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業逃稅罪辯護詞應如何寫？

尊敬的審判長、合議庭法官：

*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上訴人何XX的委托，指派*律師擔任其涉嫌逃稅一案的二審辯護人。二審開庭之前辯護人仔細查閱了本案的卷宗材料，通過二審法院的開庭審理，本案的事實及法律非常清楚，現根據本案的事實和法律，依法發表如下辯護意見，懇請合議庭采納、適用。

本辯護人認為何XX在任職期間采取各種方式積極主動要求查賬審計依法交納稅款主觀上沒有逃稅的故意，客觀方面導致稅款未能按時交納是變更后法定代表人*和財物負責人*造成的，二審法院必須依法撤銷一審法院的【(2014)喀刑初字第516號】刑事判決，依法改判、宣告上訴人何才元無罪。其理由如下：

一、本案一審法院認定的98.91萬元屬于單位逃稅，屬于定性錯誤，該98.91萬元應當屬于單位漏稅，補交即可，不構成犯罪。

所謂的逃稅罪，是指納稅人采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或者不申報，主觀上必須具有逃稅的直接故意，以非法占有應繳稅款的目的，明知自己的行為會造成國家稅收的損失而積極追求這一危害結果的發生。如果僅因對稅收規定、財務會計制度不了解或工作疏忽等過失行為導致不繳或少繳稅款的，屬于漏稅。

首先，2007年公司按照運輸行業核算成本收入扣除公司未收到的8%勞務費166.2726萬元，因而導致少交的營業稅9.5842.20萬元及企業所得稅16.8983萬元等，合計26.48252萬元，該少交的稅款是所有運輸行業都存在。因為沒有收到該款項，但稅務機關核算時還視為企業收入計算，所以企業在交納稅款的時候造成少計提稅金，少申報納稅。并非是主觀故意不交或做假賬虛繳納稅，而是會計的業務水平及行業核算方法不一致所造成，屬于正常漏稅行為，不屬于故意逃稅行為。

其次，2009年的69.7856.97元元，也是因為成本核算方法不一樣，調增比例不一樣導致，而不是故意做假賬虛報導致。同時2009年度的企業所得稅67.6643萬元，在上訴人何XX任職期間未到申報交納期限，既不屬于漏稅，更不屬于逃稅。

再次XX地區地區地方稅務局【喀什地區地方稅務局(2010)17號】《稅務檢查報告》明確認定認定上述少交稅款的行為屬于運輸行業的核算模式不同和運輸行業車輛營運成本核算不規范等造成。并非是行為人故意虛假納稅申報造成，所以屬于漏稅行為。該《稅務檢查報告》在第28頁：“六、責任分析及稽查建議”部分，稅務機關的結論是：

1、通過對該公司的檢查，我們認為該納稅人存在的涉稅問題在于該運輸行為多年以來的經營管理和財務核算模式造成的。

2、目前，稅務機關對運輸行業的稅收征管，只是對內河，公路貨物運輸采取以票控稅，而“對客運收入難以控制”。

3、由于大多數營運車輛都是個人私有財產，采取掛靠經營方式，車輛營運成本是企業自行核定比例，比例不同，車輛營運成本就不一樣，導致運輸行業車輛營運成本核算不規范，不真實。

4、建議運輸行業自行加強企業所得稅匯算工作。嚴格按規定執行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的有關規定，加強成本核算，提高企業所得稅稅匯清繳的申報準確率。

5、喀什地區地方稅務局對單位也是按照“漏稅”來進行稅務處理的。稅務檢查報告第28頁載明：“以上該公司應補繳稅費2106246.44元，罰款2106246.44元，滯納金282009.95元，合計4494502.83元。”

從以上稅務機關認定的事實可以充分證實：稅務機關認定何才元所在單位：是因為改制而遺留下的管理混亂而導致賬目不清及核算成本模式的不同和運輸行業本身的特點，才存在漏交稅款的問題。所以本案發生的稅款98.91萬元屬于漏稅行為，而非單位故意逃稅犯罪行為。

二、一審法院判決將98.91萬元稅款中未到匯繳期限的企業所得稅84.56萬元認定為何才元的逃稅行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相違背。

1、2010年稅務稽查時何才元已經不再擔任董事長，稅務稽查根據其核算辦法，其中2007年應交所得稅168983.39元，2009年度應交所得稅676643.47元，合計為84.56萬元，該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期限為2010年1至5月份。一審法院判決錯誤地認定：何才元在任時，末對2009年度的企業所得稅進行申報的行為系“不申報”行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五條規定： “企業每一納稅年度的收入總額，減除不征稅收入、免稅收入、各項扣除以及允許彌補的以前年度虧損后的余額，為應納稅所得額。”根據該條之規定，何XX在2009年的企業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要在2009年12月31日過后才能產生，通過預繳和應繳的會計處理才能得出應納稅額。同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五十四條第三款規定：“企業應當自年度終了之日起五個月內，向稅務機關報送年度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并匯算清繳，結清應繳應退稅款。”之規定，該所得稅84.56萬元申報匯繳清算是在2010年1至5月，何才元在任時未到交納期限。

2. 何XX自2009年12月18日就不再擔任單位的董事長和法定代表人，那么公司的2009年企業所得稅及2010年核算出的07年所得稅申報清繳義務就應當由現任董事長、法定代表人*及財務部負責人*承擔申報匯繳義務。絕不可能讓已經離任而又無申報匯繳義務的何才元來承擔責任。

一審法院判決未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得稅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關于所得稅申報的時間問題，因此定性錯誤。同時刑法第二百零一條規定的是“逃避繳納稅款額”，是指逃避的到期的應納稅款額，而不是預征額。《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在企業所得稅預繳中對偷稅行為如何認定問題的復函》國稅函[1996] 8號明確規定：“企業所得稅是采取“按年計算，分期預繳，年終匯算清繳”的辦法征收的，預繳是為了保證稅款均衡入庫的一種手段。企業的收入和費用列支要到企業的一個會計年度結束后才能準確計算出來，平時在預繳中無論是采用按納稅期限的實際數預繳，還是按上一年度應納稅所得額的一定比例預繳，或者按其他方法預繳，都存在不能準確當期應納稅所得額的問題。因此，企業在預繳中少繳的稅款不應作為偷稅處理。”上述規定明確兩個問題，一是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是采取按年計算，分期預繳，年終匯算清繳。二是企業在預繳中少繳的稅款不應作為偷稅處理。

三、主觀方面何XX不但沒有逃稅的故意，相反而是采取各種手段積極交納稅款，并挽回了國家200多萬元稅款損失，而且個人沒有因此而獲取任何利益。同時更不存在指使或積極參與實施單位逃稅。

1、2009年8月11日何才元書面要求財務部直接負責人*清查賬目并在2009年9月11日前補交所有的稅款，*拒絕清查并交納稅款。

直至2009年7月何XX知道單位存在兩套賬，(其實也就是原來企業改制過程中被吸收企業賬戶未注銷，存在的兩個銀行賬戶)，并于2009年8月11日立即書面要求財務部直接負責人*清查并在2009年9月11日前補交稅款。*于2009年8月11日簽收何才元要求《關于清查漏交稅款的通知》后，還是拒不清查申報繳稅。

2、2009年9月在*拒不查賬繳稅的情況下，上訴人何XX以董事長名義委托天元會計師事務所強行對單位的賬目進行審計。

從一審定案證據我們均可知，何XX曾經要求單位財務部進行自查，但單位財務部沒有執行時任單位董事長何才元的自查通知，時任董事長何XX又主動聘請新疆天元會計師事務所對單位2001年至2009年期間的單位財務狀況進行審計。在審計期間，何XX對單位存放在以單位股東名義上的所有存款全部歸入單位賬戶。

3、2009年11月27日何XX再次通知*按照審計報告審計出的應交稅款交清所欠的全部稅款。

在《審計報告》出來后，何才元再次要求財務部主管*在2009年12月5日前完成各項漏稅清繳工作，并且向吳蓮申明，如果在2009年12月5日前沒有完成繳納，責任和后果均由*負責。

*收到公司董事長再次要求補繳稅款的通知后，依然拒絕交納，并將通知提交監事會，監事會認為損害股東利益同樣拒絕交納。

4、在公司拒不補繳稅款的情況下，為避免國家稅收損失，2010年4月7日上訴人何XX、XXX什地區地方稅務稽查局舉報公司漏稅行為。

稅務機關依法受理并立案調查，后于2011年12月12日做出了稅務處理決定和稅務處罰決定，限期2011年12月30前交納。在公司賬戶上有充裕資金交納稅款的情況下，公司依然以種種理由拒絕繳納稅款。這有喀什地方稅務稽查局2013年6月21日出具的《案件舉報人證明》證實了這一問題。

5.之后2012年2月9日何才元、何麗等18人要求稅務機關從公司賬戶上強行劃撥稅款。稅務機關后強行劃走了200多萬元應交的稅款。

何XX元以上行為充分證實其主觀上沒有逃稅的故意，更沒有因逃稅而獲取非法利益。相反是積極主動要求公司納稅，反對單位財務負責人*的違法行為，主動阻止違法行為的發生，只是公司財務負責人*拒不執行并拒絕繳納稅款。

四、客觀方面何XX在任時沒有違反稅收法律的規定，采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或者不申報的以逃避繳納稅款的行為。

1、一審法院認定何才元授意單位財務部設立兩套賬簿，末有事實根據和相應證據支撐。

對于公司兩套賬的問題何才元根本都不知情，根據指控和認定的證據，所謂的兩套賬簿，實際上是喀什地區旅客運輸有限責任公司擁有的兩個銀行賬戶，一個是XX地區旅客運輸有限責任公司自己已有賬戶，一個是XX地區涉外聯運有限責任公司的賬戶。兩個運輸行業公司于2001年3月27日經改制而成為現在的XX地區旅客運輸有限責任公司。在兩個公司合并時，XX地區涉外運輸有限公司的賬戶沒有注銷，由喀什地區旅客有限責任公司一直使用，因此，所謂的兩套賬簿不是在何XX的授意下設立的，而是自始存在的，一審庭審中對*的訊問可知，檢察院所指控的和一審判決所認定的“由何才元授意公司財務部設立兩套賬”的事實末有相應證據進行支撐。相反何XX在2009年發現有兩套賬的時候要求財務負責人*清查納稅，后*拒絕清查后，何才元要求審計部門強行將兩套賬合并審計，審計結果出來后何才元再次要求財務部負責人*按照審計報告的要求繳稅。

其次，兩套賬也不是構成逃稅的要件，關鍵看是否是為逃稅而立，一審法院認為只要有兩套賬就是逃稅，這種認定是違背事實和法律，結合審計報告的印證，何才元在任時，根本末有欺騙和隱瞞的逃稅行為。

2、“一支筆的財務制度”是公司的正確財務管理制度，但是他不包括法定的納稅申報審批，更不等于一支筆就是為了逃稅而設。

納稅申報無需法定代表人的批準，而且這么多年該公司交納稅款也沒有董事長的簽批才能交納。公章、財務章都在財務負責人*處，納稅報表只需蓋章直接交納申報。而且現行交納稅款財務負責人做完帳直接網上交納。所謂的一支筆財務制度是指公司非法定的經營性開支及日常開支需經法定代表人批準，納稅無需批準。何XX在整個過程中一直是多次要求財務負責人*查賬交納全部稅款，*拒不申報并交納稅款。

五、上訴人何XX依法不屬于本案“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負責人員”。財務部負責人*屬于直接主管納稅申報的負責人。

本案何才元作為法定代表人但其不直接管理財務、不直接做賬及申報納稅。綜合訴訟證據卷二第1頁2009年8月11日《關于清查漏交稅款的通知》和訴訟證據卷二第2頁2009年8月11日*向何才元出具的《收條》均可以證實出*才是單位的財務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上訴人何才元無權直接納稅申報，必須由*負責，如果何XX是財務負責人員，何XX就不用向*下發通知了，何XX就可以直接向稅務機關繳納稅款了。*作為財務部負責人納稅多少及申報納稅均是由其負責的。根據《刑法》第211條之規定 ：單位犯本節第二百零一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按規定處罰。那么本案單位如有逃稅行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只能是*。

六、上訴人何XX與*不構成共同犯罪，稅款無法繳納的行為最初是*一人操作完成的，何XX不知情。2009年12月8日何才元退休后是*與*串通故意不繳納稅款，所以*與*構成共同犯罪。

所謂“共同犯罪”，依據刑法第25條之規定：“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也即在主觀上要有共同的故意，在客觀上要有共同故意支配下的共同的客觀外在行為，共同的故意和共同的行為有機結合才構成共同犯罪，也就是說共同犯罪故意支配著客觀行為，客觀行為體現了共同犯罪故意。

主觀上上訴人何XX多次催促要求財務負責人*依法將公司所欠稅款全部交納，在*、*拒不繳納的情況下并向稅務機關舉報。所以上訴人何才元積極要求交納各項稅款的行為與*及*拒不繳納的行為的意志完全是相反的，不可能有共同故意。

在客觀要件上何XX連賬本都看不到更不存在與*共同實施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帳簿、記帳憑證或在帳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經稅務機關通知申報而拒不申報納稅等逃稅行為。再說本案客觀方面何才元不懂做財務賬，不懂財務操作怎么也無法與*完成本案的逃稅行為。

七、一審判決認定：“鑒于被告人何XX于2009年12月18日被公司股東會會議決議罷免公司法定代表人職務，后公司決策層管理人員明知公司存在偷逃稅款的行為，先后二次接到稅務機關下達的稅務處罰決定書、稅務處理決定書和稅務事項通知書后仍采取消極不履行繳納稅款的不作為行為”的事實，這是正確的，也有定案證據支撐。但這與上訴人何XX的行為沒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1、在稅務部門下達《稅務務處罰決定書》、《稅務處理決定書》時何才元已經不是該單位負責人，什么時候下達的上訴人何XX根本就不知道。何XX沒有履行稅務機關下達的稅務處罰決定書、稅務處理決定書和稅務事項通知書的特定的作為義務，同時也無法履行。

何才元與*就是否履行稅務機關的《稅務決定處理書》和《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末有進行過共謀，何XX在客觀上未參與*向稅務機關申請延期繳納稅款、滯納金和罰款的行為，亦未對*的“不作為”起過任何協助作用。從何才元的舉報行為和聯名18名股東要求繳稅的行為，均可證實，何XX對單位末履行《稅務決定處理書》和《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的事實，在主觀方面根本沒有任何罪過。

因此，一審公訴機關的指控主體是錯誤的，何XX依法不應當是本案刑事追究的主體。

2、不作為犯罪是以行為人負有特定義務為其前提和其核心構成要素。如果行為人沒有特定義務，就不可能成立不作為犯罪。一 審定案證據的證實，何才元自2009年12月18日起就不是單位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長了，因此，何XX依法不是本案真正的被追訴的刑事主體。

八、 造成單位在 2012年2月23日公安機關立案后被稅務機關強制扣劃的原因是現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長*及財務負責人*共同的“不作為”導致的，而不是何XX元的行為導致的。

1、何XX自2009年12月18日不是單位的董事長和法定代表人了，稅務機關進行稅務檢查時是由現任董事長和法定代表人*負責的，接收《稅務處理決定書》、《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和《催繳函》的是現任董事長及法定代表人*和財務主管人員*。

2、采取消極不履行繳納稅款的不作為行為的是現任單位法定代表人、董事長*和財務主管人員*。

3、何XX自2009年12月18日起就不是單位的董事長和法定代表人了。二次分期繳納申請書均可證實現任單位法定代表人、董事長*和財務主管人員*客觀上有“消極不履行繳納稅款的不作為”行為。

4、納稅人的納稅義務是憲法義務，不能以任何理由和條件來進行對抗，即使單位沒有履行能力，更何況本案稅務機關在下發《稅務處理決定書》、《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和《催繳函》時，單位賬戶上是有足夠資金，*的做虛假供述，*說單位賬戶上的錢不足夠一次性繳納，為何稅務機關依法扣劃和強制執行罰款時，的辯解也是沒有理由和根據的，*說一次性地繳納了影響單位的營運，從2012年3月7日和2012年4月12日起至今，單位還在營運交納完稅款沒有任何影響。從中我們得知是現任董事長、法定代表人*和財務主管人員*的消極不履行《稅務處理決定書》、《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和《催繳函》所確定的法定納稅義務，才導致公安機關在2012年2月23日進行了刑事立案。

5、何XX自2009年12月18日起就對單位喀什地區旅客運輸有限責任公司不負有“特定義務”。故此，何XX對稅務機關的《稅務檢查報告》、《稅務處理決定書》、《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催告函》的履行依法末有法定義務。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變更屬于其公司內部人員的調整變化，在公司依法存續期間，法定代表人的更迭不構成影響公司民事責任承擔的法定抗辯事由。現任喀什地區旅客運輸有限責任公司的董事長、法定代表人*對稅務機關的《稅務檢查報告》末有依法及時補繳，對《稅務處理決定書》、《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拒不履行，也不提起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對《催告函》更是置若罔聞。由此可見，*、*的“不作為”的主觀罪過事實非常清楚。

九、本案定罪的證據間相互矛盾，達不到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

1、本案《稅務處理決定書》、《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稅務機關的偷稅說明》不是鑒定證據，不得作為本案定案依據使用。

一審法院認定本案構成逃稅的關鍵證據就是《稅務處理決定書》、《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稅務機關的偷稅說明》。本辯護人認為：逃稅案件是專業性較強的刑事案件，逃稅行為是否發生，應經專業機構鑒定。這種鑒定，應是嚴肅遵循《刑事訴訟法》做出的。稅務機關在此前的稅務處理中所作的《稅務處理決定書》、《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稅務機關的偷稅說明》只是行政處罰意義上的文件，不是《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即“ 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決案件中某些專門性問題的時候，應當指派、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鑒定。”的鑒定證據，所以說《稅務處理決定書》、《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稅務機關的偷稅說明》不是本案的合格證據，不得作為定罪使用。

2、本案何XX主觀上積極要求納稅的而財務負責人拒不繳納的事實及證據非常清楚，而且是直接證據，并非證人證言傳來證據。

3、本案辯護人向二審法院出具和提示的證據，充分證明何才元不構成逃稅罪。

綜觀全案，一審法院判決何XX構成逃稅罪證據不足，認定的事實不清，無罪無疑，不存在所謂的“疑罪從無”。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第6條規定：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堅持疑罪從無原則，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請求二審法院依法撤銷原審判決，依法直接改判無罪。

綜合上面所說的，逃稅是我們每一個公民都不允許發生的事情，在企業發生此類罪行之后如果有證據證明自己是積極的補交款項，那么是可以寫辯護詞來為自己辯護的，因此，在寫的時候就要按照實情來寫，這樣法院才會受理自己訴求，從而取得勝訴的可能性。

偷稅罪還是逃稅罪是怎么區分的

根據規定逃稅罪能判緩刑嗎？

逃稅罪的量刑標準是怎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