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做主，信息公開行政訴訟是提現國家依法治國，人民當家做主的根本，也是保障了人民有參與權、監督權、知情權其他合法權益，可以讓人人民更好的了解政府，監督政府。下面小編就給大家介紹一下什么是信息公開行政訴訟。

一、信息公開行政訴訟的復合屬性

在行政訴訟法學中，主觀訴訟與客觀訴訟是一對常用的說明性概念，它們與訴訟目的、原告資格、判決效力的范圍等密切相關。而信息公開行政訴訟的特殊性就在于兼有主觀訴訟與客觀訴訟的屬性。

(一)關于主觀訴訟與客觀訴訟的區分

在19世紀末之前，訴訟一般就是通過個人的權利來定義的，訴訟僅為權利糾紛的解決。但隨著撤銷之訴的發展，法院審查的重點由個人的權利是否受到侵害轉為行政機關是否越權，人們對訴訟性質的認識就出現了不明之處。狄驥明確主張，撤銷之訴是客觀訴訟，此后主觀訴訟與客觀訴訟的區分才在法國行政訴訟理論中得到廣泛使用。在當時的法國，通常是根據法官的權限這種外部標準對訴訟作出分類，狄驥對此提出批評，并從訴訟標的的內在視角提出了自己的客觀訴訟說。他認為，在作出一定的行政行為時，該行政行為是否產生、變更或消滅主觀性法律地位，提出這種法律問題的行政訴訟是主觀訴訟;這種主觀訴訟只有因主觀上法律地位而獲益的人才能提起，其判決的效力僅及于主觀性法律地位的范圍。對于行政行為是否侵害了法律的規定，法官必須判定的只是客觀法的問題。這種訴訟就是客觀訴訟，只能對具有變更客觀性法律地位之客觀性質的行政行為提起，其判決具有一般性效力。他的客觀訴訟說也成為法國的通說。但法國在討論訴訟的客觀性和主觀性時，并不明確區分法律問題的視角和訴訟目的的視角，而訴訟中法官應解決的問題是侵犯法準則或客觀性法律地位，還是侵犯主觀性權利，與該訴訟制度的目的是保護個人權利還是確保行政的合法性，這是兩個不同的視角。正是因為在劃分標準上存在分歧，法國主張撤銷之訴是主觀訴訟者也一直都存在。

而在德國、日本，正是從訴訟目的、制度功能的角度來區分主觀訴訟與客觀訴訟。在德國行政訴訟制度建立時期，在行政法院的功能上存在過權利保護說(因私人的主觀公權利受到侵害而提供權利救濟)和法規維持說(對行政行為進行客觀法審查)的對立，這就對應著主觀訴訟與客觀訴訟的區分。在日本，通說性理解是，所謂主觀訴訟，是指以保護個人權利利益為目的的訴訟;而客觀訴訟，是指以保障法規的客觀公正適用或一般公共利益為目的的訴訟。前者僅有個人權利利益者才能起訴;而后者則不限于此，有時即使是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者，在法律上也廣泛認可一般民眾和選民等提起訴訟。這種稱為民眾訴訟，但客觀訴訟在邏輯上并不當然成為民眾訴訟?？陀^訴訟不以權利為前提。在訴訟程序上賦予誰原告資格是訴訟政策考慮的問題，客觀訴訟中的原告和被告是服務于維持法秩序這一公共目的的“訴訟程序上的技術性當事人”。主觀訴訟的裁判效力原則上僅及于當事人之間，而客觀訴訟的情形則相反，客觀訴訟的判決是對客觀合法性的確定，原則上具有對世的效力。也是因為判決效力及于沒有參加訴訟的第三人，所以就必須采用職權探知主義，更加注重發現案件的實體真實。下文即基于德日這種通說性理解來分析信息公開行政訴訟的特殊性。

(二)信息公開行政訴訟的特殊性

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可謂現代民主政治和人民主權原則的產物。信息公開制度具有公共性，它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制度宗旨上的公共性。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主要是服務于知情權，讓民眾知悉政府的信息，以監督政府的活動，其宗旨具有公共性。第二，政府信息的公共性。政府信息主要由個人信息、社會信息和機關信息構成，其來源主要包括行政機關收集信息、行政機關生產信息、社會主體主動向行政機關提供信息三種。行政機關使用公共資金收集、生產或管理信息。如此，政府信息具有公共資產性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任何人均可自由而平等地使用。

但在這種監督政府依法行政的公共職能之外，政府信息還有增值使用的服務價值。在信息社會，信息本身就是重要資源。民間可以將政府信息(特別是氣象數據、交通數據和房地產信息等)用于自己的生活生產之中。歐盟曾于2003年頒布《歐盟公共部門信息再利用指令》，德國也于2006年專門制定了《政府信息再利用法》。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1條也明確將“充分發揮政府信息對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和經濟社會活動的服務作用”列為立法目的之一，只是《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1條將“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進依法行政”列為首位的立法目的而已。鑒于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幾乎沒有區分政府信息的這兩種功能，對政府公開供增值使用的政府信息行為并未作出特別限制(諸如能否特別收費、是否需要政府授權、有無特殊資質要求、能否獨家授權等問題)，下文主要就一般信息公開的首要職能部分展開分析。

雖然信息公開是現代民主政治的要求，但政府往往囿于傳統思維而不會主動公開應公開的信息，這時才有了知情權成為權利的必要。通說認為，知情權雖然在我國憲法中并未規定，但屬于推定的憲法權利，是公民行使參與權、政治權利和監督權的必要前提。雖然在我國的法律中，尚未規定公民相對于政府的知情權，但在行政法規的層面上，《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13條關于私人“可以”“申請獲取相關政府信息”的規定應該可理解為對政府信息公開請求權的肯定，而且在部門規章和地方性法規中已有這種性質的知情權規定。在信息公開的專門立法中，地方性法規中《大同市政務信息公開條例》第1條、部門規章中有《海關政府信息公開辦法》和《電力監管信息公開辦法》第1條，省級政府規章中有青海、山東、遼寧、陜西、新疆、吉林、海南等信息公開規定明確使用了“知情權”的概念。在司法實踐中，已大量出現肯定“知情權”的判決。知情權可謂已逐漸成為公民的法定權利。

在私人知情權得不到現實的滿足時，便可依法申請政府信息公開。行政機關針對個別相對人的信息公開申請單方面作出的決定，可稱作信息公開行政決定，通常被認為屬于行政行為。它大致包括拒絕公開請求決定(請求不符合要求)、不予公開決定(存在不可公開的事由)和公開決定三種。因為信息公開服務于監督的公共職能，信息公開行政決定又不同于普通的行政行為，它“不重視請求人的個性和請求目的，但具有以‘請求人’這一‘特定之人’為對象的行為的形式”。是否公開政府信息，取決于所申請的政府信息是否為不得公開的事項。

訴訟法與實體法密切關聯，實體法的要求需要得到訴訟法的保障。信息公開行政決定作為行政行為，自然要納入行政行為的一般控制制度之中。而信息公開制度具有公共性，這又決定著信息公開行政訴訟在構造上應有別于一般的行政訴訟制度。知情權屬于個人的權利，保護這種權利就是保護個人的自身利益，這種行政訴訟就屬于主觀訴訟的范疇。而知情權又具有自由權和參政權的性質，服務于公民參政議政、監督政府依法行政的公共職能。在申請人不服行政機關的信息公開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時，這種行政訴訟就具有推進公正且民主的行政的功能，具有公益訴訟或客觀訴訟的性質。

概言之，在知情權成為個人法定權利的今天，信息公開制度既有滿足個人公開請求權的功能，也有服務于民主政治的公共職能，相應的行政訴訟也就具有了主觀訴訟和客觀訴訟的復合屬性。如此，信息公開行政訴訟在制度設計和實施中既要體現主觀訴訟的要求，也要適應客觀訴訟的特性，對相應的制度作出適當的調整?，F實中關于信息公開行政訴訟的訴的利益的諸多爭議由此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

二、信息公開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33條第2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在政府信息公開工作中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根據《行政訴訟法》第12條第2款關于“除前款規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規規定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的規定，信息公開行政決定便是可訴的行為。根據《行政訴訟法》第25條第1款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在信息公開的行政訴訟中，其原告資格該如何認定呢?

(一)與行政行為的“利害關系”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25條第1款的規定，原告應當“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首先要明確的是，在信息公開行政訴訟中，“所謂‘利害關系’針對的是政府信息公開行政行為，而非政府信息公開行政行為的標的(政府信息的內容)”。利害關系是當事人與被訴行政行為之間的關系，而不可以將其偷換為當事人與政府信息之間的關系。之后，對于利害關系的認定便是原告資格的關鍵所在。在通常的行政訴訟案件中，近來常見的判斷標準是采取保護規范說，亦即行政機關所適用的法律是否具有保護原告利益的目的，換言之，行政機關針對具體的案件在適用法律要件時是否需要考慮原告的利益。原告的利益屬于行政機關的考慮事項，就構成利害關系。而在信息公開行政訴訟案件中，原告的利益是什么?

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33條第2款的規定，原告應該是認為信息公開決定侵犯其“合法權益”的人。而私人的知情權就是這“合法權益”的一種。私人提出了信息公開的申請，就是行使了自己受行政法規范保護的知情權。一旦產生爭議，司法理應根據現行行政訴訟法提供救濟。但實踐中，常有人將“合法權益”僅僅當作人身權和財產權，對法律法規未明確規定的合法權益不予認可。例如，根據《行政許可法》第40條、第61條第2款規定，公眾有權查閱行政許可決定和行政許可監督檢查記錄。在起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行政許可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時，對于查閱權訴訟的原告范圍是否可擴及公眾，主要有兩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查閱權訴訟的原告范圍須分兩種情形：一是因查閱行政許可決定和監督檢查記錄引起的行政訴訟案件，原告范圍應為一般公眾;二是因查閱檔案材料引起的行政訴訟案件的原告范圍應當限于利害關系人。第二種意見認為，因查閱權引起的兩類訴訟案件中，原告范圍均應以利害關系人為限。該司法解釋的起草者認為：

在目前階段，第二種意見更為可取。主要理由是，第一，行政許可法雖然允許與相關信息沒有利害關系的一般公眾查詢，但并未就司法保護問題作出規定，故這一問題還應按照現行行政訴訟法作出判斷;第二，此類訴訟具有公益訴訟的意味，而現行行政訴訟法卻是側重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其立法宗旨并不包括公益訴訟。

查閱權訴訟屬于信息公開行政訴訟，但在這里卻被理解成普通的主觀訴訟性質的行政訴訟。政府信息公開規定屬于特別規定，根據《行政訴訟法》第12條第2款的規定理應將這種知情權的案件納入行政訴訟的保護范圍。信息公開行政訴訟作為法律所保障的行政訴訟，保護的是私人的知情權。查閱權屬于個人的法定權利，是知情權的一種，這就是原告的利益所在。

應當說，知情權是為了公共利益的個人權利，的確與傳統的私人權益有所不同，但其作為可尋求救濟的個人權利屬性卻不容否定。日本學者鹽野宏認為，關于具體的信息，雖然沒有固有的主觀性利益，卻廣泛地承認居民具有請求信息公開的權利。公開請求權雖然是從公益性角度予以承認的，但也是能夠接受裁判上救濟的個人的主觀性權利。藤田宙靖認為，信息公開請求權作為個人的主觀性權利得到承認，因而，在行政機關首長對請求決定不公開時，請求人可通過通常的行政爭訟程序就該決定(行政行為)進行爭議。這時，請求的目的并不一定限于維護自己的某種個人性權利、利益這種具體的、主觀的目的，也可以是為了知曉行政機關持有信息的內容這種抽象的、客觀的目的而提出請求。換言之，這種請求權在這一意義上是個人的程序法上的主觀性權利。

知情權作為個人的公權利而存在，全體公民都享有知情權。只要存在政府信息，全體公民就都享有公開請求權，而非只有特定利害關系的人才對特定政府信息享有“知情權”。而且，知情權服務于不特定主體的公共利益。故而，起訴人不必有特殊的個人利益。只要原告提出了查閱或公開申請，就應該認為已與被訴的行政行為之間建立起了“利害關系”，即可具有提起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這是保護規范說在信息公開行政訴訟中的特殊表現。在實踐中常以起訴人沒有特別利益而認為其沒有原告資格，但在知情權已成為個人權利的今天，這就是一種錯誤的做法。

申請人提出公開政府信息的申請后，是否獲得公開的決定，主要取決于所申請的信息是否為不得公開的事項，即該信息是否為《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14條第4款規定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而不是看申請人與被申請的信息之間的關聯性。換言之，在起訴人行使了知情權之后，就可以獲得提起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但其勝訴要件則是對信息公開決定的客觀性審查，而非是否侵犯申請人的權利。雖然《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13條規定，除該條例規定的行政機關主動公開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還可以根據自身生產、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國務院部門、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門申請獲取相關政府信息”。這就是常說的“三需要”標準或特殊需要標準。對于特殊需要標準的性質，存在申請資格說與獲取資格說之爭。前者認為，特殊需要是申請人的資格限制要求;后者認為，特殊需要是申請提出后獲得信息公開的要件之一。但是，從《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20條第2款規定來看，在其三項內容中并不包括對特殊需要的要求，特殊需要標準并不是信息公開的申請要件之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請求公開與本人生產、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無關政府信息的請求人是否具有原告訴訟主體資格的答復》指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針對政府信息公開申請作出的答復或者與其不予答復侵犯其合法權益，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申請人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是否與本人生產、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有關，屬于實體審理的內容，不宜作為原告的主體資格條件。”因而，實踐中，并未將特殊需要標準當作原告資格要件，而是作為勝訴要件來處理。但即便如此，也是錯誤的做法。這種特殊需要標準在申請公開政府信息并增值使用時，才可能是應當證明的問題;在普通的信息公開行政訴訟中不應成為問題，原告無需證明自己具有特殊需要。也就是說，應當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立法目的對第13條中的“特殊需要”作寬泛解釋，提出公開請求者就比未曾提出者具有特殊需要，否則，無論是申請資格說還是獲取資格說，在結果上并無二致，最終均為無法獲取政府信息。法院應對是否有“特殊需要”作寬松審查，而應對政府信息是否為“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作嚴格審查。

(二)閱覽卷宗權與知情權的關系

在信息公開的行政訴訟案件中，原告還可能有權在行政程序中閱覽卷宗，實現與信息公開相同的效果。也就是說，這里還存在一個閱覽卷宗權與知情權的競合問題。所謂閱覽卷宗權，亦可簡稱為閱卷權，是指行政案件的當事人或利害關系人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復制案件有關資料的權利。閱覽卷宗權中的“閱覽”并不限于閱覽的方式，還包括抄寫、復制等方式，“卷宗”也不限于已整理完成的卷宗，還包括持有的其他信息。閱覽卷宗權是權利保障型行政程序中的一項重要權利，其行使的目的在于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而不在于監督政府、深化民主。閱覽卷宗雖然給行政機關帶來一定的影響，但卻是當事人行使陳述申辯、特別是聽證權的當然要求，唯有知悉相關情況，才能有效地主張并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閱覽卷宗權與知情權的關系上，閱覽卷宗權屬于行政程序的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所有，僅可在個案的行政程序中得以主張;而知情權則屬于一般人所有，只要存在政府信息即可主張。閱覽卷宗權是附屬的程序權利，知情權則屬于獨立的實體權利。閱覽卷宗服務于私人在行政程序中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屬于主觀性信息公開請求制度;而信息公開則首先服務于知情權的滿足，屬于客觀性信息公開請求制度。

權利競合的前提是兩者存在交叉。在行政案件的相關資料形成之后，就成為政府信息的一部分，就成為知情權的客體。從行政程序開始后一直到行政行為的爭訟期間經過之前，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均可依據閱覽卷宗權申請公開。也就是在這一階段，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的知情權和閱覽卷宗權發生競合。但競合有兩種類型：一是并存的競合，可任選其一;二是擇一的競合，兩者可存其一。在德國，《聯邦信息自由法》上的信息公開規定與《聯邦行政程序法》上的閱覽卷宗規定屬于同一位階，當事人在行政程序中可選擇行使閱覽卷宗權與信息公開請求權。而我國臺灣地區“行政程序法”第46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系人僅可為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而請求閱覽卷宗。它依循的是擇一競合中“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法理。德國做法的理由在于，當事人在行政程序進行中的公開請求權不應受到比信息公開法更為嚴格的限制，以免使當事人的信息程序權反倒不如程序外的人。而臺灣做法的理由在于，閱覽卷宗可能干擾行政案件的處理，影響案件的進程和決定的客觀性，因而審慎為宜。而我國的法律法規對此并無規定，司法解釋則是采取了臺灣地區的做法。信息公開司法解釋第2條第4項規定：“行政程序中的當事人、利害關系人以政府信息公開名義申請查閱案卷材料，行政機關告知其應當按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辦理的”，私人對此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其理由在于，“一是防止當事人在行政程序進行期間，利用法律漏洞而動輒提起訴訟，從而阻滯行政程序的進行;二是避免不當增加被告的負擔，損害訴訟的公平;三是保證閱覽卷宗制度不在事實上被廢除”。

在權利保障型行政程序中，一般應賦予私人閱覽卷宗的權利，以便于當事人保護自己遭受行政行為侵害的權利或利益。但在我國的法律上，并沒有一般性地明確承認閱覽卷宗的權利?！缎姓幜P法》第42條第1款第6項、《行政許可法》第48條第1款第4項在聽證程序中有質證的規定，暗含著閱覽卷宗(證據資料)的意思。只有《行政復議法》第23條第2款才明確規定，申請人和第三人可以查閱被申請人提出的書面答復、作出行政行為的證據、依據和其他有關材料。如此，讓信息公開申請人回到行政程序之中，并不能保障申請人能夠獲悉相關的信息。當事人所獲得的信息保障就不如無關人士所獲得的信息充分。故而，采取德國的做法，即并存的競合較為妥當，當事人可以在閱覽卷宗權和知情權之間自由選擇。知情權是私人獨立的實體權利，即便起訴人在行政程序中擁有閱覽卷宗權，也不影響基于自己的知情權提起行政訴訟。如此，才有利于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促進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實施，并倒逼閱覽卷宗制度的發展。

三、信息公開行政訴訟的救濟必要性

在具備原告資格之后，原則上信息公開行政訴訟的訴的利益就獲得承認。但有時因信息已公開等原因，即使撤銷本為糾紛中心的信息公開行政決定，在解決糾紛上也變得沒有意義，這時就沒有司法救濟的必要性。但這種狹義訴的利益的消滅應當謹慎認定。

(一)狹義的訴的利益

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均應以有權利保護的必要為前提，具備權利保護必要的，其起訴才有值得保護的利益。這在理論上被稱作狹義的訴的利益，在德國法上常被稱作權利保護的必要或法律保護需要。這里存在一個假設，即法院是由國家財政支撐運轉的，為了避免浪費稀缺資源，只有在具有利用訴訟制度的必要時，才能啟動訴訟，而不允許以任何形態利用訴訟制度。換言之，原告在客觀上確實需要法院幫助其實現權利，否則法院可以拒絕提供救濟。

在德國的行政訴訟中，有幾類重要的情形會被認為欠缺訴的利益，而不值得權利保護：第一，原告可以通過更簡便的途徑實現目的或已經達到目的。當然，那種更簡便的途徑必須是等價的，而且確實能夠澄清法律問題。第二，無益的訴訟。原告的訴訟目的由于法律或事實上的原因，本來就無法實現，或者勝訴已經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第三，濫用、喪失訴權。例如原告的訴訟目的是給對方或第三人造成損害，或者原告由于自己事先的某個行為而自相矛盾，或者訴訟時效已過。我國的法院在實踐中也開始運用這一理論來排除某些案件的救濟。那么，在信息公開行政訴訟中，這種狹義的訴的利益或法院救濟的必要性又是如何體現的呢?

(二)訴請公開主動公開事項的訴的利益

訴請公開主動公開事項的，大致有兩種情形。其一是行政機關已經主動公開了相關政府信息。其二是行政機關本應按照法定要求主動公開而未公開政府信息的。對于前者，重復公開通常并無必要。信息公開司法解釋第12條第2項規定：“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已經向公眾公開，被告已經告知申請人獲取該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徑的”，“被告已經履行法定告知或者說明理由義務的，人民法院應當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钡档米⒁獾氖?，雖然告知了獲取的方式和途徑，但有時未必容易到手，特別是對于過去的政府信息，比如絕版的政府公報可能只有通過舊書店才能到手，這時的訴的利益就不能說已經消滅。

對于未公開本應主動公開的情形，信息公開司法解釋第3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主動公開政府信息義務，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應當告知其先向行政機關申請獲取相關政府信息。對行政機關的答復或者逾期不予答復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該司法解釋設定申請前置的起訴條件，其理由之一即在于訴的利益。第一，在有其他法律規定的主張途徑存在時，直接起訴的必要性不足;第二，向行政機關申請公開較提起行政訴訟更具有實效性，更容易、更快速地滿足原告的請求;第三，過多地受理此類起訴，將消耗有限的司法資源和行政機關精力。這種考慮是具有正當性的，申請前置并未阻斷司法救濟之路，只是給司法救濟設置了前置程序，可發揮行政機關占有政府信息的優勢，為原告的訴求提供更為快捷的滿足。

(三)信息公開程序保障的訴的利益

信息公開司法解釋為信息公開的程序保障也提供了一定的保護，其第1條第1款第2項規定，“行政機關提供的政府信息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適當形式的”，屬于法院的受案范圍。形式的不符合要求，是沒有滿足信息公開申請的一種情形。但此外的信息公開程序保障，能否獲得司法的救濟則不甚明了。

在肖江訴煙臺經濟技術開發區城市管理環保局信息公開案中，一審法院指出：

華澳公司年產600噸紡織添加劑建設項目的《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表》中所有內容均是針對該項目所做，是不可分割的完整整體，亦不存在依法不公開的情形，故被告僅向原告提供《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表》的第1-22頁，未向原告提供第23頁及以后的部分，是為瑕疵。但本案訴訟過程中，被告向法院提供了完整的《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表》，原告也已經因此獲得了該完整的《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表》，故無需再由被告向原告另行提供。綜上，被告已經按照原告的申請向原告提供了相關政府信息，且原告亦已獲取其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原告訴請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應予駁回。

與此類似，在日本愛知縣知事交際費案中，原告根據《愛知縣信息公開條例》的規定，請求公開記載愛知縣知事交際費用途細目的所有文書?？h知事作出決定，相應文書中部分現金出納簿、收據和支付證明書不予公開。對此，原告提起撤銷訴訟。愛知縣在訴訟中作為書證提出了不公開的部分文書。請求撤銷該部分不公開決定的訴的利益，是否因書證的提出而消滅呢?對于不公開決定撤銷訴訟的訴的利益，有的法院從實體上把握訴的利益，認為獲得了不公開部分的公開、閱覽、拿到了復印件，訴的利益消滅;有的法院從程序上把握訴的利益，認為不論是否已經知道該信息，根據該條例規定程序請求公開文書的權利并不消滅。在理論上，否定說的理由是，第一，既然公開文書請求的目的在于知曉文書的內容，該文書作為書證提出后，就實現了上述目的;第二，在實質上可視為撤銷了不公開決定;第三，即使撤銷不公開決定，原告也并不能在已到手的信息之外獲得新的信息。而肯定說的理由是，第一，信息公開條例并不以請求者不知道該信息為公開的要件，不論請求者知悉與否，行政機關均有公開義務;第二，信息公開條例規定了通過閱覽文書或交付復印件的方法公開，保障居民等通過所定的程序和方法獲得公開。否定說有可能誘發恣意運用、輕易就作出不公開決定，因為可以姑且不公開，一旦要敗訴，再在途中公開就好，但這違反誠實信用。日本最高法院最后認為：

本案條例第5條所定的公開請求權人對于根據本案條例請求公開公共文書、根據所定的程序要求閱覽請求的公共文書、交付復印件，應可謂享有法律上的利益。因而，在所請求之公共文書不公開決定的撤銷訴訟中，即使該公共文書作為書證提出，請求撤銷該公共文書的不公開決定的訴的利益也并不消滅。

這一判決表明，知情權作為一種實體性權利，應當受到正當程序的保障。這種獲得正當程序保障的利益具有相對于知情權的獨立性。即便知悉了政府信息的內容，訴的利益也并不因此而消滅。

(四)信息公開行政訴訟的濫訴之虞

如果信息公開行政訴訟的訴的利益要件如此容易滿足，是否有濫訴之虞呢?在陸紅霞訴南通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政府信息公開答復案中，其裁判摘要指出，如果公民提起政府信息公開申請違背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立法本意且不具有善意，就會構成知情權的濫用。當事人反復多次提起瑣碎的、輕率的、相同的或者類似的訴訟請求，或者明知無正當理由而反復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對其起訴嚴格依法審查，對于缺乏訴的利益、目的不當、有悖誠信的起訴行為，因違背了訴權行使的必要性，喪失了權利行使的正當性，應認定構成濫用訴權行為。

濫用訴權是權利濫用的一種表現，一般認為會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也就欠缺權利保護的必要性。但是，濫用訴權的認定容易侵害當事人的訴權，故而其認定應十分謹慎，而且因其判斷標準的模糊、考慮因素的復雜，應進入本案審理之后方能作出判斷。

但在信息公開案件中，認定濫用訴權可能與憲法保障的知情權、訴權相悖。知情權的行使不問主體是誰，不問動機目的，不問對象和內容為何，更不論次數。保障知情權的訴權既然為基本權利之一，除不符合形式要件的情形外，法院對于起訴就負有受理的義務，而不可裁定駁回起訴。對于信息公開的行政訴訟，原則上不應作出濫用訴權的判斷。法院要審查的問題應是所申請的信息是否為不得公開的事項。這也是信息公開行政訴訟在客觀訴訟面向上的體現。在信息公開案件中，所謂濫用訴權的實質問題往往不在于反復起訴，而在于行政過程。訴前的行政程序才應是改革的重點，行政機關應當與當事人做好溝通、充分說明理由，應當充分保障行政程序中的閱覽卷宗權，減少當事人通過迂回的方式來實現行政程序中的知情目的。當然，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通過設置累進的訴訟費用、預收訴訟費用等辦法對原告的起訴行為進行誘導。

人民當家做主，來越多的權利賦予人民，我們需要更好的了解這些權利，如今人民有知情權，監督權等權利，我們需要更好了利用自己的權利，為社會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作為社會的一部分需要了解我們自身的權利，需要了解像信息公開行政訴訟的基本都法律知識，小編也希望以后普及更多的法律知識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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