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投資消費對稅收收入增長的影響

就統計指標而言，當期國內生產總值由當期的總投資額、總消費額與貨物和服務凈出口額之和構成。長期以來，四川省經濟對外發展水平不高，貨物和服務凈出口額占GDP的比重一直較低(1986年至1995年其占GDP的比重最高年份1988年僅為3%)，因此四川省的出口退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也較低，10年間最高為1994年的6%.所以，分析時暫不考慮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稅收的影響。我們知道，投資、消費增長將首先引起經濟增長，進而影響稅收收入增長。從數量分析的結果看，我省投資每上升1%，GDP將增長2.67%，大于消費對GDP增長的推動(消費每增長1%，GDP增長1.61%)，這說明我省經濟屬投資推動型經濟，投資對經濟的推動作用最大。在投資、消費增長快的年份，GDP增長也較快，稅收相應出現了大幅度增長。如1988年，投資、消費增長24.7%，GDP稅收收入分別增長22.4%、22.6%;1993年投資、消費分別增長27%，25.4%.GDP稅收收入分別增長26.2%，43.3%.投資、消費增長最快的1994年(均在32%以上)，當年的稅收收入增長僅為15%，主要是由于1993年收入基數過高，稅制改革又取消了臨時性、困難稅收減免等，導致收入回落。投資、消費與稅收之間這種同時增長，一方面是投資增長帶動建材、運輸、服務等相關行業的迅速發展，另一方面是因我國流轉稅在總收入中所占比重較大，隨著規模的擴大收入將持續增長。

投資、消費與稅收的關系還可通過回歸方程進行實證分析。分別取稅收收入(Y)、總投資(X[，1])、總消費(X[，2])作回歸計算，得出下列方程：

Y=24.09+0.18X[，1]判定系數R[，2]=0.97相關系數R=0.99

Y=14.5+0.11X[，2]判定系數R[，2]=0.98相關系數R=0.99

分析表明，投資對稅收收入增長的效應最大，每百元投資可貢獻18元的稅收收入，大于每百元消費帶來的1元稅收收入增長。進一步分析還發現，在總投資中又以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稅收增長的作用最明顯，最突出。固定資產投資額大的年份，稅收增長額也相對較大，如1988、1995年，固定資產投資額占當年GDP的比重均在27%以上，稅收增長也達到了22%以上。通過回歸方程計算，得出的稅收收入(Y)與固定資產投資(X)之間的相關關系為：

Y=24.03+0.24X相關系數R=0.99判定系數R[，2]=0.97

這表明增加百元的固定資產投資，將帶來24元的稅收收入，即在新增加的固定資產投資中有24%通過稅收分配手段變成了財政收入。

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對稅收收入的影響

區劃調整后的四川，從總量上看仍然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的內陸大省，但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仍然比較突出，由此也帶來了稅收總量及增長額上的地區差異。從統計數據分析，經濟基礎較好、發展較快的地區，其稅收收入也增長較快。近年來四川經濟正向成都、綿陽、德陽、內江、樂山5個地區集中，1994年這五個地區GDP占全省GDP總量的58%，集中了全省52%的工商稅收收入。其中成都市10年來，GDP累計達2943.5億元(當年價)，占全省的25.6%;而來源于成都的工商稅收收入達到了199.40億元，占全省10年工商稅收收入的27.9%，為全省經濟發展、稅收增長做出了突出貢獻。而甘孜、阿壩等民族地區，以及遂寧、廣元、雅安等經濟基礎較薄弱的地區，其稅收收入水平一直較低;一些原來有一定基礎，但近年由于多方面因素影響經濟發展緩慢的地區如自貢、南充、達川等地的稅收增長趨勢在減緩，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全省稅收收入的總體增長速度。

三、經濟結構變化對稅收收入的影響

產業結構、產品結構以及經濟性質的變化會引起國內生產總值在總量、結構上的變化，進而影響稅收的總量、結構以及稅收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這兩者間的比率。

(一)從產業結構來看

黨的十四大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省的產業結構調整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產業結構完成了“一、二、三”到“二、三、一”的過渡，而第二產業是我省GDP增長中最具決定性的因素，特別是工業已成為四川經濟增長的主體。1986年我省一、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9.54%、35.05%、25.41%，到1995年則變成28.96%、40.67%、30.28%.通過對一、二、三產業GDP與稅收收入的相關性分析來看，以X[，1]、X[，2]、X[，3]分別代表一、二、三產業的GDP值，Y代表稅收收入，依據1986-1995年統計數據建立回歸方程式，得出：

該方程式通過了標準差檢驗(S=6.99，小于15%)，具有較高的可信度。通過方程可看出，第三產業GDP對稅收收入增長的貢獻最大，其次是第二產業。其原因是：一方面盡管我省是一個農業大省，農業GDP總量較大，但其比重卻呈逐年下降趨勢，而二、三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占國民經濟的份額越來越重，其中第三產業以每年平均1.77%的速度增長;另一方面由于長期以來，我國稅收傾向“一產業輕稅，二產業重稅，三產業適度”的政策，大量的農業減免稅，使農業對稅收收入增長的貢獻較小;第三是我省工業GDP的比重盡管較大，但由于工業經濟運行的素質欠佳，以及大量的稅收流失，使第二產業對稅收的貢獻不及第三產業。根據第三次工業普查，我省21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生產能力能發揮到80%以上的只有17種，僅占8%，有155種產品僅能發揮到60%以下的生產能力，其中還有38種產品僅能發揮到20%以下的生產能力。此外，“小、散、亂、差”和不合理重復建設問題較突出。1995年全省鄉及鄉以上工業企業總數已達5.21萬個，其中大中型企業僅1177個，占2.3%，遠遠低于全國3.9%的比例。小紡廠、小煙廠、小水泥廠、小酒廠等更是遍地開花。多數企業生產能力達不到設計要求，生產水平低下，經濟效益較差。為保證就業的需要，在大量減免稅收的同時，使工業對稅收的貢獻降低。

(二)從產品結構來看

長期以來，由于受計劃體制的影響，我省產業結構明顯不合理，主導產業不突出，在全國市場上打得響的拳頭產品、名牌產品不多。尤其是一些科技含量較高，市場需求潛力較大，對前向和向后產業輻射而廣的一些產品發展嚴重不足。體現在稅收上、產品稅源結構較單一，稅收增長的潛力不足。長期以來，我省稅收收入增長主要來源于卷煙、酒、電力、機械及交通設備、鋼材、鋼坯等一些傳統產品。1995年來自上述6個名目的增值稅、消費稅收入占“兩稅”收入的36%，這既有這些二產業產品稅負相對較重的原因，但最主要的還在于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尤其是眾多的三線企業在四川的建成、生產、發展所形成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所致。這種結構，造成我省企業在市場經濟中應變能力較差，直接影響微觀經濟效益和全省整體經濟素質的提高。

(三)從企業所有制性質來看

10年來，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的比重逐年降低，經濟效益下滑;而其他經濟成份的比重急劇上升，潛在稅源不斷擴大。但由于政策和管理方面的原因，個體、私營經濟、股份聯營經濟、外商投資企業及外國企業的稅收負擔始終處于較低水平，結果導致稅收重負仍然壓在日顯乏力、稅源日趨萎縮的國有、集體企業身上。也就是說，我省稅收主要還是依靠國有經濟、集體經濟，來自其它非國有(集體)經濟成份的稅收份額偏小。從1986-1995年統計資料分析，10年中來自全民(國有)經濟的工商稅收及國有企業所得稅達700余億元，占到10年總收入的70%左右，集體、個體經濟分別占19.3%、7.7%左右，私營、聯營股份及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收入不足3%.占總企業戶數26%的國有、集體經濟，其貢獻的稅收近90%，而占企業比重達74%的其他類型經濟成分貢獻的收入僅為10%左右。這說明了我省稅收收入增長嚴重依賴于國有集體經濟，對非國有集體經濟依存度偏低，同時也表明我省國有集體經濟的稅收負擔相對較重。這種狀況與我省經濟主要靠國有經濟增長，非國有經濟發展不夠充分有密切聯系。在當前國有經濟效益普遍不理想，企業虧損而劇高不下的情況下，稅收收入增長潛力受到較大制約，稅收增收工作難度較大。

四、物價對稅收收入的影響

目前我國選擇的是以流轉稅為主體稅種的稅收制度。流轉稅占到了我省稅收收入的90%.流轉稅的顯著特征是以銷售收入為原始計征依據，而銷售收入的多少又是由價格來決定的。物價漲幅大的年份，稅收收入也呈現較高的增長率，如1988、1989年零售物價指數都在兩位數以上，同年度稅收收入增長也較快。通過計算剔除物價因素后GDP稅收彈性系數發現，我省稅收收入對物價增長的依賴度較大，個別年份甚至出現稅收收入的負增長。如1987年GDP增長15.9%，稅收收入增長7.3%，零售物價漲幅度為7.5%;1989年GDP增長12.9%，稅收只增長15%，而物價漲幅達到了18.3%.若進一步對1986-1993年的全省商品零售物價指數每上漲1%，將帶來0.48%的稅收收入增長。由此分析，近10年來，由于物價上漲因素增長的稅收收入預計為61.14億元，占10年稅收總收入的6.3%.

五、稅收征管水平對稅收增長的影響

稅收征管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征收率表現出來，征收率越高，表明應納稅額入庫率越高，稅收收入的彈性越大。而影響征收率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僅從欠稅、減稅、免稅的原因看，就有政策性、體制性、管理性等因素的影響。一是稅收政策的影響。為配合國家產業和宏觀調控目標，政府往往出臺一些稅收政策，以扶持、鼓勵或限制某些行業、產品的發展，這些減免優惠措施，培養壯大了潛在稅源，促進了經濟發展，但同時也削弱了稅收的剛性，收人情稅，隨意擴大減免范圍，擅自越權減免的現象時有發生，造成了稅款的流失。如1985-1995年，國家統一規定的稅收政策性減免措施就有六大類，加上各級政府出臺的優惠措施，使得以此形式流失的稅收日漸增大。據統計資料建立1986-1993年的回歸方程分析，每征收16.32元的稅收收入，就有1元收入被減免。二是體制因素的影響。如1986-1992年，我省欠、減、免稅占入庫稅收的比例逐年上升，到1993年財稅體制改革后，又逐步回落，1993-1995年該比例分別為7.6%、3.1%、3.2%.這一方面有統一稅法，嚴格稅收政策的作用影響，另一方面，由于體制變化，地方政府為自身利益考慮，也不得不大大減少對稅收執法的干預。再如地方財政狀況的好壞，當年稅收計劃的高低，都會影響稅收政策掌握地方財政狀況的好壞，當年稅收計劃的高低，都會影響稅收政策掌握執行的寬嚴度。三是管理水平的影響。就稅務部門自身來講，稅收的戶管率、申報率、檢查率等，都會影響稅收征收率。也就是說，稅務機關在加強干部隊伍素質建設，改進稅收征管手段，建立適應經濟形勢發展需要的征管模式等方面的工作努力及完成情況如何，將會直接反映到征管的效率高低上來。如目前對個體私營業戶的稅收征管，推行建帳建制工作難度較大，定期定額征收的標準難以準確核定;大量的現金交易使稅務機關對納稅人的生產經營行為難以實施及時有效的監控;與工商等部門的配合不夠，大量的無證業戶存在等。此外，納稅人的依法納稅觀念、整個社會的納稅風氣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稅收征管效率，進而影響稅收收入的增長。

六、非稅政策規費的影響

近年來，收入分配格局發生變化，財政預算外收入比重越來越大，從中央到各級政府、有關部門開征的非稅性規費名目繁多，在一定程度上侵蝕稅基，影響稅收收入的增長。據統計，近年來，我省通過財政部門統計的收費就有七個大類，幾百個項目，1995年收費達73億元，1996年達87億元(老四川口徑)，而各地、各部門自立名目收取的項目就更加繁多。目前僅全省國稅系統代各級政府、有關部門征收的基金、各項規費就有副食品價格調節基金、鋼材市場管理費、臨時工調配費、堤防維護費等十一種，這種征收方式極易給納稅人帶來稅負重的錯覺，不僅使本已建立的稅收規范受到嚴重沖擊，更使得稅務部門招致各方抱怨，加大了稅收征管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