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界和實踐界都意識到了現行減刑權運行模式下產生的許多問題,對現有運行模式進行了批判和否定,一致認為現行模式必須改革。如何對減刑權進行配置,成為首當其沖的問題。討論減刑權的配置問題,是為了給減刑權尋找更好的承載機構制,完善其運行方式,更好的發揮減刑權的作用。討論減刑權的配置問題,也是為了避免減刑權行使中腐敗的發生,對減刑權進行監督和制約,畢竟,權力的配置是以不信任為前提的。
減刑權的歸屬是減刑權權力配置的核心問題。有學者主張減刑權是審判權,應依然歸法院行使;[1]有的則主張減刑權是行刑權,應歸行刑機關行使。[2]筆者認為,由于減刑發生在刑罰執行階段,減刑的實質是對刑罰的變通執行方式,而不是對原刑事判決的更改,不屬于審判的部分,明顯的體現為行刑的手段,所以,減刑權屬于行刑權的性質。而且,從減刑制度的價值、原則等方面進行的分析判斷表明,只有將減刑權定義為行刑權,才能更好地實現減刑制度的初衷和目標。
解決了應由行刑機關行使減刑權的核心問題,接下來就是如何以行刑機關為核心進行配置了,也就是權力配置的形式問題。在法院內部建立專門的審判庭,專職進行減刑假釋的審判工作,甚至主張吸收行刑官員作為人民陪審員,都是以減刑權屬于審判權為理論依據的,是在現行運作模式之下提出的改革方案,既不能徹底解決減刑中的問題,也無法實現減刑最高的刑罰效益。以行刑機關為核心進行權力配置,需要徹底打破現行運作模式,可以參照國外立法例,建立專職委員會。委員會成員應以行刑機關人員為主,不僅要有監獄機關的領導,還要有資深的獄政管理人員,同時還要吸納法院人員和相關專家學者,如心理學專家、矯正專家、法學學者和社會學學者等,負責對提交的罪犯日常考核及表現進行審核和監督檢查。委員會成員可分為專職與兼職兩種,采用投票的表決方式,決定減刑與否、減刑的幅度以及減刑的撤銷。
權力配置的設計中必須加入預防性基因:監督權。減刑的監督權仍應歸檢察院行使,檢察院駐監所監督機構應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還可以設置社會監督員,聘請相關專家,給予其隨時進入監所、會見罪犯、查閱減刑材料等權利,以促進監獄管理和減刑制度的公正和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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