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類發明汽車以來,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人員傷亡逐年上升,已經成為除戰爭以外導致人員傷亡的最主要的原因。我們國家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社會經濟的發展日新月異,交通運輸業日益發達,為加快我們國家的現代化建設的步伐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不容忽視的是,由此帶來的交通事故也越來越多,給國家、集體和公民的人身和財產權利造成了重大損失,尤其是有的駕駛員為了逃避責任,肇事后有的是逃離現場,致死傷者于不顧,造成傷員搶救不及時因延誤治療而死亡,并且給事故的認定以及責任追究帶來了極大的不便,更有甚者,甚至將傷者拋棄于偏僻的地方任其死亡或者再將傷者碾軋致死,已經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新刑法將“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作為普通肇事案件的兩個情節加重的情形(有學者認為是結果加重犯)列入刑法條文,其目的就是通過立法的手段來防止上述兩種情形的發生而達到保護公民人身和財產安全的目的。
下面,就交通肇事罪的構成要件及如何正確的理解和把握“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兩種情形進行一下簡單的探討:
二、交通肇事罪的構成要件
交通肇事罪,是指違反交通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
(一)犯罪主體
本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即凡年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構成。其中,本罪的主體可分為兩大類:
1.交通運輸人員:交通運輸人員不僅僅包括在火車、汽車、電車、船只、航空器等交通工具上的駕駛人員,而且還應當包括一切直接從事交通運輸業務和保證交通運輸的人員,比如(1)交通設備的操縱人員,如扳道員、巡道員、道口看守員等;(2)交通運輸活動的直接領導、指揮人員,如船長、機長、領航員、調度員等;(3)交通運輸安全的管理人員,如交通監理員、交通警察等,他們擔負的職責同交通運輸有直接關系,一旦不正確履行自己的職責,都可能會造成重大交通事故。
2.非交通運輸人員,如非司機違章開車在交通運輸中發生重大事故,造成嚴重后果的,也構成交通肇事罪的主體。此外,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或者機動車輛承包人指使、強令他人違章駕駛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上述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或者機動車輛承包人,也可以成為本罪的主體。
(二)犯罪客體
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體是交通運輸的安全。交通運輸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緊密相連,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就會危及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因此,其本質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三)犯罪的主觀方面
交通肇事罪的主觀方面表現為過失,包括疏忽大意的過失和過于自信的過失,這種過失是指行為人對自己的違章行為可能造成的后果而言。行為人在違反規章制度上有可能是明知的,如酒后開車、超載、超速等,但對自己的行為造成的后果應當預見而因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者雖已遇見但輕信能夠避免,以致造成了嚴重后果。
(四)犯罪的客觀方面
交通肇事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在交通運輸活動中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其中上述表現可分為四個不可分割的部分:
1.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必須發生在交通運輸的過程中。這是交通肇事罪的空間范圍。如果事故發生在交通運輸過程以外的空間內,比如倉庫、車間、洗車房等地方正在進行的裝卸、修理、洗車等過程中發生重大事故,則不能構成交通肇事罪。因為交通肇事罪雖然在客觀危害結果上可表現為人員傷亡或公私財產的重大損失,但是交通肇事最是一種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其客體是危害社會的公共安全,而交通肇事行為要實際地危害公共安全,則它必須是發生在交通運輸過程中或與正在進行的交通運輸活動存在著關聯,否則,作為肇事行為則無法危害公共安全不能構成交通肇事罪。①
2.行為人必須違反了交通運輸管理法規
在交通運輸中實施了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行為,這是發生交通事故的原因,也是承擔刑事責任的法律基礎。所謂交通運輸管理法規,是指保證交通運輸正常進行和交通運輸安全的規章制度,例如《機動車管理辦法》、《城市交通規則》等,具體可表現為無證駕駛、酒后開車、航空駕駛人員故意不與地面聯系等作為和不作為的行為。
3.必須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嚴重后果。這也是構成交通肇事罪的必要條件之一。行為人雖然有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行為,但是沒有造成法定的嚴重后果的也不能構成交通肇事罪。
4.行為人的違章行為和造成的嚴重后果之間必須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系。如果違章行為和后果之間沒有因果關系則不構成本罪。
三、關于“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的理解
所謂交通運輸事后逃逸,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為逃避法律追究或者由于恐懼心理,而逃離現場,置死、傷者于不顧的行為。由于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的往往給事故的認定造成不便,同時使傷者得不到及時的救助,有可能造成危害結果的進一步擴大,其主觀惡性較普通肇事要大,因此刑法將交通肇事后逃逸作為一種加重處罰的情節,規定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由于交通運輸后逃逸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當中屬界于普通肇事罪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情節當中的情節,因此,對“交通運輸后逃逸”的范圍有必要加以嚴格的界定,以便和上述兩種情節相區別。
筆者認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情節應當具備以下的條件:
(一)行為人的行為已構成了交通肇事罪。即行為人的行為已經符合了普通肇事罪的全部構成要件。行為人的違章行為已經造成了致人重傷、死亡或者
①參見趙*志主編:《刑法爭議問題研究》(下)**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頁
使公私財產遭受了重大的損失。這是對行為人的逃逸行為加重處罰的前提條件。發生輕微的肇事后逃逸的不能適用本條的規定。需要指出的是,為了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節相區別,這里有必要對“交通肇事后逃逸”情節中所造成的客觀危害結果加以限制,筆者認為,“交通肇事后逃逸”雖然有可能使危害的結果進一步的擴大,但必須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其中包括1.致人重傷的,傷者沒有死亡,或者傷者的死亡與行為人的肇事后逃逸的行為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的。比如傷者在送往醫院的過程中又發生其他的交通事故而死亡,或者在治療的過程中因醫生的過錯而導致死亡的,或者有其他的因素介入,致使逃逸行為和傷者的死亡之間的因果關系中斷的。2.被害人當場死亡的,或者傷勢特別嚴重,即使及時地搶救也不能挽回其生命的。一、引言隨著人類發明汽車以來,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人員傷亡逐年上升,已經成為除戰爭以外導致人員傷亡的最主要的原因。我們國家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社會經濟的發展日新月異,交通運輸業日益發達,為加快我們國家的現代化建設的步伐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不容
(二)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有明知的故意。即行為人明知發生了交通事故而故意逃逸的。這要根據案發當時的實際情況來分析判斷,如果行為人不知道發生了交通事故而繼續駕駛運輸工具駛離現場的,則不能適用本情節處罰。如甲某駕駛兩輪摩托車馱載其朋友乙某某(二人均喝酒過量)超速行駛時,因路上顛簸,乙某某從摩托車上跌落頭部著地,致顱腦損傷而當場死亡。而當時甲某對此一無所知,仍然繼續駕車狂奔,直至被人發現將其截獲。本案中,甲某雖然離開了現場,但因其主觀上對乙某某墜地身亡這一交通事故并不“明知”,故不宜認定其“交通肇事后逃逸”,只能認定其構成一般交通肇事罪。需要強調的是,這里所說的“明知”,是指行為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如果行為人“應當知道”自己的行為造成交通事故而裝作不知道,逃離事故現場的,仍應認定為“交通肇事后逃逸”。
(三)行為人的逃逸行為僅限于“逃離事故現場”
這是對逃逸行為的時間和空間所作的必要的限定,有的學者指出:實踐中有的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雖然沒有逃離現場(有的是不可能逃跑),但是在將傷者送到醫院后或在等待交通部門處理時畏罪逃跑,這種逃避法律追究的行為同樣惡劣,也應當受到法律嚴懲。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②參見張軍主編:《解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刑事、行政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91頁。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條便采納了這種意見,規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而不僅限于“逃離事故現場”。也有學者認為,“交通肇事后逃逸”宜僅限于“逃離事故現場”,理由如1.從主觀過錯上看,交通肇事罪是一種過失犯罪,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并不深,因此,對其處理不宜過重,具體把握尺度也宜寬不宜。2.從客觀行為表現看,那些肇事后沒有立即逃跑的行為人,一般都當場實施了積極的救助行為,對救治被害人和挽回經濟損失均起了一定作用,與那些肇事后即逃離事故現場,對被害人不聞不問的行為人相比,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3.由于《解釋》對“交通肇事后逃逸”沒有對逃離的時間和場所加以限定,則必然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只要是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無論何時、何地逃跑,都應視為“交通肇事后逃逸”。這個結論顯然站不住腳,而且和其他法律規定有所沖突。如司機江某駕車肇事,致李某重傷,江某立即打電話報案,并組織將李某送至醫院搶救,終因李某傷勢過重醫治無效而死亡。公安
機關依法將案件立為刑事案件進行調查,并對江某取保候審。在調查過程中,江某因害怕被判入獄,逃至外地,后被公安機關抓獲。若按照《解釋》的規定,江某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到外地,當然是“交通肇事后逃逸”,應判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從本案的實際情況看,相信沒有人會認為江某的行為屬于“交通肇事后逃逸”,他只是一般的交通肇事犯罪。當然,江某在案發后畏罪逃跑,違反了我國《刑訴法》第56條關于取保候審期間的有關紀律規定,對于這種程序上的違法行為,只需責令江某具結悔過、重新交納保證金、提出保證人或者監視居住、予以逮捕即可,在實體上最終只能以交通肇事罪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不能以“交通肇事后逃逸”對其加重處罰。一種行為得出兩種不同的判決結果,顯然有悖于法律的統一性。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認為不能將“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范圍做擴大的解釋,就交通肇事罪而言,刑法保護的對象是公共安全和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刑法之所以將“交通肇事后逃逸”作為一種加重處罰的情節,是因為行為人的逃逸行為使危害結果有可能進一步的擴大,其有較大的主觀惡性,如果行為人沒有逃離現場,積極地搶救傷員和財產,那么他在自己的能力之內已經做出了防止危害結果進一步擴大的努力,就事故本身來說,和普通肇事沒有質的區別,至于后來害怕被追究刑事責任而逃逸,其行為妨害的是司法制度的嚴肅性,對公共安全和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不會產生質的影響,如果將“交通肇事后逃逸”理解為任何時候逃避法律的追究都是逃逸的話,那么就可能出現即使行為人積極地搶救了傷員并提供了足夠的醫療費用后,為逃避刑事責任而逃逸,后來被害人經搶救無效死亡的,對行為人也可以按“因逃逸致人死亡”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擴大理解,顯然違背了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因此,筆者認為,“交通肇事后逃逸”應僅僅限于行為人逃逸現場的行為,不宜做擴大的解釋。
(四)“肇事后逃逸”的目的是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
現實中,行為人肇事后逃逸的情況很多,但逃逸的目的,有的是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而有的人是為了害怕被被害人的親屬圍攻和毆打而逃逸,不能一概的認為逃離了現場就是“肇事后逃逸”,如果行為人為了害怕被圍攻毆打而逃離現場,事后及時向事故處理部門報告并自愿接受處理的,不應當認定逃逸。但行為人處于上述原因逃離現場后,沒有及時的報告事故處理部門并逃避法律追究的,應當認定其“交通肇事后逃逸”。
四、關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解
刑法規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被害人因其逃逸行為得不到及時救助而死亡的情形。由于行為人的行為導致了本來不必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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