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刑適用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數罪并罰時決定執行的有期徒刑刑期超過3年的情況下，若其中一罪有判處緩刑的量刑，應附加吸收原則，使緩刑不再執行)、管制、剝奪政治權利以及死刑兩個刑度帶之間，3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累犯、犯罪集團首要分子，不適用緩刑。

對象

其一是緩刑被判處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二是犯罪分子確有悔改表現，法院認為暫不執行所判刑罰也不致于再危害社會;

其三是罪犯不屬累犯和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

也就是說，適用緩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經被判處刑罰的前提下，再考慮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現，認定其放在社會上是否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決定是否執行刑罰。如何準確把握適用，關鍵在于怎樣來認定已被判刑的罪犯“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審判實踐中，是否適用緩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決定，由于“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沒有統一的考量標準，因而有的考慮被告人犯罪的情節和案發后的悔罪表現、受害人的態度等等，在認定悔罪表現方面也大都將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從輕情節(如自首、立功、從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贓退賠或賠償受害人損失、是否繳納罰金等作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將被告人不適宜監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贍養老人、撫養子女)等一些與被告人相關聯的不合法的客觀因素作為適用緩刑因素考慮。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觀意識，缺乏對被告人的平時表現的調查了解，忽略了對適用緩刑罪犯的監管、幫教、改造等客觀條件的考慮。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親屬為了能使被告人適用緩刑，免受監禁，表示愿意多交罰金、多賠償損失，以金錢的付出來體現被告人的悔罪態度，以至使之成為緩刑的交換條件;有些單位組織出于被告人親屬的種種關系，礙于情面，不切實際地亂出證明，一概證明被告人表現良好;有的幫教組織也停留在紙面上，形同虛設，少數幫教成員甚至不知道被幫教的對象;等等。這些現實存在的情況，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實性，也不能如實反映適用緩刑的客觀條件，給法官提供了種種假象，導致了法官在考慮對被告人適用緩刑時出現偏差。因此說，對被告人歸案后是否誠心悔過，適用緩刑是否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實質上都處于一種不確定狀態，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確定。而現行的緩執行制度將這種待定狀態交由法官提前認定，確實難于準確把握，以至緩刑期間重新犯罪的時有發生，有的甚至是報復性犯罪。也容易導致法官濫用職權，盲目地適用緩刑，造成重罪輕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應得的懲罰，有損法律的嚴肅性。

條件

根據我國刑法典第72條、第74條的規定，適用一般緩刑必須具備下列條件：

(1)犯罪分子被判處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罰。緩刑的附條件不執行原判刑罰的特點，決定了緩刑的適用對象只能是罪行較輕的犯罪分子。而罪行的輕重是與犯罪人被判處的刑罰輕重相適應的。我國刑法典之所以將緩刑的適用對象規定為被判處拘役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就是因為這些犯罪分子的罪行較輕，社會危害性較小。相反，被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因其罪行較重，社會危害性較大，而未被列為適用緩刑的對象。至于罪行性質相對更輕的被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因法院不僅僅是根據罪行性質作出具體量刑，法院認為有必要適用管制刑罰進行處罰，所以故將管制刑列為不適用緩刑制度的獨立刑種。所謂“3年以下有期徒刑”是指判決確定的刑期而不是指法定刑。犯罪分子所犯之罪的法定刑雖然是3年以上有期徒刑，但他具有減輕處罰的情節，判決確定的刑期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可以適用緩刑。

(2)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這是適用緩刑的根本條件。也即有些犯罪分子雖然被判處拘役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其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不能表明不予關押也不致再危害社會，不能宣告緩刑。但必須注意的是，由于犯罪人尚未適用緩刑，因而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只能是審判人員的一種推測或預先判斷，這種推測或判斷的根據，依法只能是犯罪情節較輕、犯罪人悔罪表現較好。在這兩個因素中，犯罪情節較輕屬于已然之罪的范疇，主要表明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較小，應當綜合主觀惡性與客觀危害兩個方面加以綜合評判。犯罪人悔罪表現較好屬于未然之罪的范疇，主要表明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較小，應當根據犯罪人的罪后各種表現，并適當考慮犯罪人的一貫表現作出評判。

(3)犯罪分子不是累犯。累犯屢教不改、主觀惡性較深，有再犯之虞，適用緩刑難以防止其再犯新罪。所以，即使累犯被判處拘役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不能適用緩刑。

《刑法》(修正案八)將74條修改為：“對于累犯和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不適用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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