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農民工討薪案公判引爭議，依照法律規定，法院審理刑事案件應該“開庭”宣告判決，而不是“開大會”宣告判決。那么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015年8月29日，百余名民工聚集在閬中市某商品房項目部索要拖欠的工資無果后，大量民工在張某、戚某的煽動下，前往閬中市著名景區南津關古鎮，并堵住景區大門，不準游客進出，希望以此方式向政府施壓，達到索要工資的目的。

江南派出所民警趕到現場，民警代某勸解在場民工曹某、歐某等人要依法維權，讓開通道，方便游客通行，并向其指出正確維權途徑。

此過程中，大量民工不聽勸阻，張某、戚某趁亂起哄，謊稱“警察打人”，并煽動曹某、歐某等人將民警代某圍住、抓扯、推搡，并強制將其挾持至市政府，以此迫使政府向開發商施壓。沿途引來大量市民圍觀，導致交通要道堵塞，秩序混亂。

事發后，曹某、董某、歐某三人被抓。張某在被公安機關網上追逃后，也隨后到公安機關主動投案。其余四名犯罪嫌疑人在接到民警電話聯系后，主動投案自首。

審判：8農民工分別獲刑6至8個月

檢察機關認為張某等8人的行為性質惡劣，以妨害公務罪對其提起公訴。8名被告人在開庭審理過程中，對犯罪情節供認不諱，對罪名亦無異議。

法院經審理認為，8名被告人以暴力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公務，長時間在交通要道上對民警進行挾持，嚴重擾亂了社會管理秩序。故其行為均已構成妨害公務罪。張某、戚某組織并煽動民工滋事是主犯，曹某、歐某等6人起到輔助、次要作用，是從犯。綜合8名被告人的犯罪情節，社會危害性和其認罪、悔罪態度，法院最終決定對8名被告人從輕處罰，判處其6至8個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對其中犯罪情節較輕的兩人適用緩刑。

閬中法院公判引爭議

在當地媒體的報道中，“公判大會”的召開，讓“不少群眾表示自己接受了一堂法治教育”。不過此事經網絡傳播后，引發不少爭議。

閬中法院為何要選擇用開“公判大會”這種方式對8名違法討薪農民工進行集中宣判?

浙江省檢察院副廳級檢察官分析：

至此，這起在當地轟動一時的農民工討薪演變為妨害公務的事件塵埃落定，8名被告人均對自己不理智的行為追悔莫及，事件也再次敲響了理性維權的警鐘。

看完這篇報道，只有一聲嘆息。從事司法工作30多年，親眼看到中國法治建設的進步，但也親身感受中國法治建設的艱難。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今天，依然還有“公判大會”存在，心中不由得涌上一陣悲涼。

那些嘴上高喊“依法治國”的領導們，那些口口聲聲“法律至上”的法官們，你們心里究竟有多少“法治”的理念?

一個星期前，看到有人大代表建議在刑法中增設“偽造、變造民用機動車號牌”罪時，我在這里發過議論，認為“依法治國”不是“刑法治國”。動輒以“入刑”了事恰是缺少法治理念的表現。中國古代社會也有法律，但那是面對普通百姓的嚴刑峻法，是“刑不上大夫”的“酷刑治國”，與現代法治理念強調的公平、公正、權利、義務有著天壤之別。此法非彼法也!而我們有不少同志不了解這一點，居然把從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示眾”作為警告、遏制犯罪的法寶，始終不肯放棄。

我以為，公捕、公判大會與把囚犯人頭掛在城樓上示眾沒有本質的區別。

早在1988年，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公安部就聯合下發《關于堅決制止將已決犯、未決犯游街示眾的通知》。

1992年，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公安部又規定“嚴禁將死刑罪犯游街示眾。對其他已決犯、未決犯和其他違法人員也一律不準游街示眾或變相游街示眾。”

可是，時至21世紀，居然還有公判大會，并且上網大肆宣傳。豈非咄咄怪事?

今晚我之所以要就此發一通議論，更多的原因是，這個公判大會既不是地方黨政領導召開的，也不是基層法院召開的，而是堂堂一個人民法院召開的!

在法律尚未普及到位的今天，基層黨政領導不了解法律程序規定還情有可原，但一個人民法院也會召開這樣的公判大會就不可原諒了。依照法律規定，法院審理刑事案件應該“開庭”宣告判決，而不是“開大會”宣告判決。這是刑事訴訟的基本程序規定。現在的法院都有完備的法庭，無需像30年前那樣借用劇院開庭了，更不應該到廣場上去“公判”。此案本可以在法庭里判決，然后通過各種媒體告訴公眾。這樣既符合程序規定，又能達到**效果。

可是，我們的法官們偏偏要到廣場上去“公判”，變相地讓被告人示眾!當司法體制改革正在研究提高法官檢察官的待遇時，法官檢察官如果還如此缺少法律專業素養，缺少基本法治理念，怎么讓人服帖!

這次公判大會至少說明兩點，第一是“依法治國”的路還很長，第二是法官檢察官的法律專業素質實在還很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