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涉黑犯罪組織辯護詞是怎樣的

涉黑犯罪組織辯護詞應該是辯護人對全案的基本看法，辯護的理由、觀點：主要辯護被告人無罪、罪輕或應該予以減輕甚至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意見和根據。最后請求法院對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減輕或免罪。明辯護人的姓名以及發表辯護詞的時間。首先，對于公訴機關提供的用以證明被告人曹某涉嫌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搶劫罪、尋釁滋事罪、聚眾斗毆罪、非法拘禁罪以及故意傷害罪的證據不能作為本案認定事實的依據，理由如下：

首先，眾所周知，合法性、關聯性、客觀性是刑事證據必須具備的三項基本特征。在刑事案件中，用于指控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的證據必須具有這三項基本特征，否則依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不能作為認定犯罪嫌疑人有罪的依據。

證據的合法性，是指訴訟證據必須是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程序而取得的事實材料。證據的這一特征表明：訴訟證據的提供、收集和審查，必須符合法定的程序要求。無論是公安司法人員收集證據，還是當事人或其他訴訟參與人提供證據，都應當合法，否則就不能作為訴訟證據。為此，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明確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刑事訴訟中，非法取得的證據，不管從在證據理論還是從訴訟理論上，講都應當予以排除，這些證據是不具有證據效力的，更不得作為定案的依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守所條例實施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到看守所提訊人犯，必須持有加蓋看守所公章的《提訊證》或者《提票》。看守干警憑《提訊證》或者《提票》提交人犯。看守所應當建立提訊登記制度。對每次提訊的單位、人員和被提訊人犯的姓名以及提訊的起止時間進行登記”。上述條例實施辦法明確規定了公安機關等國家公權力機構在去看守所提訊犯人時必須持加蓋公章的《提訊證》或者《提票》才能提訊人犯，在提訊完人犯之后《提訊證》或者《提票》必須隨卷移送。然而，對于公訴方在庭審上出示證據，特別所出具的犯罪嫌疑人被羈押到所關押的看守所之外所做的訊問筆錄，并沒有同時向法庭以及辯護人出示相關的《提訊證》或者《提票》。很顯然，本案偵查機關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的程序違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守所條例實施辦法》的相關規定。上述訊問筆錄的形成過程違反了法律的規定，不具備刑事證據中合法性的基本特征。

其次，被告曹某所做的訊問筆錄多次是其被帶到永安看守所之外的其他場所所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守所條例實施辦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提訊人犯，除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或者宣判外，一般應當在看守所訊問室。提訊人員不得少于二人”。公訴機關出具的偵查機關所作的訊問筆錄的制作過程違反了上述實施辦法的規定，不符合和刑事證據的合法性特征。

綜上，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第61條明確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以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故公訴方在庭審中出示的用以證明被告人曹某構成涉嫌指控的犯罪的證據依法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二、辯護人對被告人曹某涉嫌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搶劫罪、尋釁滋事罪、聚眾斗毆罪、非法拘禁罪以及故意傷害罪等個案辯護意見如下：

1、被告人曹某僅是涉嫌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一般參與者

首先，被告人曹某并非其所涉嫌參與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

所謂“組織者”，是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發起人、組織人，在黑社會性質組織中起核心主導地位的人。所謂“領導者”，是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指揮人，在黑社會性質組織起指揮作用，一般是指率領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進行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人，在黑社會性質組織也起著核心主導地位。“組織者、領導者”，通常是指組織、領導、策劃、指揮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活動的人，他們一般是該組織成立初期就已近是該組織的成員或是參加組織時間較長的人。本案被告丁某所涉嫌組織領導的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從2001年開始為達到控制沙縣小吃在全國各地面廠的生意就伙同他人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直到本案案發時該組織已有十多年的發展時間。值得注意的是本案被告曹某2001年剛剛中學畢業還未踏上社會，2004年至2008年期間因故意傷害被判處有期徒刑在清流監獄服刑，也就是從2001年至2008年期間這段時間根本沒有機會認識丁某。雖然被告人曹某在2008年3月份跟隨鄭去強占他人面廠，但直到2009年經鄭引見之后才真正與丁某進行接觸，這就在時間上否定了被告人曹某有機會成為該涉嫌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或領導者。

在案發前被告人曹某并沒有組織、領導過對該涉黑組織發展的壯大起到作用的違法犯罪活動。從起訴書中被告人曹某所涉嫌參與的六個犯罪活動中，曹某都不是組織者、領導者或策劃者，其所涉嫌的案件都是其受他人指使或安排，并沒有起到組織或領導的作用，在其參與到所涉嫌犯罪活動行動之前，丁某或其他組織領導者并沒有與其有過任何的協商或探討。按照正常的邏輯，假設被告人曹某作為該涉黑組織的組織者或領導者，在其參與涉嫌的犯罪活動前，其理應會參與到其他組織領導者的商討或策劃中，但通過曹某本人的訊問筆錄、其他涉案人員的訊問筆錄以及庭審中辯護人對曹某及其他被告人的發問情況可相互印證曹某在所涉嫌參與的犯罪活動并沒有起到組織或領導的作用。這也證實了被告人曹某在該涉黑組織中并沒有很高或較高的地位。

其次，被告人曹某并非本案所涉嫌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積極參加者。

所謂“積極參加者”，是指表現出積極的心態而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在黑社會性質組織積極充當打手，沖鋒陷陣的人，一般是在組織者、領導者的組織、策劃、指揮、領導下，積極進行各項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人，也就是所謂“骨干成員”。被告人曹某在所涉嫌的違法案件中并沒有發揮主要或主導的作用：涉嫌搶劫案中是鄭明明沒有明確告知其去佛山何事的情況下被帶到現場，聚眾斗毆案中是章明忠通知其到三名天上人間夜總會，非法拘禁案中是由張金文電話通知其到場，故意傷害案件中，也是在丁某的指使之下對吳福兒進行毆打。除此之外，被告人曹某對于該涉黑組織所涉嫌從事的多項強迫交易、敲詐勒索以及開設賭場等違法活動，并沒有參與。

綜上，該涉黑組織在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前并沒有人與被告人曹某進行商談，在實施涉嫌的犯罪活動時，曹某在其中也沒有起到領導作用，對于該涉黑組織眾多的違反犯罪活動曹某并沒有參與。被告人曹某在該涉黑組織之中并沒有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也不能夠左右該涉黑組織所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其僅是該涉黑組織一般的參與者。

2、搶劫罪

(一)被告人曹某在涉嫌搶劫的第一起案件中僅起到次要與輔助作用，是從犯。

首先，搶劫罪行為人在主觀方面必須出于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被告人曹某訊問筆錄中多次確認其參在與涉嫌搶劫羅村面廠之前鄭某僅告知帶其去辦事，但并沒有說明其要其去做什么事，到之后才知曉要盤面廠。但具體如何盤面廠，因在此過程中是鄭某等人對進入面廠與周光水進行交涉，被告人曹某并不知曉雙方交涉的具體細節內容，當時只是起到助勢作用。此后也是受鄭某以及該面廠股東之一陳某等人的安排對面廠進行日常經營管理。被告人曹某在此整個過程中并不是該涉嫌犯罪活動的組織、領導者也沒有積極的參與強占面廠的行為如持械前往，僅認為是股東是在跟換面廠股東，沒有出于故意而去實施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為目的的行為。被告人曹某的行為在該涉嫌犯搶劫的罪活動中僅起到次要作用。

其次，從章某等人的供述中可以了解到該面廠當天的營業款已經由周匯至鄧某敏的賬戶上，被告人曹某并沒有搶走該面廠的當天貨款。且被害人鄧某敏與證人黃某等人在該面廠股份構成上的表述有明顯的矛盾差異(鄧某敏表示該面廠股東只有她一人，而黃某表示黎某勝也是該面廠股東)，從刑事證據的舉證角度分析，如果證人證言之間存在相互矛盾的問題，該證人證言就不能予以采納，故鄧某敏表示貨款8000元被劫取的證據依法應不予采信，不應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此外，面廠內停放的摩托車系丟失，而非被告人等劫走。

(二)第二起涉嫌搶劫陳村面廠的犯罪活動被告人曹某并沒有參與。

首先，黃某輝2008四月份要去盤陳村面廠時是因不知如何目的地去才讓被告人曹某帶其去，這在辯護人庭審時向黃某輝的發問可以證實。黃某輝當時并未告知被告人曹某要如何去盤面廠，被告人主觀上并不存在非法占有他人的財物的故意。

其次，4月2日當天，被告人曹某并未攜帶任何器械到面廠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要求鄧勇將面廠出讓，其他被告人是如何鄧某協商面廠轉讓的事宜被告人并不清楚，被告人也不清楚雙方是否對轉讓條件達成一致。

再次，被告人曹某在將黃某輝帶至陳村面廠之后不久就返回羅村面廠，起訴書所指控的次日上午其他被告人將該面廠1800元貨款拿走的行為被告人曹某并沒有參與也不知情。

第四，根據其他被告人如黃某輝等人在詢問筆錄以及庭審中的陳述，黃某輝將該面廠盤下之后向鄧某支付了相應的對價，者證明了事實并非鄧某所說的面廠系被搶走，且鄧勇在此事發生一個月之后才向公安機關報案，也顯然不符合常理。故該也行為不應當認定為搶劫行為。

綜上，被告人曹某在2008年4月2日將被告人黃某輝帶至陳村面廠之后就回到村面廠，2008年4月3日并沒有在到陳村面廠，黃某輝等人也是在支付對價之后取得該面廠經營權。被告人曹某在主觀上沒有非法搶占他人財物的故意，在客觀上也沒有實施任何暴力或暴力相威脅的行為，故起訴書指控的被告人曹某涉嫌搶劫鄧勇所有的陳村面廠的罪名不應成立，懇請法庭能夠依法查明事實。

3、被告人曹某并沒有參與起訴書所指控的兩起尋釁滋事犯罪活動。

首先，2008年4月份，被告人曹某在羅村經營管理面廠，在章某忠等人收購王某敏的面廠時，被告人曹某并不知曉該事也，沒有參與到該活動中。辯護人庭審中向其他被告人如章某忠發問被告人曹某是否有參與到該收購面廠活動，章某忠明確表示曹某沒有參與。本案證人林某在庭審時也明確確認被告人曹某并沒有參與到收購王某敏面廠的活動，也沒有在2008年4月13日以及同年4月15日恐嚇毆打面廠工人以及打砸、損毀王某敏所有的面制品。再者，曹某在偵查階段的所有詢問筆錄中也沒有提及到其有參與到該起案件中，公訴方并沒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被告人曹某有參與到這起涉嫌尋訊滋事的案件中。

其次，2009年9月2日晚，被告人曹某接到被告人黃某輝電話通知其去唐會，當時黃某輝并沒告知其去做何事。到唐會時被告人曹某才聽說張立輝被人毆打，當時張某輝已經被毆打完，見沒有其他事，其便準備起身離開。在民警到達現場時被告人曹某已經離開現場，并沒有參與到此后其他被告人對民警的圍攻起哄中。被告人曹某在詢問筆錄中也多次對此予以澄清，這與庭審中辯護人向陸某森等人的詢問情況可以相互印證。

在此，辯護人懇請法庭能夠依法查明上述兩起尋釁滋事案件的事實真相，以維護被告人曹某合法權益，以免造成錯案冤案的產生。

4、被告人曹某在其所涉嫌的聚眾斗毆中并不是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僅是一般的參與者。

首先，被告人曹某其對要去打架斗毆事先并不知情，2010年8月31日丁某涉嫌指使章某忠帶人到三明天上人間與天馬夜總會找人斗毆，章某忠電話通知被告人曹某到三明天上人間，但電話中并未告知其要去斗毆，章某忠對此也在庭審中回答辯護人發問時也予以確認，這一點可以充分證實被告人曹某在該起案件中并非組織者也非領導者。對于鄧某斌是否是被告人召集?這一點鄧某斌本人在庭審中也確認，當時其同被告人曹某一同在街上，因曹某是其朋友，其就跟隨曹某一起去。辯護人認為曹某自身原本就不知道要去打架斗毆，故其在主觀上并沒有召集鄧某斌去斗毆的故意。

其次，辯護人在庭審中也曾向鄧某斌發問過到天上人間之后被告人曹某后來的去向，鄧某斌明確表示曹某與阮某華此后去紋身店紋身，并沒有去天馬夜總會。這與被告人曹某在其訊問筆錄之中的陳述也是一致的。

在此過程中，被告人曹某事先并未參與到此前的糾紛中，也不知是要去打架斗毆，此后沒有去夜總會而是去紋身店紋身也證明其在主觀上已經放棄打架斗毆念頭，主觀上并沒有想積極地參與到打架斗毆的違法活動中，且之后公安局列東派出所最終也制止了該刑事案件的發生。被告人曹某在本起聚眾斗毆中僅為一般的參與者，且中途就放棄了犯罪念頭，其行為更為符合《治安管理處罰法》中結伙斗毆的未遂的情行，希望法庭在對其定罪量刑上能夠予以充分考量。

綜上所述，在實際的案件審理中，被告人的辯護詞都是由代理律師來書寫，而律師為自己的當事人進行辯護也是需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圍內，而且辯護理由是其中主體的內容，寫好理由才是非常的關鍵，并且個人的認罪態度也十分的重要。

如何認定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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