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與立功的認定問題

[案例]

范某系一詐騙團伙的成員,后經物色,看中了邵某,意欲騙取邵某的錢財。范某向邵某謊稱有假幣出售,100元人民幣可以購買400元假幣,并將若干真幣交予邵某稱是假幣讓邵某使用,邵某使用了范某給其的所謂“假幣”后覺得很好用,與真幣無二,遂對范某的話深信不疑。后邵某攜帶人民幣1萬元與范某交易,離開交易現場后邵某才發現所謂的假幣其實都是冥幣和白紙,發覺被騙后,邵某既想追回自己被騙走的1萬元人民幣又擔心因為購買假幣自己被處罰,幾經猶豫最后還是決定到公安機關報案,并如實交代了其購買假幣被騙的經過,后范某因涉嫌詐騙罪被抓獲,邵某因涉嫌購買假幣罪被抓獲。

[分歧意見]

對邵某向公安機關報案如實交代其購買假幣時被范某詐騙人民幣1萬元的行為如何定性,有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邵某的行為應認定為自首和立功。邵某雖然是因為自己錢財被詐騙而向公安機關報案,但其報案行為客觀上將其犯罪行為暴露給公安機關,并將自己置于公安機關的控制下,故可視為自動投案。另一方面,其犯罪以后如實供述其被詐騙的經過,檢舉了他人對自己的犯罪行為,且查證屬實,構成立功。

第二種意見認為:邵某的行為應認定為自首,但不應認定為立功。因為邵某的如實交代其購買假幣被詐騙的經過,沒有超出自首“如實供述”的范圍,不能另外認定立功。

第三種意見認為:邵某的行為既不能認定為立功,也不能認定為自首。邵某向公安機關以被害人的身份向公安機關報案時,其已經失去了投案自首的前提條件。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既本案中邵某的行為構成自首,但不構成立功。下面分別就構成自首和不構成立功進行分析。

自首是刑法總則規定的一項重要量刑制度,自首制度的設立旨在通過鼓勵犯罪人自動投案,一方面促使犯罪人悔過自新,另一方面使案件及時偵破和審判。根據刑法第67條的規定,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為。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前種情形在刑法理論上稱為一般自首,后種情形為準自首。本案因不可能成立準自首,故僅討論邵某的行為是否構成一般自首。

根據法律規定及相關刑法理論,一般自首的成立需要同時符合兩個條件,一是要自動投案。一般是指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發覺,或者雖被發覺,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司法機關的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未被群眾扭送時,主動將自己置于公安、檢察、審判機關的合法控制下,接受公安、檢察、審判機關的審查和裁判的行為。二是要如實供述,即犯罪人自動投案后,要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外,還應當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還應當供述所知的的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實。

本案邵某在自己和犯罪事實均未被司法機關發覺的情況下,雖然明知或者已經意識到自己購買假幣的行為已經或可能觸犯法律,仍然主動到公安機關報案,將自己置于公安機關的控制之下,憑公安機關處置,其行為應當視為“自動投案”。邵某又把其購買假幣的經過進行了如實的供述,正同時符合了“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的兩個條件,構成自首。

筆者認為不管是自動投案還是如實供述,重點在于行為人有“投案”和“供述”的客觀行為,強調的是投案的主動性和供述的真實性。故筆者同意自動投案不要求出于特定的動機與目的的觀點。不管行為人是出于真心悔悟還是為了爭取寬大處理,亦或者邵某這樣為了將詐騙的范某繩之以法,從而達到自以為可以拿回自己被騙走的錢的目的,都不影響自首的成立。不能將引起邵某報案的原因,作為否定其自動性的根據。而且邵某向公安機關報案的行為客觀上使范某和自己的案件均及時得以偵破和審判,節約了大量的司法成本,如邵某不報案,則范某等人會繼續進行詐騙犯罪活動,危害社會,故邵某的這種行為應當予以肯定,應當得到“自首”的法律認定。

立功是刑法總則規定的又一項重要量刑制度,有學者認為自首制度的設立是以功利主義為先導,通過國家給犯罪人一定的法律獎勵,形成查處其他刑事案件的一個點、一條線甚至一張網,使刑罰控制犯罪的效果發揮到極致,從而實現“謀求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目標。筆者以為然,但并非符合功利主義原則的行為就可以認定為立功。

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立功是指犯罪人犯罪以后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從而得以偵破案件,以及其他對國家和社會有功的行為。根據刑法第68條第一款的規定,立功表現可分為三種情況:

一是揭發他人犯罪行為,經查證屬實;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發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經查證屬實;

二是提供重要線索,從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

三是其他立功表現,如阻止他人犯罪活動;協助公安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阻止其他犯罪人逃跑等。

本案就是要討論邵某的行為是否是揭發他人犯罪行為的立功。認為邵某的行為構成立功的觀點認為邵某在供述自己罪行的同時揭發了范某的犯罪事實,且查證屬實,完全符合立功的構成條件,筆者認為此種觀點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第一,邵某的報案如實供述其購買假幣不成反被邵某詐騙的事實,沒有超出“如實供述”的范疇。只有在檢舉揭發與本人犯罪事實無關的他人犯罪事實的情況下,也就是說犯罪人所交代的事實超出了“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范圍,才可能屬于揭發他人犯罪行為,進而可認定為立功。如果屬于其不得不講出的自己罪行的范圍之內,則不能認定為立功。本案邵某在講到購買假幣被騙的經過時,必然要涉及其向誰購買假幣的問題,故說出范某詐騙的犯罪事實是屬于自首范圍內的行為,是“如實供述”的應有之義。

第二,一個行為不能給予兩個法律評價,且如果邵某購買假幣數額特別巨大,則相應的詐騙犯罪行為人的罪行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如若認定該種行為既成立自首又構成立功,則在此種假設條件下,行為人同時具有自首和重大立功兩個量刑情節,根據刑法第68條規定,自首后又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而數額正反應了假幣購買者的主觀惡性和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顯然不合理。

第三,邵某雖然系主動報案,但實施此行為的目的并非是以主動檢舉、揭發他人的另案犯罪行為為其主觀目的,此行為與立功的相關法律規定不符。

張明楷在論及立功時,提出一個觀點:檢舉、揭發他人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或者協助司法機關抓獲對自己實施了犯罪行為的嫌疑人的,也構成立功。并舉了個實例:宋某(女)因涉嫌盜竊被逮捕,在押期間,如實交到了自己的盜竊犯罪事實,當偵查人員問其有無檢舉揭發其他人犯罪時,宋某揭發了盧某、朱某對其進行強奸的犯罪事實,對宋某應認定為立功。那本案是否可以借鑒該實例分析認定邵某構成立功呢?筆者認為不能,雖然兩案例有共同點:即從某種角度講,邵某和宋某都是被害人,但兩個案例是有本質區別的:宋某案其揭發盧某、朱某對其進行強奸的犯罪事實已經超出了其盜竊案如實供述的范圍,邵某供述的則屬于如實供述的范圍,故不能照搬套用。

綜上所述,邵某主動向公安機關報案(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購買假幣的罪行和被范某詐騙的經過,系自首,但不構成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