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被告人王某與浦某(另案處理)預謀唆使他人販毒并向公安機關舉報以獲取獎勵費，并將“頭痛粉”偽造成“海洛因”，先后三次以許諾事后給予金錢為誘惑，分別唆使羅某、左某、羅某某(其中羅某某、羅某不滿十八周歲)參與販毒，同時向公安機關舉報上述販毒線索。羅某某、左某、羅某在交易“海洛因”時被當場抓獲。事后，被告人王某與浦某從公安機關領取舉報線索獎勵費人民幣3700元。

分歧意見：關于被告人王某的行為如何定性，有以下四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王某騙取獎金的行為雖未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但行為性質惡劣，可認定為“有其他嚴重情節”，構成詐騙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王某為騙取獎金，誘惑三名青少年販毒并受到刑事追究，構成誣告陷害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王某教唆他人販毒又在偵查階段提供證言證明三起毒品犯罪的經過，浪費了司法資源，破壞了司法秩序，構成偽證罪。

第四種意見認為，王某的行為構成(教唆)販賣毒品罪。

評析：筆者贊同第四種意見，本案應認定被告人王某構成(教唆)販賣毒品罪。理由如下：

首先，被告人王某不構成誣告陷害罪。誣告陷害罪要求行為人意圖使無辜的人受到刑事追究，本案中羅某某等三人并不知道所販系假毒品，屬在販毒故意的支配下實施了販毒的行為，已構成販賣毒品(未遂)罪，王某舉報的系客觀發生的犯罪行為，并非捏造事實，不符合誣告陷害罪的客觀要件。

其次，被告人王某不構成偽證罪。本案中王某對與案件有重要關系的情節故意作虛假證明，并意圖陷害他人，但其只是未如實交代自己教唆他人犯罪的事實，對羅某某等人的行為屬如實提供證言。而且事后查實王某系本案的當事人，直接排除了其證人的身份，不符合偽證罪的主體資格，其虛假證明系逃避自身刑事責任的虛假供述行為。

最后，被告人王某構成(教唆)販賣毒品罪。被告人王某的行為已獨立構成販賣毒品的教唆犯。我國刑法中的教唆犯，并沒有作專門的規定，而只是附帶規定在共同犯罪章節中，但這并不說明教唆犯是附屬于共同犯罪的一種情形。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對于教唆犯，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立法已經明確規定教唆犯并不以共同犯罪為必要，可以獨立成罪并具有獨立的可罰性。事實上，教唆犯的本質即造意犯，其獨立可罰性就在于制造了潛在的犯罪人，從而對社會構成了嚴重危害的危險性。本案被告人王某采取利誘的方式，唆使本無販毒犯罪故意的羅某某等三人產生了犯罪故意并最終實施了犯罪。根據主客觀一致的原則，其教唆行為已經具備獨立成罪的基礎。由于王某具有誘使他人實施販毒的明確故意，且羅某某等人最終均實施了販賣毒品犯罪，王某的行為已獨立構成販賣毒品的教唆犯。

另外，被告人王某的行為同時構成詐騙罪。本案被告人王某從公安機關騙取的獎金為3700元，但根據浙江省的規定，個人詐騙4000元以上的，屬于“數額較大”。所以，如僅憑數額認定，王某尚不構成詐騙罪。但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將“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作為詐騙罪的加重情形，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此，筆者認為，刑法規定的本意應理解為：行為人詐騙行為達到“數額較大”但不到“數額巨大”，又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也構成詐騙罪的加重犯，應在三年至十年的幅度內量刑。此外，根據該精神，可以拓展理解為行為人的詐騙數額雖未達到“數額較大”，但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也構成詐騙罪的基本犯。本案被告人教唆他人販毒并檢舉的行為，嚴重妨害了司法并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可視為詐騙犯罪構成要件中的“其他嚴重情節”。

因此，本案被告人王某為詐騙實施了教唆他人販毒并檢舉的行為，數行為之間具有目的行為與手段行為的牽連關系，其行為同時觸犯了販賣毒品罪與詐騙罪條款，構成販賣毒品罪與詐騙罪的牽連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準有關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多次販毒的，屬于“情節嚴重”，應當判處三年至七年有期徒刑。本案被告人王某先后三次教唆他人販毒的行為，情節嚴重，并具有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販毒的從重情節，依法應當在三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幅度內從重處罰。故根據牽連犯“擇一重處”的處理原則，應認定王某構成販賣毒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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