔義務。

第二種觀點認為，犯罪主體意義上的單位除具有以上四點基本特征以外，該“單位”還須具有承擔刑事責任能力的實質條件。

第三種觀點認為，上述兩種觀點實際上并無本質的區別，單位犯罪主體的特征其實應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單位的形式特征，即合法性、組織性、獨立性和具有一定的經費和財產;第二個層次是單位的實質特征，即單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如果不加區別，將兩個不同層次、不同性質的特征并列不妥。

第四種觀點認為，單位作為犯罪主體必須是合法的、具有獨立的意志和一定的組織機構和組織機制的社會組織。

以上就是律霸網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資料。綜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到單位犯罪中的行為人在主觀上表現為直接故意。共同犯罪的行為人在主觀上既可以都表現為直接故意，也可以有的表現為直接故意。如還有其他疑問，歡迎在線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